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蒙後，劉整建功心切，似乎將一切心力都集中於滅宋之上，其熱切程度可能超過了忽必烈麾下任何一位降蒙重臣。
一位剛剛易幟的名將，為何如此迷戀於消滅所謂的母國？原因或包括相互纏繞的以下幾點。
其一，劉整本就是出身金朝的歸正人，對南宋缺乏根深蒂固的認同感。
其二，作為歸正人，劉整在南宋政爭中遭到各種打壓，尤其是在打演算法前後，劉整對呂文德和俞興恐怕是恨不能食肉寢皮，投蒙後可能多少有些報復情緒。
其三，從心理動機而言，劉整可能有所謂的皈依者狂熱，極力推動滅宋不僅是他激進情緒的宣洩，也是某種向蒙古人表達忠誠的投名狀。
其四，從功利角度看，劉整深知他對蒙古人最大的價值就是熟諳南宋軍情，滅宋不僅可以讓他的個人價值最大化，而且是他撈取軍功、仕途上升的最佳路徑。
蒙古至元四年（南宋鹹淳三年，1267年），已擢升為南京路宣撫使的劉整再度被召入朝，向忽必烈獻上了滅宋版「隆中策」。
劉整的建言主要有兩點。
第一點，何時滅宋。《元史·劉整傳》記載，他認為「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現在是滅宋一統的良機，「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耶」。
雖然在蒙哥南征時，蒙古就開始有了滅宋的模糊計劃，但正是在劉整建言之後，滅宋才第一次被明確為蒙古政權的大戰略。或者說，在平定漠北阿里不哥之亂與山東李璮之亂後，忽必烈政權將滅宋定為頭號戰略目標。
而站在劉整的角度，他建言滅宋的另一層意義在於：他將儒家大一統觀念與大蒙古國的征服者本性結合了起來。滅宋也因此具備了「雙重合法性」：蒙古式的征服觀與中原式的正統觀。
劉整的滅宋建言恰好契合了忽必烈的雙重政治需求。
一重是所謂的蒙古帝國意識形態，據說成吉思汗曾頒佈過一條任何蒙古人都不得違反的法令——「他們要使全世界降服，決不同任何民族講和，除非這些民族首先向他們投降」。「幾乎毫無妥協餘地的‘要麼歸順，要麼開戰並被征服’，就是蒙古帝國對外征服精神的本質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