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雖然宋理宗平日對政事不甚關心，新政之初也一度畏葸不前，但他實際上是賈似道新政的幕後支援者。說白了，南宋財政危機之嚴重昭然若揭，顢頇如宋理宗也無法視而不見。甚至有理由懷疑，新政就是宋理宗本人的想法，賈似道更多的是扮演具體執行者的角色。
總得有人為君父分憂，作為獨相的賈似道責無旁貸，這或許就是集權的反噬吧。除了相才不足，賈似道可能是高估了自己援鄂歸來的威望，更可能是低估了本朝政制的疾不可為，總之，賈似道新政在一兩年間便敗象已露。
景定五年（1264年）七月初，也就是新政發端的一年半後，一顆突如其來的彗星劃過大宋的天空。依照天人感應的「天變」慣例，宋理宗「詔求直言」，卻在不期然間引發了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
風暴的中心正是賈似道。以彗星為契機，朝野各方人士對新政特別是公田法群起而攻之，朝中甚至有人直指賈似道擅權，抨擊他入相以來朝政敗壞，「忠厚之澤已盡矣」。這與王安石變法期間彗星出現時的朝野輿情如出一轍。
《元史·葉李傳》記載，八十三名太學生伏闕上書，攻訐新政「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繆司臺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神人共怒，以幹天譴」。上書由太學生葉李起草，賈似道聽聞後盛怒，派左右誣告葉李，將其貶至漳州。
此時的賈似道當然無法預料，十餘年後，他臨死前與葉李會有一次主客易位的會面。
《宋史·高斯得傳》也記載了大臣高斯得上書宋理宗：
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歲，大水為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躍，民命如線。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
賈似道的政治形象由此步入下行線，他在後世的奸相定案多半肇始於此。
黃仁宇以他一貫的重數目字而輕儒家道德敘事的價值觀指出：
賈似道之犯眾怒，並不是單獨的由於他合計敵情錯誤，也不是因為他驕奢淫佚，而大部是由於他在理宗趙昀的最後兩年，倡議「買公田」，等於沒收一部分富人的資產去充軍食。並且又由他主持發行最後一次的信用貨幣，引起物價再度上漲。
旋渦中的賈似道退意萌生，彗星爭議發酵後便向宋理宗乞辭相位。在熙寧時代的彗星風波中，王安石也曾自請罷相。
賈似道的辭相，自然有其心灰意冷的一面，但其中可能也有以退為進的權謀。
宋理宗的優容權相人設一以貫之，面對朝野對賈似道的如潮指斥，他在詔書中難得展露出了君王的擔當：
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幣之費，下可以免浙右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命卿決意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於此。君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其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職，毋孤朕倚毗之意。
「不知祖宗三百年間，曾有士人上書而去宰相者乎！」宋理宗一錘定音，「由是公論頓沮」，「自是中外結舌焉」，彗星政治風暴終了於此。賈似道保住了相位，公田法也未廢止，但新政已然再衰三竭，日暮途遠。
無論後續影響如何，單純就政治操守而言，宋理宗對賈似道新政始終如一的支援令人稱道，君臣相契甚於宋神宗之於王安石。這或許也算是一種「得君行道」，但賈似道新政是否算是「行道」，卻在當時和後世都充滿爭議。
彗星政治風暴，連帶辭相風波，深刻影響了賈似道政治人格的蛻變。
其一，援鄂歸來後，賈似道一時眾望攸歸，大有「安石不出，如蒼生何」的聲勢，與士人的關係也稱得上融洽，被視作士大夫的一分子。彗星政治風暴後，賈似道與士大夫集團的結盟關係趨向破裂，士人視賈似道為聚斂之臣與誤國權臣，大肆抨擊；而賈似道則在風波平息後大舉報復太學生等批評者，「所謂陷害忠良、排除異己、實施專政，成為其公田不便之外更大的罪名」。
其二，辭相成為賈似道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鬧劇。在第一次辭相中，賈似道得到宋理宗的慰留，不僅安然渡過政治風波，而且權位愈固。這自然是一個正反饋，賈似道其後很多年間又屢次請辭，被時人諷為「要君」，也就是以辭職與皇帝博弈，甚至要挾皇帝。將請辭定義為「要君」或政治表演，多少有些誅心，賈似道或有真心求退之意，但累辭不得反被許以更多恩遇，卻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其三，賈似道政治生涯的前半程以奮發有為、勇於任事著稱，軍事上破釜沉舟，政治上銳意革新，但彗星風暴後，因循苟且成為他全新的政治標籤，他主動融入了南宋的苟安政風：
可知景定年間賈似道初入相之際，對自己的立身尚具有清廉奉獻的自律意識，銳意改革，志在解決南宋積弊，其以失敗告終，直接導致了他在鹹淳年間的消極無為。
力保賈似道過關，幾乎算是宋理宗的政治遺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