蒙哥汗九年（南宋開慶元年，125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必烈啟程北歸，為穩定軍心及防止宋軍尾隨追擊，一邊對外佯稱直取臨安，一邊留下部分軍隊繼續圍攻鄂州。
數日後，蒙軍從容撤出鄂州，鄂州之圍遂解。
圍攻潭州（今湖南長沙）一月有餘的蒙古南路軍，也在同期奉命北撤，與忽必烈留下的接應部隊會師。南路軍主帥兀良合臺當年曾追隨忽必烈遠征大理，是時候在汗位之爭中明確選邊站了。
對忽必烈撤軍最缺乏心理準備的可能是南宋。
站在南宋的角度，說蒙古人會撤軍是有些不可思議的。雖然蒙哥暴斃，蒙軍在鄂州和潭州雙雙陷入僵持，但蒙古人畢竟還處於攻勢，掌握著戰略主動權，湖北、湖南、廣西和江西四省兵連禍結。
只要蒙古人有足夠的韌性與耐心，就與後來苦守六年仍難逃失陷的襄陽一樣，鄂州、潭州被破恐怕也是遲早的事。畢竟，宋軍守城有餘，但反擊能力嚴重欠缺。
但南宋情報機關沒有在第一時間獲取的關鍵資訊是，一場由蒙哥之死引發的蒙古內戰正山雨欲來，忽必烈要緊急北返爭位。
正是在此種巨大的資訊差之下，賈似道做出了一個在後世爭議極大，至今仍聚訟紛紜的舉動：遣使者與蒙古人接觸。在正史中，賈似道被塑造為簽訂城下之盟的請和者，而忽必烈撤軍甚至主要不是為了北上爭位，而是答應了賈似道的求和條件。
據《宋史·賈似道傳》，賈似道為了求和，竟主動提出了「稱臣」與「歲幣」兩大讓步條件：
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從……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之。
《元史·趙璧傳》倒是沒提「稱臣」，但多了一條「割地」，歲幣的數額也明確了：
宋賈似道遣使來，願請行人以和，璧請行……璧登城，宋將宋京曰：「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
稱臣、歲幣、劃江而治，這「鄂州和議」的條件甚至比紹興十一年秦檜籤的「紹興和議」更為苛刻。
此種敘事同時滿足了蒙宋雙方的歷史需求。
對蒙方來說，蒙古大軍在鄂州並沒有受挫，更沒有被迫撤圍，退兵是應宋人求和所請，日後興兵滅宋是因為宋人毀約在先。
而在宋方看來，賈似道守鄂不僅無功，反倒有禍國之過，奸相之奸是一以貫之的。
前者契合了元朝對「無敵之師」「正義之師」的自我塑造，後者照應了儒家忠奸觀對權奸誤國的歷史想象，各得其所，各安其位，這往往是主流歷史敘事的盛大之路。
其集大成者就是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的所述，將南宋亡國責任盡數推諉於先議和後毀約的賈似道：
元世祖以皇弟統兵在鄂，賈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歸，又以援鄂為己功，深諱議和，不復踐夙約，世祖猶遣郝經來修好，更錮之真州，不答一書，不遣一使，於是遂至亡國。
但這大機率曲解了歷史真相。
20世紀80年代，國內開始有學者質疑「鄂州和議」的存在，認為這是稱帝后的忽必烈親自編造的神話，一是為攻鄂失利開脫，二是為滅宋製造口實。
較公允的說法是，賈似道因未掌握忽必烈將北上爭位的情報，的確主動遣使節與蒙古人接洽談和，「請罷兵息民」，但並未提出「屈辱的議和條件」，也就是所謂的「請稱臣」和「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
簡明扼要地說，「有鄂州議和，但並無‘鄂州和議’」，此次宋蒙議和既未達成具有實質性內容的協議，更未形成書面文字，僅僅是一個意向。
當然，賈似道有可能在口頭上向蒙古人承諾了一些讓步條件，但幾無可能是稱臣割地，歲幣就頂天了。忽必烈日後頒佈徵宋詔書（《興師徵江南諭行省官軍詔》），當談及南宋背盟，也僅提到了「願奉歲幣於我」，如果確有稱臣割地，忽必烈沒有理由不昭告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