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重是所謂的合法性欠缺綜合徵，比起蒙古帝國的「前四汗」，忽必烈政權最大的兩個軟肋，就是「得國不正」和「推行漢法等於背離草原傳統」，而回擊質疑的最好方法，莫過於將更多領土納入蒙古版圖中。作為一個「家產製」（公產製）國家，「每任大汗登基，必發動一輪新的對外征服戰爭，以示威武不輸先皇，紅利人人有份。忽必烈自然也躲不過這一輪‘任職考核’」。
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滅宋都是忽必烈的自我實現。
第二點，如何滅宋。劉整的方略是「先從事襄陽」（先攻襄陽），「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這個方略的核心詞是「浮漢入江」：襄陽地處漢水以南，拿下襄陽，蒙古水軍即可從漢水一路入長江，旌麾直指，重演「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之偉業。
就蒙宋三大戰區（川蜀、荊襄和兩淮）之間的關係，劉整明確提出：
攻蜀不若攻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可唾手下也。
「先攻襄陽」之策，並非劉整首倡。早在貴由大汗時代，就有人向貴由獻策稱，「襄陽乃吳、蜀之要衝，宋之喉襟，得之則可為他日取宋基本」，貴由雖表讚許，但並未付諸實施。在蒙哥時代及忽必烈即位之初，也分別有人進言，反對蒙哥先攻川蜀的國策。《元史·郭侃傳》中，郭侃從戰略、戰術兩方面明白指出：「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荊、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劉整的幸運在於「得君行道」，他提出「先攻襄陽」之策時，恰逢忽必烈已下定決心滅宋，正四處問計，因而君臣遇合，風雲際會，「先攻襄陽」也因此從獻策變為國策。
除了貢獻方略，劉整還自請出戰，在上奏中明確表示「臣願效犬馬勞」。
據《元史·劉整傳》，忽必烈聽了劉整的奏對，回應了四個字：「朕意決矣。」接著，他就詔徵諸路兵，任命阿術為主帥，劉整為輔，經略襄陽。
阿術出身於怯薛，父親是蒙哥南征時的南路軍主帥兀良合臺，祖父是蒙古西征時的名將速不臺，這是一個典型的蒙古功臣家族。
正是在襄陽，劉整迎來了其軍事生涯的巔峰，但對巔峰的極致追求，也預先決定了他的最終命運。
劉整之叛宋投蒙，乃至攻略襄陽，是為歸正人對南宋猜疑、歧視政策的總復仇，也疊加了以復仇為名義的趨炎附勢，兩者相互交織，跌宕起伏，不絕如縷。「如宋善待他們，他們可以為宋效命疆場……一旦宋人歧視他們，或者蒙古改用安撫政策，招集流亡，他們也可以返回故鄉，投靠蒙古，作為蒙古攻宋的先導」，直至覆宋。
這豈不是秦檜「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論的詭異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