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文德死後，誰能受命援襄大計？呂文煥雖為呂氏軍事集團二號人物，但畢竟身陷重圍。
宋廷起初有意擢升呂文德之子呂師夔接下重任，之後又屬意夏貴，但援襄茲事體大，而這兩人的資歷、聲望尚淺，難服軍心。
迫於形勢，賈似道只得自請赴荊襄戰場巡邊，直接指揮援襄戰事。賈似道上奏宋度宗：
以文德聲望、智略高出流輩，僅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統攝？矧諸名將器略難齊，勢不相下，倉卒謀帥，復難其人。兵權不可無所歸，邊務不可一毫有所誤。
賈似道這話自然有些自視甚高，但勇於任事、捨我其誰的意思倒也有了。賈似道也沒說錯，對於襄陽之戰此等干係王朝存亡的國戰，必須統攝各大派系之軍，除了身為「師相」的他，還有誰能做到眾望攸歸？更何況，賈似道還是鄂州解圍的戰爭英雄。
對於賈似道的請戰，宋度宗斷然駁回：「師相豈可一日而輕去朝廷，雖跬步之近，不可捨去。請勿重陳。」賈似道再次請戰，表示行邊速去速回，「欲權帶職巡視，以三月為期」，宋度宗依舊不允。
不少朝中大臣的態度和宋度宗也基本一致，紛紛上書挽留賈似道。但據《宋史·賈似道傳》，這些大臣背後有賈似道的指使，「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
賈似道請戰是否出於真心？《宋史》等傳統的說法都認定賈似道言不由衷、故作姿態，但人性的真相可能更為幽深難測。
賈似道或也陷入兩難。
出戰若取勝自然皆大歡喜，若敗則是半世英名毀於一旦。當然，鄂州之勝很可能給了他足夠的信心：一方面，呂氏軍事集團的悍將們都可供他驅使；另一方面，他很可能如呂文德一樣，高估了南宋水軍的優勢。
而不出戰呢？賈似道同樣會因此背上懼敵的名聲。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作為舉國寄望之人，賈似道揹負了「安石不出，如蒼生何」的道德義務。賈似道一手製造了鄂州完敗忽必烈的戰爭神話，享受了由此帶來的名望與權力，如若怯敵，那也只能承受神話的反噬。
我們無從探究賈似道的內心款曲，但無論如何，他最後還是留在了臨安。
賈似道不出，朝野輿論又力薦名將高達。高達戰功與資歷齊備，又曾主政襄陽，是主持援襄的合適人選。然而，高達曾在鄂州之役中輕慢、得罪過賈似道，後又與呂氏軍事集團交惡，因此遭到了兩方的聯合阻擊。
賈似道對外放話：「吾用達，如呂氏何？」有大臣見狀嘆息說：「呂氏安則趙氏危矣。」
據《宋史·賈似道傳》，呂文煥聽說高達援襄之議，也怏怏不樂，召門客商議對策，門客獻計說：「朝廷見襄陽危急，才派高達救援，我們只要向朝廷報捷，高達就肯定來不了。」呂文煥深以為然，怡逢俘獲數名蒙古哨騎，便矯飾為大捷向朝廷奏報。
在將相的共同杯葛下，高達援襄果然也就不了了之。
鹹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1270年）正月，賈似道最終定下了援襄主帥人選：京湖制置使李庭芝（調任京湖制置大使後援襄）。但為了安撫朝野輿論，賈似道還是給了高達一個湖北安撫使的職位。
李庭芝也是一名儒帥。二十歲出頭時，李庭芝鄉舉未中，以策論上書荊襄邊帥孟珙，希望投軍報效。據《宋史·李庭芝傳》記載，孟珙精於相面，見到李庭芝後對諸子感慨說：「我相過這麼多人，沒有超過李庭芝的，他的名位將來會超過我。」恰逢當時四川有戰事，孟珙便任命李庭芝暫時擔任建始縣知縣。李知縣到任後，推行兵農合一，一年後，「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
李庭芝高中進士後，擔任孟珙的幕僚，主管機宜文字。孟珙去世時，一邊遺表向朝廷薦賈似道接班，一邊又向賈似道舉薦李庭芝。李庭芝感念孟珙的知遇之恩，為其抬棺歸鄉，行三年喪。
