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不哥遠非庸才，他很明瞭自身的政治優勢。他的計劃是，儘快在漠北召開忽裡勒臺大會。
這既是陽謀，也是陰謀。
所謂陽謀，是指阿里不哥身在國都喀拉和林，身兼蒙哥親任監國、蒙古本位主義者與拖雷家族守灶者三重身份，因此得到了大部分黃金家族宗室特別是蒙哥家族的支援，按照忽裡勒臺大會的正常程式，阿里不哥大機率會被推舉為大汗。更何況，作為忽裡勒臺大會合法召開地的漠北，還在阿里不哥的控制下。
所謂陰謀，則是說在漠北召開忽裡勒臺大會，忽必烈必須出席，如果忽必烈拒絕接受落選結果，抑或萬一當選，阿里不哥都可以利用主場優勢逮捕忽必烈，所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有一種說法是，阿里不哥集團的確事先制訂了相應的計劃，只待忽必烈入彀。
而如果忽必烈不去漠北參會呢？那就等同於坐視阿里不哥當選大汗，一旦木已成舟，忽必烈再想掀桌子動刀兵，就形同反叛，毫無合法性可言。這一可能性也在阿里不哥的陽謀算計之中。
那麼，忽必烈實際上只剩下一種選擇了，那就是搶先一步，在己方控制區自行宣佈登位，先下手為強。
對忽必烈集團而言，最好的即位地無疑是大本營開平。景定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從燕京來到了開平，籌劃召開忽裡勒臺大會。
在某種意義上，搶先登位也是鋌而走險之舉。畢竟，按照成吉思汗所定之制，忽裡勒臺大會一是必須在漠北蒙古本部召開，二是必須經由蒙古宗王全體合議。這兩個條件忽必烈都不具備，也就是說，忽必烈於開平召開忽裡勒臺大會宣佈即位大汗，在根本上就缺乏合法性，違反了成吉思汗祖制與基本的程式正義，說得不客氣點，就是僭主。
但忽必烈集團此時已沒有最優解，搶先登位已是唯一的選擇。忽必烈的近臣自然也看到了這一點。
當年三月二十三日，廉希憲進言忽必烈，鼓動「早定大計」：
今阿里不哥雖殿下母弟，彼以前嘗居守，專制有年。設有奸人，俾正位號，以璽書見徵，我為後時。今若早承大統，頒告德音，彼雖遷延宿留，便名叛逆。安危逆順，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
商挺也在同日「勸進」，他的說法極具政治鼓動性：
先發制人，後發人制。天命不敢辭，人情不敢違。事機一失，萬巧莫追。
據《元朝名臣事略》，忽必烈當時的反應是，長考良久，方才決斷：「汝等能葉心輔翼，吾意已決。」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忽必烈「登寶位」，眾皆稱賀。
但可以看出，在這個更像是漢人視角的敘事中，忽必烈即汗位被詮釋為一箇中原王朝式的標準程式，也就是臣子勸進，主上幾番推辭後順應天心民意，連即位理由都是中原價值觀式的「以賢以長，當有天下」。
在漢人視角的歷史敘事中，忽裡勒臺大會似乎就這麼被選擇性地漠視了。但在真實的歷史世界中，忽裡勒臺大會還是要開的，這就像中原王朝的「勸進」一樣，是蒙古世界合法性的必經流程。
儘管，這個忽裡勒臺大會充滿了山寨色彩，一是未在漠北召開，二是隻有那些親忽必烈的宗室貴族到場。但大會再山寨，合法性再闕如，也得開，就好比魏晉時代的禪讓再作偽也得走完全部流程。
當然，忽必烈這個「偽忽裡勒臺大會」也是來了一些人的，最重磅的人物可能是東道諸王之首塔察兒，也就是蒙哥最初委任的徵宋東路軍主帥。塔察兒雖然在大會中帶頭擁立忽必烈，但實際上他此前也游移曖昧，不想在忽必烈與阿里不哥之間過早站隊，之後迫於「二選一」的時勢才決定押寶忽必烈。
總之，就是在三月二十四日這天，忽必烈宣稱得到了開平版忽裡勒臺大會的擁戴，搶先登上蒙古大汗之位，時年四十五歲。
此時，忽必烈得以踐行他當年對「潛邸舊侶」的豪言：
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
這裡有一個疑問：阿里不哥集團為何要坐視忽必烈先發制人？畢竟，搶先即位又沒有什麼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