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從兵力看，忽必烈徵調的漢軍數量要多於蒙軍，「他們參考鎮壓李璮時的作戰方式，幾乎不投入蒙古騎兵，取而代之的則是由華北各當地軍閥長年培養出來的私人軍隊」。其一，既然襄陽之戰主打築壘戰、攻堅戰，而不是更適合蒙古騎兵的野戰，那自然就輪到漢軍擔綱主力了；其二，「即使忽必烈想像蒙哥時期一樣投入龐大的蒙古騎兵軍團，但在現實中由於中亞地區局勢不穩等原因，也無法實現」；其三，若是將漢軍推到伐宋之戰最前線的話，反過來在華北地區，漢人世侯的影響便會慢慢減少，「對於蒙古而言，華北地區會更加穩定」。
但蒙古漢軍主導的築壘戰也有一個明顯的漏洞：縱然在陸路上將襄、樊二城圍得水洩不通，南宋仍然可以依靠水軍縱橫於漢水之上，使得圍攻襄、樊陷入圍而不死的尷尬局面。
更重要的是，即使蒙古僥倖拿下襄陽，如果沒有一支強大的水軍，又如何實現浮漢入江的大戰略？如果水軍不能順江直取江南，攻佔襄陽又有何戰略意義？
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建立一支足以抗衡南宋的水軍，都是忽必烈徵襄的當務之急。
當然，在襄陽之戰前，蒙古也是有水軍的。
蒙古水軍始建於窩闊臺六年（1234年）蒙宋戰爭開戰後的數年間，其關鍵節點是：窩闊臺九年（1237年）任命張榮實為水軍千戶，窩闊臺十二年（1240年）任命解成為水軍萬戶。
蒙古水軍的橫空出世，令宋人嘆惋：「舟師本吾長技，敵乃習而用之。」但早期的蒙古水軍還不足以與宋人爭勝於淮河、長江這些寬闊江河上，更不用說海上了。
待蒙哥大舉攻宋時，蒙古水軍已初具規模。在蒙哥汗九年（南宋開慶元年，1259年）的川江水戰中，史天澤以七十餘艘戰船三次擊敗坐擁三百餘艘戰船的呂文德，逼退了與釣魚城近在咫尺的南宋水師。
不過，史天澤麾下的蒙古水軍，在作戰中仍高度依賴陸路支援，也就是著名的「水陸協同三面夾擊水戰」：正面由戰船進行水戰，左右兩岸的步兵使用弩炮向敵船射擊。
忽必烈即位後，尤其是中統二年（1261年）劉整投降後，水軍步入新一輪擴張期。據《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年（1265年），阿里不哥投降次年，北顧無憂的忽必烈「敕邊軍習水戰、屯田」；第二年夏，忽必烈命將領督造戰船於汴京。
此時，忽必烈政權上下已逐步接受了這樣一個原本陌生的軍事常識：滅宋，必須擴建水軍。
蒙古雖依憑築壁建壘在襄陽之戰中佔得先機，但面對龐然大物般的南宋水軍，仍然陷入苦戰。
南宋水軍在江河上的主力戰艦為「蒙衝」：外包生牛皮，可以有效地防禦弓箭；採用封閉性結構，前後左右有可以射箭的窗戶；造型小巧，速度快捷。
除了數以萬計的蒙衝，南宋水軍當時裝備的最新式戰船為「車船」，又稱為「車輪船」「漿輪船」，車船以人力用腳踏動，最大的優點是受風力和水流的影響較小，有極強的機動性優勢。在之後的襄陽之戰中，車船就發揮了奇兵的作用。
除了艦船的數量和技術優勢，南宋也有針對性地開發了一套水軍新戰術，被當代學者稱為「舟師水路赴援戰術」。所謂舟師水路赴援，就是將水軍作為強大的機動性軍隊，當一座城池受到蒙古軍隊的圍攻時，南宋援軍往往利用艦船從水路馳援。這一戰術對作為守勢一方的南宋意義尤其重大，可以在各個戰略方向迅速投放有生力量，同時又可以規避陸路援軍被蒙古騎兵擊潰的風險。
可以說，襄陽被圍初期，南宋之所以一度表現得處變不驚，其最大底氣就來自強大的水軍，以及舟師水路赴援戰術。
襄陽之役開戰後，蒙古擴建水軍的優先順序隨著戰局的發展進一步提升。南宋水軍在江漢水域如入無人之境，真正刺激到了忽必烈。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風雲際會中，劉整成了這個天選之子。
《元史·劉整傳》記載，蒙古至元七年（南宋鹹淳六年，1270年）三月，劉整獻計徵襄主帥阿術：「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而據《元史·世祖本紀》，阿術遂與劉整聯合上奏忽必烈：「圍守襄陽，必當以教水軍、造戰艦為先務。」
忽必烈予以批准，擴建水軍一事迅速付諸實行。
劉整獻計的同年，忽必烈即命劉整造船五千艘。五千艘對南宋水師或許不算什麼，但這可能是蒙古水軍自初創以來最大規模的單次擴軍，畢竟，川江之戰中史天澤的水師僅有七十餘艘戰船。從《元史》的記載來看，蒙古此前造艦計劃的量級多為數百艘，如至元三年（1266年），出身藁城董氏的董文炳督造戰艦五百艘；至元五年（1268年），陝西四川行省受命造艦五百艘交付劉整。
大造戰艦的同時，劉整還受命編練水師。據《元史·劉整傳》，劉整「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操練出水軍七萬之眾。
到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襄樊前線水軍已編成了四個萬戶，忽必烈將其交由劉整全權統領。
有學者認為，「劉整顯然並非建議擴張水軍的第一人，但他對蒙古水軍大肆擴張的推動與執行出力最大」。從這個意義而言，劉整不僅是先取襄陽完整戰略構想的首倡者，也是實至名歸的「蒙古水軍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