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說來，廣義上的賈似道新政第一項措施並非公田法，而是景定二年（1261年）針對軍隊推出的打演算法。
所謂打演算法，即核算將帥的軍費開支，與蒙古那邊的鉤考有近似之處。南宋中期以降，「武將邊帥腐敗，貪汙賄賂公行，剋扣士兵糧餉、虛報軍額、假公濟私等行為在在皆是」，以至有「國家竭民力以養兵，而諸將乃竭兵力以奉己」之說。當時將帥吃空額風氣盛行，三大戰區幾乎都出現了「符額半虛」的狀況。
軍隊貪腐至斯，賈似道的改革算得上對症下藥，至少也是師出有名，以打演算法節流，以公田法開源。
但賈似道借打演算法在軍中打擊異己的私心也近乎眾目昭彰，高達、曹世雄、向士璧與賈似道在鄂州之圍時早生嫌隙，而趙葵、杜庶、李曾伯和徐敏之等邊帥則可能因競爭關係與賈似道不睦，成為重點「打算」物件，抄家的抄家，下獄的下獄。高達和趙葵雖僥倖過關，但向士璧、曹世雄和杜庶都死於打算之中。
作為賈似道的親信，呂文德家族在當世也以「寶貨充棟，宇產遍江淮，富亦極矣」聞名，但呂文德在打演算法風暴中近乎全身而退，這也可見賈似道的內外有別。
不過，賈似道挾私報復的破壞力可能被後世渲染誇大了，或者說，即使賈似道公而忘私，推動打演算法也有不測之憂，這與公田法激發了士大夫階層的杯葛一樣，在軍隊這個特殊的群體內部，重手反貪腐自然更易激發反彈，何況還是在戰時。相較而言，賈似道的假公濟私只是進一步加大了變生不測的機率。
賈似道的最大失誤不在被道德化放大的公私不分——在那時的政治環境中又哪裡存在純粹的公心呢——而在於打演算法的出臺過於草率。賈似道自恃挾鄂州之勝回朝，不僅高估了自己在軍界的威望，而且低估了軍內貪腐的盤根錯節，未經深思熟慮便輕於一擲，遂至一發不可收。
當然，賈似道可能也有隱衷。連年戰爭已打空了南宋國庫，軍費的惡性膨脹已為燃眉之急，作為宰執，他求治心切，又缺乏掌控全域性之才具，未免有急功近利之誤，企圖畢其功於一役，打演算法如此，公田法也如此。
無論緣由為何，賈似道終究鑄成大錯，間接逼反了知瀘州軍州事兼潼川十五軍州安撫使劉整。
劉整原本是金朝鄧州人，「沉毅有智謀，善騎射」，蒙金戰爭爆發後以歸正人的身份投宋。
所謂歸正人，為南宋朝野對北方「淪陷區」南歸者的統稱，其中不無蔑視與猜忌之意。朱熹在《朱子語類》中就給了歸正人一個不無防範心態的定義：
元是中原人，後陷於蕃而復歸中原，蓋自邪而歸於正也。
南宋對歸正人，尤其是歸正人從軍的態度素來游移不定。一方面，歸正人驍勇，長於戰鬥，南宋在軍事上對歸正人的依賴甚深，大臣張浚感慨頗深：
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賴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率眾歸附，以數萬計。臣自為御營參贊軍事，目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當時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捍禦力戰，國勢以安。
另一方面，的確有歸正人成為奸細打入南宋內部蒐集情報，南宋朝廷與將領對歸正人越是防範與歧視，就越增加歸正人的怨怒與離心力，互為因果，不知伊于胡底。朱熹對此憂心忡忡：「古今禍亂，必有病根。漢宦官後戚，唐藩鎮，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歸正人忽然放教他來，州縣如何奈得他何！」朱熹對歸正人雖抱有偏見，但這也正是當時南宋軍政精英對歸正人的主流態度。
前文提過，王夫之在《宋論》中曾喟嘆：「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這句話更多指向的是兩宋防範武將，但歸正人的命運又何嘗不是如此？
儘管掣肘于歸正人的尷尬政治人設，但憑藉其勇武英銳，劉整早年在南宋軍界的運氣尚屬順遂。
入宋後，劉整追隨的第一個邊帥為「軍神」孟珙。《元史·劉整傳》中說，孟珙作為宋軍主帥聯蒙攻金時，劉整曾作為前鋒夜襲金人守備的信陽，率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得勝歸來時，孟珙聞之大驚，「以為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於是親書劉整所部軍旗「賽存孝」，劉整遂一戰成名。
李存孝雖勇冠三軍，但因背叛義父李克用而聲名狼藉，最終被車裂而死。冥冥之中，孟珙不意以叛將為名號送給劉整，豈非天數？
岳飛之後，孟珙可能是最善待且最擅用歸正人的南宋邊帥。孟珙以歸正人為班底成立了一支名為「鎮北軍」的新軍，《宋史·孟珙傳》中記載：「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
但孟珙之外，南宋軍界對劉整的猜疑之心似乎始終未消。《新元史·劉整傳》記載，曾任京湖制置使的邊帥趙方囑咐兒子趙葵：「整才氣，汝輩不能用，宜殺之，勿留為異日患。」劉整或許多少有些恃才傲物的毛病，與同僚關係也未必和睦，但被軍中前輩如此疑忌，其身為歸正人所遭受的身份歧視可能才是核心原因。
南宋寶祐二年（1254年），年過四十的劉整隨蜀帥李曾伯入川，屢建戰功，至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劉整被擢任為潼川十五軍州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南方諸將皆出其下」。作為歸正人，劉整進入了仕途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