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真有。阿里不哥受制於自身的合法性敘事，無法像忽必烈那樣無所顧忌。就合法性之爭而言，阿里不哥最大的優勢就是他可以依照祖制，在漠北召開正牌忽裡勒臺大會，並大機率能夠被推舉為大汗。
但問題是，阿里不哥既然主打合法性，就要依照祖制等待諸王貴族聚集到漠北，方能召開忽裡勒臺大會。而西部諸王遙遙千里，朮赤系的欽察汗國更是遠在伏爾加河一帶，來蒙古本土需要時間。
而若不等諸王到齊就先行召開忽裡勒臺大會，那麼，阿里不哥就等同於破壞了合法性，與忽必烈那個山寨大會又有什麼不同？
阿里不哥必須等，哪怕明知道忽必烈可能捷足先登。這也是一種路徑依賴和求仁得仁吧。
當然，阿里不哥集團可能對忽必烈的孤注一擲缺乏足夠預判，按照這個時代蒙古人的認知，自行稱汗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近乎政治自殺。
忽必烈即汗位次月，也就是當年四月，阿里不哥最終在喀拉和林一帶召開忽裡勒臺大會，正式被推選為蒙古大汗。
就這樣，大蒙古國前所未有地出現了兩位並立的大汗。
在這場汗位之爭中，蒙古諸王的態度頗值得玩味。不少家族內部就此產生了分裂，如塔察兒擁立忽必烈，其兒子乃蠻臺擁立阿里不哥；窩闊臺系的合丹支援忽必烈，其兩個兒子忽魯迷失和納臣支援阿里不哥；身在波斯的忽必烈六弟旭烈兀前期態度曖昧，後期選定忽必烈，但其長子主木忽兒是阿里不哥的狂熱支援者……父子和兄弟間的「政見不合」比比皆然。這當然有可能是一種權力分散下的隨機與偶然，但也可能是蒙古宗王家族在政治風向未明時分散風險的「兩邊下注」，頗得魏晉世家大族亂世求存之真味。
論實力自然是忽必烈更強，但阿里不哥在合法性上的優勢幾乎是壓倒性的。阿里不哥不僅全權操辦了蒙哥的葬禮，還在蒙古本土召開了忽裡勒臺大會。在欽察汗國的朮赤家族，其首領別兒哥發行了印有阿里不哥之名的硬幣，這無疑表明其對阿里不哥宗主權的認可，「在名分上，任何人都清楚阿里不哥是正統的大汗」。
既然阿里不哥才是正統大汗，那忽必烈一方不就是叛軍了嗎？日本蒙古史學者杉山正明就認為，沒有「阿里不哥之亂」，只有「忽必烈之亂」，稱忽必烈政權是「軍事政變政權」。
但忽必烈在中原找到了合法性。這一年（1260年）四月六日，比阿里不哥即位稍早一些，忽必烈頒佈了一道洋溢著中原正統觀的即位詔書。
忽必烈這道詔書主要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批判阿里不哥的亂國，宣揚自己繼承汗位的過程及合理性，所謂「俯循輿情，勉登大寶」；其二，公開宣稱將革新蒙古舊制，所謂「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而革新的方向，指向的是「武功迭興，文治多缺」，謀求建立一種「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的蒙漢二元政治文化秩序。
這既是忽必烈即位後拿出的第一份施政綱領，也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達「效行漢法」的政治意志。
這份文采斐然的詔書不是出自忽必烈之手，而是由金末漢人狀元王鶚撰寫。忽必烈在政治生涯早期雖以漢化傾向聞名，但他與之前四位蒙古大汗一樣，很可能不太通漢語，終其一生都是如此。
雖然漢語不行，但忽必烈對中原統治秩序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
五月十九日，忽必烈又幹出了一件大蒙古國立國以來史無前例的大事：建元。
建元，也就是建立正式的漢式年號，忽必烈這是以中原皇帝自居，是再明顯不過的「效行漢法」政治宣示了。
這還不止。忽必烈建元「中統」，大概意思是「中原正統」，以承繼中原的皇統自命。忽必烈在《中統建元詔》中明確表示：「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製。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為先。」
此時，忽必烈的自我定位中已包含雙重身份：既是蒙古大汗，也是中原皇帝。
在戰爭即將爆發之際，忽必烈如此高調地效行漢法，很可能也蘊含著爭取儒臣士大夫、漢人世侯乃至中原民心的政治訴求。
畢竟，此時蒙古本位主義勢力已為阿里不哥所驅使，忽必烈也不必過於投鼠忌器，中原與漢人才是他爭位的最大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