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忽必烈政權困於漠北戰事與李璮之亂，賈似道在南宋推行規模浩大的新政。
儘管南宋在歷史上有富庶之稱，商業、城市經濟和海洋貿易臻於極盛。但到了賈似道時代，歷經二十餘年的蒙宋戰爭，南宋「國計有將敗之虞」，當時有大臣憂心如焚地上奏稱：
國家版圖日蹙，財力日耗……聞之主計之臣，歲入之數不過一萬二千餘萬，而其所出，乃至二萬五千餘萬……財用空竭猶之氣血凋耗，亦足以斃人之國……國家用度日以不給，蓋有如賈誼所謂「大命將泛，莫之振救」者。
上述奏對有一句極痛切之語，「財用空竭猶之氣血凋耗，亦足以斃人之國」，南宋財政到了此等境地，不改已有亡國之憂。對此，急於撈取政績的賈似道又豈能置若罔聞，他希冀以新政澄清自己於天下。
相比包羅永珍的王安石變法，賈似道新政基本侷限於財政領域，目標也未必有「富國強兵」這麼高遠，也就是為了緩解南宋末年「國庫空虛，州縣罄竭」的困境，說白了就是籌集軍費。汲汲於仕途的賈似道遠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很可能並沒有王安石那麼強烈的價值觀訴求，他發動新政更多隻是一個宰執在戰爭年代別無選擇的救世之舉。
但這至少可以說明兩點：其一，賈似道執政之初，未必如傳說中那樣苟安無為，無論其才具如何，他是有銳意改革之志的，為此不惜將自己拖入政治旋渦；其二，蒙古與南宋在財政上幾乎同時陷入了捉襟見肘的戰時經濟窘境，繼而直面各自的聚斂政爭，那邊的主角先後是王文統與阿合馬，這邊的主角是賈似道。
賈似道新政的核心，是景定四年（1263年）二月施行的公田法。所謂公田法，就是國家強制性從擁田逾限的官戶那裡回購田地，作為長期的軍餉來源。
按照周密《齊東野語》所述：
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則每歲六七百萬之入，其于軍餉沛然有餘。
公田法出臺前，宋理宗舉棋不定，擔心其牽涉面過廣，便以春耕在即為藉口，欲推延至秋後再議。賈似道對皇帝的優柔寡斷心存不滿，就以辭官歸田相要挾。宋理宗見狀，只得同意先在浙西進行試點，繼而推行全國。
為平息物議，賈似道率先將自家在浙西的萬畝良田獻出，作為官田首倡，宋理宗之弟榮王趙與芮隨後跟進，令反對派一度噤聲。趙與芮素來與賈似道不和，參與獻田應為宋理宗授意。
儘管賈似道的初衷是為了籌集軍費，但公田法只要推行下去，自然有抑制兼併之功能。土地歸國家所有在中國歷史上有著充沛的思想資源，儘管王莽附會《周禮》的王田制改革以一種極荒誕的方式破滅，但類似的變革衝動始終存在於歷代。
賈似道未必有這樣的情懷，就當時的情勢來看，公田法可能也是不得不發。南宋的軍糧此前高度依賴和糴制，也就是官方強制從民間統購糧食。但隨著南宋財政狀況的惡化，和糴的價格越壓越低，嚴重脫離真實市場價格，民間苦不堪言，難以為繼。
同樣是聚斂，從理念而言，公田法至少是著眼長期的，只要國家回購田地的出價公道，倒也未必算得上惡政，或者說，相比和糴，兩害取其輕。
但問題還是出在了執行上。公田法的原始版本是國家強制買回超過官戶限定的田畝數，之後一路升級，先是凡擁田兩百畝以上的官戶，由國家買回三分之一田產，再後來連一百畝甚至更少，都要買回。
為了邀寵於賈似道，地方官在公田法改革中恣意妄為地擴大化，除了大地主，稍寬裕點的普通人家也被強制賣田，有異議便以刑罰逼迫，致使民間騷動。
打擊面過廣也就罷了，因為購田數過於龐大，南宋朝廷付不出購田銀錢，就用紙幣等充數，甚至連發給僧尼的免稅度牒也被拿來抵值，被周密譏諷為「幾近白沒矣」。官府給的購田價甚至不到真實價格的一成，價值一千貫一畝的良田，僅給四十貫，且一半是無用的官誥、度牒，另一半是日益貶值的紙幣「會子」。
為了推進公田法，賈似道又啟動了推排法，也就是重新核檢土地面積，查實賦稅，與阿合馬在北方的清查戶口遙相呼應。時人作詩譏刺雲：
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
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
針對南宋楮幣（楮皮紙製成的紙幣）一再貶值的困局，賈似道不惜賭上政治威望，貿然啟動了風險極高的貨幣改革，實則就是再發行一版紙幣。果不其然，貨幣改革不但收效甚微，反而加重了南宋的財政危機與民生困苦，如周密《齊東野語》所說：
物價自此騰湧，民生自此憔悴矣。
無論南宋財政體制的變革必要性如何蹙迫，也無論賈似道的救世之心如何真切，強制買田、查稅、物價飛漲……新政全面鋪開之後，朝野內外之眾怒如水火，阻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宋理宗、賈似道君臣的聯手威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