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整為什麼建言忽必烈「先攻襄陽」？
從軍事地理上看，蒙宋三大戰場都不利於蒙古騎兵發揮：川蜀多山地，荊襄和兩淮多河流。
先說川蜀戰場。南宋在川東打造了嚴密的山城防禦體系，在當時的軍事技術條件下，山城幾乎是無法在短期內被正面攻克的。蒙哥崩逝於釣魚城之役後，忽必烈登上汗位，一即位便開始調整主攻川蜀的戰略，在川蜀轉入守勢；而劉整叛降於瀘州後，呂文德又帶兵收復瀘州，宋蒙兩軍由此在川蜀戰場上陷入了戰略僵持狀態。
再有就是兩淮。對蒙古人而言，攻略兩淮有兩大難點：一是東西流向的河流密佈，大軍難以橫渡，蒙古騎兵的機動性優勢不易發揮；二是兩淮直接干係臨安安危，乃宋軍防禦的重中之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南宋駐紮兩淮戰區的軍隊接近二十萬人，幾乎是川蜀和京湖（荊襄）這兩大戰區軍隊人數的總和。
不過，蒙古人倒也沒狂妄到直取兩淮，在之前的蒙宋戰爭中，蒙古人的主攻方向始終都是在川蜀。
排除了川蜀和兩淮這兩大選項，那麼也只有荊襄戰區了。
儘管忽必烈、賈似道決戰於鄂州，京湖制置使也開府鄂州，但荊襄的咽喉之地實為襄陽。
對此，賈似道似乎不以為意，並未將襄陽視作宋蒙戰爭中必爭必守的戰略要地，據說還曾放話「縱襄陽失守，豈遽危亡？此書生腐語耳」。出於鄂州之勝的臨陣經驗與自鳴得意，賈似道對鄂州更為偏重，「賈似道對絕對防衛線（或曰據點）沒有明確的展望，缺乏對宋蒙戰爭總戰略的認識」，「對蒙防衛戰的焦點，或者說絕對防衛據點——總全國之國力所必死防守的城市到底是哪個？襄陽還是鄂州？抑或襄陽還是兩淮？始終未有明確的認識」。
清初學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有言：
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並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
襄陽、樊城兩城南北夾漢水而建，共同構成扼守漢水的要地，號稱「城高而池深，兵精而食足」。戰前，南宋全力經營襄樊防線，並在襄、樊兩城所夾的漢水水域中植下粗木樁柱，連以鐵索，中造浮橋，作為兩城間相互聯絡聲援的交通要道，從而使得依山傍水的襄、樊兩城緊密相連，構成一個相當嚴密的防禦體系。
只要拿下襄樊，蒙古水軍就可以從漢水順勢進入長江，順流而下直取鄂州，乃至席捲江南，長江天塹將名存實亡，這也就是劉整所說的浮漢入江之策，「攻蜀不若攻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可唾手下也」。
可以說，進攻襄陽，其意義並不止於攻城略地，更不在於搶掠人口、財富，而是意味著蒙古滅宋的大幕開啟。李璮之亂與阿里不哥之亂相繼被平息，忽必烈政權提高了滅宋的戰略優先順序。
在蒙哥時代，蒙古人第一次萌生了滅宋之念。但在那次南征中，蒙古雖制訂了東、西、南三路攻宋的計劃，實則並未做好長期作戰的準備，而是寄望於速戰速決的妄念，因此一旦遭遇激烈抵抗，蒙軍或頓足堅城之下，或束手無策。
而此次攻襄陽，忽必烈汲取了以往的教訓，立足於持久戰的全面準備顯然有別於典型意義上的蒙古式戰爭：後者在戰術上講究速戰速決，長驅直入，後勤上尋求以戰養戰，就地劫掠。
先說戰術。在劉整的建議下，蒙古人迴避了自身並不擅長的城池攻堅，採用築壁建壘的長期圍困戰術，在城外要地修築堡壘，以斷絕襄、樊二城與外界的聯絡。
既然是長期圍困，難以就地劫掠，後勤補給就成為先決條件。為此，忽必烈在河南、淮西一帶加大屯田力度，招募流民歸耕，以囤聚糧食。而故事的另一面是，賈似道新政步入深水區，南宋財政每況愈下，反倒是更切實些的屯田被忽視。當時，南宋有官員針對財政窘境，提出「足兵足食」之策，「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為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為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但被新政弄得焦頭爛額的賈似道並未採納這一建言。
襄陽之戰期間，蒙古合縱連橫，積極交好周邊政權，其間不無威逼利誘之處，力圖對南宋形成戰略包圍。《元史·世祖本紀》記載，百濟遣使來朝，忽必烈封賞百濟王；詔諭安南遣王室子弟入質，「編民出軍役、納賦稅，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封皇五子忽哥赤為雲南王，鎮守大理，對南宋西南面保持軍事壓力。
忽必烈扶植高麗質子王禃登位，是為高麗元宗。至元五年（1268年）夏，忽必烈又責令高麗「備兵一萬，造船千隻」，以供徵調。忽必烈甚至援引西夏拒絕出兵助攻成吉思汗西征而招致滅亡的過往來警告高麗。
蒙古與安南的外交衝突極有戲劇性。據《元史·張庭珍傳》記載，至元六年（1269年），安南未及時納貢，忽必烈任命張庭珍為安南達魯花赤，前往交涉宣詔。張庭珍怒斥站立接詔的安南國王：「皇帝沒有將安南變為郡縣，還讓你繼續當藩王，這是多大的恩典。你卻仗著有南宋撐腰，妄自尊大。今百萬之師圍襄陽，拔在旦夕，席捲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恃？而且我雲南駐軍不到兩個月就可以殺到安南，滅掉你們的宗祀輕而易舉，你還是好好考慮吧。」
安南國王聽罷，這才下拜受詔，但之後又因禮儀之爭和進貢犀象與張庭珍發生爭執，甚至「使衛兵露刃環立以恐庭珍」。張庭珍解下了自己身上攜帶的武器，坦然臥於室中說：「聽汝何為！」安南國王及大臣見狀為之折服。
安南與蒙古的衝突實質，很可能並非禮儀與貢品這些枝節問題，而在於安南周旋於蒙古與南宋之間的騎牆外交政策。僅從《宋史·度宗本紀》就可以看到，安南與南宋交往頗為頻密：宋度宗即位，安南遣使賀登位，獻土特產；南宋先後兩次給安南國王父子加食邑一千戶；襄陽失陷後，安南仍在進貢，南宋賜金五百兩、帛百匹。
徵襄諸事俱備，剩下就是兵力問題了。在襄陽之戰的戰前與戰中，蒙古大肆徵兵，除了蒙軍，大量漢軍也編組參戰。最荒誕的是，忽必烈還數次下詔將「曾入南界」的走私商人強行徵入軍中。
據統計，忽必烈為襄陽之戰集結的總兵力約有十萬。
除開闢兵源外，蒙古大舉徵調漢軍還有更深層次的戰術考慮，徵襄主帥阿術舉薦史天澤之侄史樞領漢軍出戰時就說：「所領者蒙古軍，若遇山水寨柵，非漢軍不可。宜令史樞率漢軍協力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