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當蒙哥遽然駕崩時，阿里不哥理所當然地接收了蒙哥遺留下來的大部分政治資產：蒙哥家族、蒙哥的親信大臣、蒙古本位主義勢力、跟隨蒙哥親征巴蜀的軍隊主力。
令人不解的是，蒙哥有多位已成年的兒子，但他們並未主動或被動地成為汗位競爭者，而幾乎都成為阿里不哥的支援者。
在蒙古親貴中，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的支援者背景不一，本難一概而論。但相對來說，蒙古西道諸王更支援阿里不哥，而東道諸王更多地站在忽必烈一邊。原因之一是東道諸王主要活動於漢人以及漢化程度較深的契丹、女真居住之地，受到漢族經濟、文化之影響較深，故忽必烈的「漢化」政策以及重視、鼓勵農業生產的經濟政策，較易為他們所接受。
就蒙古世界內部而言，無論是麾下的蒙古軍隊還是諸王的支援，忽必烈很可能還稍遜於阿里不哥。作為拖雷家族的「灶主」，阿里不哥實際控制著漠北大部分蒙古千戶軍隊，跟隨蒙哥南征的蒙軍主力在北還後大部分也聽命於阿里不哥。而忽必烈真正能掌控的也就是進攻鄂州所率的蒙古東路軍。
但在蒙古世界之外，忽必烈有一項阿里不哥無法企及的優勢——對中原的掌控力。
總領漠南時，忽必烈就在中原初步奠定了政治基礎，再加上統率東路軍縱橫江淮這一年多的經營，忽必烈在中原一帶相對阿里不哥的政治優勢是碾壓性的。
除了利益層面的政治結盟及人身依附關係，在價值觀上，忽必烈以其漢化傾向更易獲得漢人政治精英的認可，而作為蒙古本位主義者的阿里不哥則與該群體雙向排斥。
除了「漢法派」的標識，忽必烈還有一個意外的價值觀優勢是，與蒙古人的「幼子守灶」傳統相比，漢人士大夫在奪位之爭中偏好長幼有序。
阿里不哥並非不知道中原之重要性，他本指望通過佔據燕京扭轉乾坤，誰料忽必烈對燕京盡在掌握。這也可見忽必烈在中原的佈局並不是可以靠奇謀輕易撼動的，在絕對實力的面前，所謂的心機與權謀都不堪一擊。
誰掌控了中原，誰就掌控了豐沛的人力資源和財政實力。漢軍的戰鬥力固然不如蒙古人，也天然不適配漠北戰事的騎兵高階局，但作為輔助兵力，特別在守城上，仍然有其重要性；在財政上，中原之財力雄厚與漠北之資源匱乏更是高下立見，這在速決戰中或許並不明顯，但在長期戰事中將展示出決定性的優勢。忽必烈實際上駕馭著這個時代的最強戰爭組合：蒙古騎兵加中原財力。
在中原，忽必烈還有兩個相對隱秘的依傍。一方面，忽必烈建立了金蓮川幕府，贏得了漢人士大夫的歸順；另一方面，他通過滅大理和攻鄂州兩次重大軍事行動，也獲得了漢人世侯集團的撐持。
蒙金戰爭爆發之後，地方殘破，河朔、山東豪傑蜂起，紛紛聚眾自保，形成了地方自衛武力，時人稱作「有金南渡，河北群雄如牛毛」。這些地方武裝，一開始只是為了在亂世中捍衛家族以及地方鄉老的安全，但勢力坐大之後，逐漸成為金朝和蒙古競相爭奪的搖擺勢力。
蒙古軍主力西征後，迫於兵力不足，為了爭取這些降附的地方武裝，木華黎賦予他們管理地方的軍事、民政、賦稅及設定僚屬的世襲權力，也就是所謂的漢人世侯，可以部分理解為藩鎮。為了與蒙古競爭，金人當時則針鋒相對地推出了「九公封建」，為蒙金戰爭增添了代理人戰爭的意蘊。
金亡後，漢人世侯躍升為蒙古人統治中國北方的代理人，這一方面是功利意義上的以漢制漢，但另一方面，「封建」本就是蒙古人自身的政治傳統，編戶齊民和大一統此時尚未進入蒙古人的政治視野，大蒙古國只是將分封的物件擴大至漢人而已，對漢人的這個分封缺乏制度保障。
在漢人世侯中，勢力最盛者為真定史氏、東平嚴氏、益都李氏、鞏昌汪氏、順天張氏等。忽必烈開府漠南時，相交最契者為順天張柔與真定史天澤，這兩人也將成為他奪位大戰的馬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