賈似道鎮守京湖後，遵照孟珙的遺願重用李庭芝，移鎮兩淮時也帶其赴任，可見此時李庭芝已被作為賈似道陣營的中堅將領培養。在秘密囚禁郝經一事上，李庭芝更是唯賈似道之命是從，幹了不足為外人道的腌臢事。可能因為李庭芝日後有殉國光環在，後世提及囚禁郝經一事時總是傾向於淡化李庭芝的責任。
不過，李庭芝並非單純靠賈似道上位，其軍事才華熠熠生輝於朝野間。朝廷討論駐守揚州的人選時，宋理宗給了他一句讚譽有加的評語：「無如李庭芝。」
據《宋史·陸秀夫傳》，鎮守淮南時，李庭芝以擅長聚攏人才名噪一時，「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
據《宋史·李庭芝傳》，有大臣從淮南返朝時，宋理宗問及淮事，大臣回答：「李庭芝老成謹重，軍民安之。今邊塵不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
李庭芝入主荊襄，擔任京湖制置大使，在當時的情況下已然是最優解了。
但未久便波瀾又起。李庭芝主持援襄，除了個人的軍事才具，還有一大優勢就是其與賈似道的親近關係，可以得到賈似道及其集團中人的傾力支援。
然而，問題偏偏就出在這裡。呂文德之婿范文虎此時以殿前副都指揮使之職總領荊襄禁軍，聽聞李庭芝總攬援襄大權，不願屈居人下，據《宋史·李庭芝傳》，范文虎寫信遊說賈似道：「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無使聽命於京閫（李庭芝），事成則功歸恩相矣。」賈似道見信大喜，特許范文虎不受李庭芝節制，直接聽命於相府。
這一說法可能言過其實。李庭芝本就是賈似道集團中人，論與相府之關係應比范文虎更為密切，賈似道並無與其爭功的動機。所謂賈似道特許范文虎直轄，更像是一種權力制衡。還有一種可能是，范文虎與李庭芝不睦，賈似道調解無果，只能聽之任之了。
兩人的權力分割有些微妙。李庭芝是援襄主帥沒錯，但范文虎更像是敵前主帥，理論上受李庭芝節制，實際上卻自行其是。兩人的關係有些像明末廣寧之戰前熊廷弼與王化貞的關係：作為下屬的王化貞架空了熊廷弼。當然，李庭芝只是指揮不動范文虎罷了，算不上被徹底架空。
不過，指望南宋政權對內萬眾一心，一團和氣，而無任何鉤心鬥角，本就是一種浪漫的政治想象。內鬥是政治常態，將南宋所有的政治失敗、軍事失敗都推給內鬥，至少是解釋力不足的。
對於將帥失和，賈似道當然負有主要責任，但並不在爭功等道德層面，而在於更深層次的軍事體制弊病。呂文德死後，賈似道將這位他最信任的邊帥的大權一分為四，由呂文煥、呂師夔、范文虎、李庭芝四人聯合繼承。賈似道可能認為這是最妥善的處理方法，「卻導致了諸將爭權奪利的鬥爭，各當事者反目相向，互相之間挑撥、抗爭，其結果是使南宋的對蒙防衛能力受到嚴重損失，導致各種惡劣事態的發生」。
將責任都推給賈似道可能也不公道。周密在《癸辛雜識》中說：「李庭芝避事悠緩，而范文虎以殿巖自居，頗有不受節制之意。故臺臣雖有章言之，宣示二人，然無益也。」李庭芝個人的「避事悠緩」同樣惡化了事態，這未必是李庭芝的性格所致，可能是因為他知道範文虎也是賈似道的人，寧可延誤戰局，也不想開罪賈似道。
爭功也好，權力分割失策也罷，再或許是李庭芝投鼠忌器，從之後的局勢發展來看，只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范文虎與李庭芝的齟齬損害了援襄大計。
當宋廷為了新任援襄主帥一籌莫展時，襄陽包圍圈仍在收緊。至元六年（南宋鹹淳五年，1269年）十二月，也就是呂文德病逝當月，時為蒙古萬戶的張弘範建言史天澤稱：「我軍圍而不攻，是為了待襄陽自斃。但現在我們對襄陽的包圍圈漏洞甚多，夏貴水軍此前送糧入城，我軍只能坐視，往來的商販、行旅、士卒更是絡繹不絕，這樣下去，襄陽寧有自斃之時？為今之計，是在萬山建堡以絕其西，在灌子灘建柵欄以絕其東，如此襄陽很快就完了。」
史天澤採納了建議，築堡於襄陽城西、漢水之畔的萬山，調張弘範部一千人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