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讓步條件是什麼？本書上一章曾探討過，不可能是稱臣割地，所謂歲幣的可能性也不大，歲幣在兩宋政治中內含辱國語境，苦心經營軍功人設的賈似道若承諾歲幣，無異於政治自殺。更何況，歲幣茲事體大，又豈是賈似道可以擅專的？
賈似道至多也就是口頭承諾了送點錢。《宋史·賈似道傳》稱郝經使宋是「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但郝經聲稱的歲幣未必屬實，可能只是談判前的漫天要價。對此，郝經本人其實也並未想瞞天過海，他在被囚南宋期間的《上宋主陳請歸國萬言書》中寫道，「止是告登寶位，布弭兵息民之意，其餘無他蔽匿」，並未提及歲幣。
按照傳統的歷史敘事，賈似道在鄂州議和中承諾了歲幣等讓步條件，郝經使宋的訴求之一是讓賈似道兌現承諾，因此惹得執意背約的賈似道惱羞成怒。從各種證據看，這個敘事邏輯很是牽強，原本就只有「鄂州議和」，而無「鄂州和議」。
為了達成議和，郝經此行將姿態放得不高，一改開戰後蒙古人對宋外交的趾高氣揚。在與宋的國書中，郝經甚至將此前的蒙古侵宋責任盡數推諉給前面幾任大汗，「且術速門之事、合州之役、武昌之舉、江上之師，皆先朝之事，非主上之所欲為」。在這樣的「取悅」情境下，即使賈似道真有把柄在蒙古人手上，忽必烈和郝經又怎麼可能刻意激怒賈似道，令談判橫生枝節？畢竟，如前所述，忽必烈此時的急務是與宋休兵，以全力與阿里不哥決戰。
換言之，是郝經使團有求於賈似道，而不是相反。
儘管並不存在所謂的歲幣和背約，但郝經使宋的確引發了賈似道的激烈反應。
中統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七月，郝經使團抵達邊城宿州，遣副使與南宋方面聯絡講和一事。在賈似道的慫恿下，宋理宗下詔告諭「誓不與北和」，並令人毀去接待外國使臣的都亭驛，以示絕不接待蒙古使者。
吃了閉門羹的郝經不願就此放棄。八月，心存僥倖的他率從者三十七人南渡淮河，強行進入宋境，意圖造成談判的既成事實。但賈似道沒有給對方任何機會，郝經使團剛入境，賈似道便命兩淮制置大使李庭芝將其扣留在真州（今江蘇儀徵），不準入朝，也不予放歸，但在生活待遇上卻又關懷備至，體貼入微，連郝經也承認「恩禮加厚，坐享饔牢」。
郝經被羈留期間，曾數次上書南宋君臣，僅寫給賈似道的就有《與宋國丞相書》《再與宋國丞相書》《復與宋國丞相論本朝兵亂書》《過總管回降與賈丞相書》《與賈丞相書》等數篇，內容基本上都是「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但賈似道始終置若罔聞。
賈似道究竟為何要囚禁郝經？《宋史·理宗本紀》的解釋是：「謀出賈似道，帝（理宗）惑其言不悟。蓋似道在鄂時，值我世祖皇帝歸正大位撤兵，似道自詭有再造之功，諱言歲幣及講和之事，故不使經入見。」《宋史·賈似道傳》解釋的版本是：「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忠勇軍營。」
這兩種說法相近，也大致公允，當然，「諱言歲幣」除外。
綜合這兩種說法，並撇去歲幣一說，大致就有了答案。
鄂州之戰後，賈似道通過授意門客鼓吹等方式，全力打造了一個軍事神話：忽必烈之所以倉皇北遁，是因為賈似道親自率軍在鄂州城下大獲全勝。至於他曾在鄂州與蒙古人接洽議和一事，則秘而不宣，成了賈似道集團的最高機密，連宋理宗都被矇在鼓裡。
而郝經使宋，勢必會讓賈似道的彌天大謊大白於朝野，不僅其賴以把持朝堂的軍事神話蕩然無存，還可能被窺伺在側的政治對手趁機發難，發動政治清算。
如此說來，賈似道怎麼可能讓郝經全身而退，其間所涉之事已危及他最深層次的權力根基。
郝經這一關，就是十六年；賈似道的秘密，也被保守了十六年；南宋的命運也在十六年間不斷走向毀滅。
從消弭政治風險而言，賈似道無疑功德圓滿，在其軍事神話的光環下，天下共仰他為救時良相。
但這是因私害公的誤國之舉，郝經被囚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南宋滅亡的先聲，給蒙古留下了出兵南征的口實，並使宋蒙關係錯過了一次即使是短暫的好轉機會，正如此後文天祥所浩嘆的：「似道喪邦之政，不一而足。其羈虜使，開邊釁，則兵連禍結之始也。」
當然，無論郝經被囚與否，忽必烈日後都不太可能放過南宋，但賈似道此舉至少是加速了宋亡的程式。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無論賈似道多麼短視偏私，但作為一名有深厚軍事經驗的上位者，他不可能不知道，拘郝經意味著宋蒙走向全面交惡；更不可能不知道，蒙古人的軍事實力是南宋望塵莫及的。
無論如何，賈似道誤國只是一個結果，但就初衷而言，他並沒有誤國之心。
這裡有兩個未必嚴密的解釋。
其一，鄂州保衛戰的勝利的確讓賈似道陷入某種飄飄然的狀態，對自己的軍事統率力與南宋的軍力產生了過高的估計，「再造王室」一類的誇張吹捧聽多了，會逐步降低一個人對真實世界的體察力。
其二，自大之餘，賈似道可能也心存僥倖：蒙古人的內戰或許曠日持久，蒙古人對於南下的興趣可能被耗盡了。特別是，鄂州經驗和釣魚城經驗也共同構成了一個可能的路徑依賴：只要頂住蒙古人的強攻幾個月，他們內部自然會狀況百出，從而自行撤退。
說白了，賈似道多少有點賭博的意思，而之後的時勢發展似乎也證明他賭對了。
中統二年（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五月，忽必烈遣使責問南宋扣留使臣、侵擾疆界之罪，但南宋根本置之不理；兩個月後，忍無可忍的忽必烈對南宋發出了軍事威脅，甚至頒發了一通咄咄逼人的伐宋詔諭，但南宋還是緘口無言。
此時，忽必烈的主力正忙於與阿里不哥軍纏鬥，所謂伐宋只是討個口彩，虛張聲勢，根本就無落實的可能性。
阿里不哥也就罷了，忽必烈此時還被迫陷入另一場猝不及防的軍事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