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平定李璮之亂的首席功臣，史天澤正處於一種不可名狀的焦躁中。
史天澤可能不斷地回想起，李璮被俘後對他喊出的那句足以誅滅九族的話，「你有文書約俺起兵，何故背盟？」
當時，史天澤既沒獻俘，更未請旨，以「宜即誅之，以安人心」為由，即刻於軍前虐殺了李璮。
這麼匆忙地殺掉李璮，很難不讓人懷疑這是先斬後奏，甚至是殺人滅口。
這並非空穴來風。據《史天澤家傳》，事後史天澤覲見忽必烈時，「乃以擅殺自劾，上察公忠誠，亦不之罪」。
殺人滅口多少可能有些陰謀論，但擅殺卻無從辯駁。
一句「上察公忠誠」背後，是史天澤家族與蒙古政權長達五十年的「出沒風波里」。
1213年，史天澤之父史秉直與長兄史天倪歸降木華黎時，史天澤還是個十二歲的稚子。1225年，史天倪為金將武仙設宴誘殺後，史天澤承接過父兄建立的家業，招集流散，存恤窮困，敗武仙，圍蔡州，真定史氏遂於數年間勃興為漢人世侯之翹楚。
1251年，忽必烈總理漠南軍國重事時，「極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請以天澤為經略使」，據說史天澤上任後「興利除害，政無不舉」，這極可能是忽必烈與史天澤漫長政治合作的起始點。
所謂忽必烈「察公忠誠」，最早的緣起也在那幾年，更準確地說，就是阿藍答兒鉤考。當阿藍答兒在中原對忽必烈集團發動極盡所能的政治構陷時，史天澤站了出來，他憑藉作為勳舊和世侯的政治威望，從阿藍答兒手中營救出不少金蓮川幕府中人。
在此後的阿里不哥與忽必烈之爭中，史天澤也堅決與忽必烈站在一起。
在某種程度上，中書右丞相就是忽必烈給史天澤長年盡忠的回報。
史天澤效忠忽必烈，既是一種基於實力計算的政治投機，因為忽必烈掌控了中原的財力與人力；也是一種基於價值觀的結合，作為漢人世侯，史天澤天然地支援忽必烈所代表的蒙古漢法派。
但在李璮之亂前後，史天澤等漢人世侯究竟與李璮有無某種政治勾連，甚至私相授受？
說來話長。
漢人世侯多是在蒙古南下攻金時，率領數千數萬家族部眾歸降的地方豪強，他們割據一方，互不隸屬，彼此處於某種微妙的政治競爭態勢，很難用傳統意義上的「政治集團」來定義。
漢人世侯與蒙古的主要分歧，絕非所謂的民族矛盾。各大世侯家族長居北方，對「南宋正統」缺乏認同，他們在蒙金戰爭中的所謂歸降也是「叛金降蒙」，根本就和民族大義扯不上任何關係。特別是那些世居燕雲地區的世侯家族，自安史之亂以來就成為中原政權的「化外之地」，歷經河朔藩鎮、石敬瑭後晉、遼、金和蒙古統治，已有五百年的「去中原王朝化」，哪裡還談得上什麼「心向大宋」。
也因此，漢人世侯既然不構成一個政治集團，也就更談不上「漢人政治利益集團」了。當年的地方豪強之所以可以成為世侯，也是蒙古人的主動選擇，可以看作一種間接統治或代理人政權。
那麼，漢人世侯與蒙古的矛盾何在呢？
漢人世侯的核心利益就在於長期維持半割據、藩鎮化狀態。當蒙古人不把中原當回事，或者說不視作核心統治區的時候，自然是傾向於儘量放權，給予世侯更大的自治權，以換取世侯為諸王（投下主）與蒙古收稅，為蒙古與南宋作戰。但忽必烈的上臺改變了這一切，他越重視中原，越將中原當作核心統治區，就越想回收世侯的權力，將間接統治改為直接統治。
也就是說，在蒙哥這樣的蒙古本位主義者得勢之時，漢人世侯的政治地位固然不高，上升空間也不大，但被忽視也是一種自由，蒙古缺乏甩開世侯直接統治的興趣與內驅力，他們的唯一政治重心是蒙古草原，蒙古與中亞、東歐一樣，都是可以分封、可供間接統治的「次級領地」；而當忽必烈這樣的漢法派上臺後，漢人世侯在感受到被重視的同時，半割據時代也就接近尾聲了。
忽必烈重視漢地，重用漢人，這對漢人世侯而言是政治機遇；但忽必烈立志「削藩」，改間接統治為直接統治，這觸動了漢人世侯的核心利益。
正是在「削藩」的威脅下，漢人世侯漸成利益集團之感。也就是說，漢人世侯雖不構成一個緊密的政治集團，但的確形成了某種鬆散的利益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