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漢人世侯內部也有分化，比如李璮可以算是激進派，史天澤算是保皇派。但從根本上而言，他們都直面著類似的削藩恐懼，有著唇亡齒寒的自覺，世侯間很可能長期有一些書信往來、資訊交換、怨氣宣洩，乃至共進退的口頭約定，這也在情理之中。
即使是作為忽必烈近臣的史天澤，也很難說與李璮及其他世侯之間就沒有任何私下交往，甚至也不排除在書信中一起說些攻訐蒙古人乃至忽必烈的所謂「悖逆之語」。
這不僅僅是基於歷史情境的推測。據《元史·張弘略傳》：「李璮既誅，追問當時與璮通書者，獨弘略書皆勸以忠義，事得釋。」
張弘略是順天世侯張柔的第八子，張弘範的哥哥。李璮與世侯及漢人官僚多有通訊，但只有張弘略始終在書信中堅持「忠義」立場，可見其他通訊者說了不少有違忠義之語。
不過，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史天澤也是李璮的通訊者之一。只能說，如果史天澤也是通訊者，他很可能也對李璮說過某種犯忌之語。
因此，李璮痛斥史天澤那句「你有文書約俺起兵，何故背盟」，自然經由李璮的渲染誇大，畢竟深得忽必烈器重的史天澤沒有任何「起兵」的動機；但也未必是無中生有，李璮與史天澤之間可能有文書往來，也可能有過什麼同氣連枝、和衷共濟一類的口頭盟約，只是遠沒有到共同起兵的地步罷了。
李璮為什麼要說這句話？一方面，他可能對史天澤等世侯非但沒有出兵相助，還反戈一擊懷恨在心，臨死前構陷一下史天澤也算出了口惡氣；另一方面，如上所說，史天澤或許對李璮說過什麼牢騷話，或許對李璮的激進態度也表達過聲援，雖然可能只是逢場作戲、隨聲附和，但反志益堅的李璮在志得意滿之下，很可能會將史天澤等人的游移曖昧曲解為正式結盟，並深信不疑，這也是一種扭曲了現實的認知。
誇大也好，構陷也罷，史天澤在第一時間就殺掉了李璮，從而沾染了殺人滅口的嫌疑。
參與謀逆是重罪，但忽必烈並不打算追究。不僅是對有嫌疑的史天澤，甚至對子弟牽涉李璮之亂極深的濟南張氏，忽必烈也手下留情，不惜「曲法優免」。
究其原因，其一，李璮之亂剛剛平定，與阿里不哥的戰爭還在進行中，前面又剛剛殺了王文統，忽必烈不想在此時頻掀大獄，冤枉忠良也就罷了，萬一逼得史天澤及其他世侯鋌而走險，反而釀成禍事。這在邏輯上，與曹操在官渡之戰後焚燒部下與袁紹往來的書信是相通的。
其二，忽必烈固然想「削藩」，但並不想將漢人世侯連根拔起，畢竟，這些人也是他不可或缺的執政基礎之一。忽必烈既需要他們壓制內部的蒙古本位主義勢力，將統治重心進一步轉向中原；也需要在未來依靠他們南征趙宋，以漢制漢。
此時，對於漢人世侯，忽必烈已有了一整套處置方案。忽必烈總的原則類似「大棒加胡蘿蔔」：硬的一手，迫使漢人世侯交出地方上的實權，尤其是軍權，從根本上消弭再次發生類似李璮之亂的政治軍事基礎；軟的一手，不搞擴大化，既往不咎，繼續重用世侯等漢人官僚。
李璮之亂成為忽必烈加速削藩的一個契機。一方面，李璮是反削藩激進派的領袖，他的潰滅令削藩阻力立減；另一方面，史天澤這些人雖然原本也不支援削藩，但疑似參與謀逆一事讓他們在政治上失去了博弈抵抗能力，沒被牽扯進去已然幸甚至哉，對忽必烈唯有俯首聽命。
削藩甚至不需要忽必烈親自發起，《元史·史天澤傳》記載，史天澤主動請命：「兵民之權，不可並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很可能，史天澤是想以主動削藩，彌補擅殺李璮之過，修補他與忽必烈初現裂痕的君臣關係。
不過，史天澤此舉是出於政治嗅覺敏銳，主動為君王解憂，還是忽必烈需要一個人來承擔這一職責，給了史天澤某種暗示，又或許是兼而有之，已不得而知。
史天澤請命削藩後，史氏子弟即日解兵符者便有十七人。真定史氏這一帶頭，其他世侯深知大勢已去，抵制已無意義，索性群起效仿，東平嚴氏、順天張氏、濟南張氏等在短期內紛紛交出兵權。
接著，忽必烈彷彿是應民意之所請，啟動了大規模的內部改革：設樞密院以統兵權；為中書省擴權，加強中央集權；嚴格執行地方兵民分治；罷世侯世襲；取消漢人官僚封邑；除世侯本人，罷其兄弟子侄為官者……
原本千頭萬緒、成敗未卜的削藩大業，竟這麼一蹴而就了。
這麼一場對既得利益的顛覆式變革，竟生出些君臣和衷共濟的歲月靜好感，有了幾分杯酒釋兵權的意思。
這當然主要歸功於蒙古人壓倒性的軍事優勢，特別是世侯懾於蒙古人快速平定李璮之亂的赫赫軍威，不敢再作非分之想；但與此同時，忽必烈配套的懷柔政策也給了世侯堪稱體面的退出機制。
削藩後，忽必烈對世侯的猜忌之心頓減，反倒給了他們更多的政治上升空間。世侯的政治舞臺從地方轉至中樞，以實權換高位。比如，史天澤繼續做著他的丞相，日後又與張柔之子張弘範一起成為滅宋的蓋世功臣。
這也可以看出，所謂解除世侯兵權，更多是私兵意義上的，一旦過了所謂的考察期，忽必烈還是不吝於給予部分世侯統兵權的，只不過，他們從世侯變成了元軍的職業將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