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本就是大勢所趨，相比世侯的有失有得，漢人士大夫意外成了李璮之亂的最大受損者。
漢人士大夫與李璮並無太多勾連，出於大一統的儒家正統觀，他們甚至算是忽必烈削藩的思想資源提供者及重要推動者。所謂漢法，其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以中央集權凌駕於分封制之上，這個分封制既包括蒙古諸王意義上的，也包括漢人世侯層面的。
也就是說，在意識形態層面上，漢人士大夫是漢人世侯的天然反對者。
問題出在王文統事件上。
王文統伏誅後，事件並沒就此打住，漸有株連擴大之勢。忽必烈的寬宏大量是有選擇的，對史天澤這些世侯盡力保全，而對漢族文官集團的內部清洗則持默許態度。
廉希憲、商挺和趙良弼這三位潛邸舊臣首先被牽連了進來，理由是他們與王文統關係不錯，有參與謀逆之嫌。
查了幾輪之後，忽必烈雖沒拿到任何實質證據，卻也令他對這幾位舊人乃至漢族士大夫心生芥蒂，「始疑書生不可用」。
這也標誌著，自1251年以儒臣為主要班底的金蓮川幕府成立以來，忽必烈與漢族士大夫的締盟首次出現重大裂痕。
忽必烈何以一改重用漢族士大夫的政策導向？畢竟，金蓮川幕府與漢地是他賴以起家的政治根基。
原因可能有三個。其一，李璮之亂與王文統事件令忽必烈對漢臣的信任大減，文官也好，武將也罷，都紛紛捲入了謀逆風波，這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其二，阿里不哥此時雖殘部尚在，但大局已定，蒙古本位主義勢力對忽必烈汗位的威脅大減，忽必烈沒有必要繼續強化自身作為漢法派領袖的政治光環。與漢人、漢法保持一些必要的距離，可以讓他作為「所有蒙古人的大汗」的新角色更易在草原被接受。其三，忽必烈已經找到了可以部分替代漢人士大夫的政治勢力，這個稍後即詳述。
此次政治株連，最早的告發者竟也是一位潛邸舊臣——趙璧，也就是鄂州議和時的蒙方代表。趙璧當時可能也只是以正統儒生的立場，出於對聚斂之臣王文統及其支援者的憤恨而窮追猛打，最多或許還有些政治傾軋的權鬥因素。但他很難想到，其引發的滔天巨浪幾乎將漢人士大夫一掃而空。
當漢人士大夫陷入內訌之時，一個一度被邊緣化的政治集團正坐收漁利。王文統得勢前，從窩闊臺起至蒙哥時代，來自西域的色目官員一直為蒙古大汗理財，或在中央管理錢穀，或在地方徵收賦稅。但王文統上位後，起用漢人，以漢法理財獲得更大成效，極盡忽必烈之榮寵，色目理財系官員遽然失去地位，就連身為色目人的右丞相禡禡也在政爭中不敵王文統，黯然罷相。
王文統東窗事發後，色目理財系官員捲土重來，鳴冤叫屈，所謂「西域之人為所壓抑者，伏闕群言」。王文統當年能夠擊敗色目理財系官員，除了個人驚才絕世，可能也與色目人慣於中飽私囊有關，而此次色目人反攻倒算的說辭可稱深文周納：他們的貪墨總勝於漢人之謀逆，「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
忽必烈很可能也在一定程度接受了這一話語體系，由此開始摒棄漢人士大夫，重新起用色目理財系官員。
除了不信任漢人，忽必烈拔擢色目人的另一大原因是：蒙古一日不可缺聚斂之臣，開疆拓土需要錢，籠絡諸王需要錢，宮廷消費需要錢，什麼都需要錢。與中原王朝極不一樣的是，大蒙古國在某種程度上奉行的是草原游牧文明的財產共有制，或者說，軍事民主制。蒙古有義務通過賜賚制度，將中原財賦大量分潤給黃金家族各宗王和貴族，甚至是普通游牧民，以維持大汗的合法性。
元朝的賜賚形式有歲賜、特賜、宴賜、忽裡勒臺賞賜、新君即位賞賜等，賞賜物品包括金銀、鈔幣、糧食、絲織品等，幾乎無物不賞。賞賜數額大，次數頻，名目繁多，客觀上給蒙古造成了極大的財政負擔，而這在中原本位的儒家士大夫看來，就是揮霍無度，就是賞賜氾濫。
也就是說，忽必烈及前代蒙古大汗的理財需求，除了軍費和宮廷揮霍這些中原君主共有的需求，也有草原式家產共有制的內在制度需求，不能僅僅以儒家價值觀中充滿貶義的「聚斂」和「濫賞」概而論之。
出身金蓮川幕府的儒臣士大夫，對理財派漢臣王文統及其支援者欲除之而後快，在他們「二選一」的政治想象中，只要除掉了「學術不正」的聚斂之臣，自然就是國無奸佞、眾正盈朝。趙璧們的政治構想，跳脫不出王安石時代的新黨與舊黨之爭，更跳脫不出中國傳統政治的小人君子之爭。殊不知時移世易，在忽必烈時代的政治結構中，除了所謂的新黨與舊黨，還有聚斂更為恣肆的色目理財系官員，以及高高在上、俯視一切的蒙古。
更何況，王文統死後，漢臣中也再無如此精於理財且深諳帝王心事之能臣，剩下的都是恥於談利的儒家士大夫，忽必烈不重用色目人又能找誰？
恐怕直到喪鐘響起，趙璧等執迷於內鬥的人才明白，君王固然念及金蓮川幕府的舊情，固然親近漢法，但權力的不可侵犯性和聚斂錢財的政治需求壓倒一切。
后王文統時代，色目人阿合馬應運而起。
在《元史》中，阿合馬似乎是橫空出世，「阿合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進」。但根據《史集》所述，阿合馬出身於中亞費納喀忒（今烏茲別克境內），是察必皇后的陪嫁奴隸，與皇后家族「過從甚密」，很早就隨察必進王府侍從於忽必烈左右，某種程度上也算是潛邸舊臣。
因為有了這層主奴關係，阿合馬深受忽必烈信任，憑藉著色目人的理財天賦扶搖直上。中統二年（1261年），他已是上都留守同知兼太倉使，代忽必烈掌管宮廷倉廩錢糧。王文統在朝中針對色目理財系官員發動政爭時，連右丞相禡禡都相位不保，阿合馬卻屹立不倒。
也因此，當王文統事敗身死，忽必烈能想到的第一個接替者就是阿合馬。中統三年（1262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
至此，大蒙古國的財政大權轉了一圈，重新回到了色目人手中。
無論是作為在中原無根無柢的色目人，還是作為大汗家奴，阿合馬至少在謀反問題上，絲毫不用忽必烈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