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辭相風波，還是行邊爭議，賈似道都有能力將這些變成幾乎年年上演的經典橋段，這也無怪乎當時的輿論及後世都會譏諷他的要君天賦了。
即使在襄陽被圍的朝不慮夕中，濫觴於鹹淳初年的賈似道辭相要君鬧劇仍在不斷上演：鹹淳四年（1268年）五月，賈似道以「乞骸骨」為由，欲告老還鄉；鹹淳五年（1269年）四月，賈似道「抗章請去」，宋度宗在內宴上慟哭挽留；鹹淳八年（1272年）九月，賈似道因宋度宗祭祀明堂不依典故，唯恐後世將他與韓侂冑相比，憤而「七疏請去」。
賈似道在鹹淳三年（1267年）已至最高實職——平章軍國重事，升無可升，但還是在這幾次要君中獲得了禮儀上的恩遇：據《宋史·賈似道傳》記載，他從此前被特授的三日一朝延至六日一朝，繼而又令十日一朝；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
對要君最激切的批判，出自宋理宗末年彗星事件中就曾痛批賈似道的大臣高斯得。高斯得在《書鹹淳五年事》中直陳賈似道「內以要君，外邀名譽」，先將他與王莽相提並論，嘲諷他的劣跡「雜諸莽傳，誰能辨之」；繼而將他與兩宋諸奸相比較，認為蔡京、秦檜、史彌遠雖貪權位尚不求名，而賈似道意在二者得兼，諸奸相在朝中尚且有公開反對者，而「堂堂天朝，無一人發似道之奸詐」。高斯得還寫了《要君》一詩，「聖人戒要君，春秋罪同弒」，「忍於君父前，用此軍中詭」。
文天祥也捲入了要君風波。度宗有兩道挽留賈似道的詔書輪到文天祥當值起草，但對此嗤之以鼻的文天祥不僅沒有照例對師臣歌功頌德，反而「語皆諷似道」。按照當時的政治慣例，凡擬草之詔令都要經由賈似道過目，但文天祥故意不呈稿。當賈似道得知文天祥繞開他，還起草了對他語含譏諷的詔書，勃然變色，唆使御史張志立彈劾文天祥，罷免其所有官職。為官十年屢遭罷斥的文天祥對朝局心灰意冷，毫無留戀地回家鄉廬陵閒居了。
據說當年文天祥與權宦董宋臣發生矛盾時，賈似道還從中斡旋，對他有迴護之恩惠。但文天祥在公義之前，就是如此不近人情，拒絕成為權臣結黨的物件。
當賈似道與宋度宗還在為了行邊與辭相糾纏不休時，蒙軍已開始了對樊城的最後一擊。
二張援襄前，蒙軍已攻佔樊城外城，但對內城仍是望城興嘆。宋軍守樊城的最大底氣是，樊城與襄陽之間雖隔著漢水，但之間有鐵索和巨木製成的浮橋連線。正如《元史·張弘範傳》中張弘範對阿術獻策稱，「襄、樊相為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
欲攻樊城，先斷浮橋。至元十年（南宋鹹淳九年，1273年）正月初，劉整與阿術命熟悉水性計程車卒冒寒潛入漢水，用巨斧斷木沉索，焚燒浮橋，斷絕了襄、樊二城之間的聯絡。
但攻堅終究是蒙古人的弱項，更何況要在短期內拿下樊城。為此，忽必烈將秘密武器「回回炮」調至襄樊前線。儘管此時已步入火藥時代，金軍在蒙金戰爭時使用過「震天雷」和「飛火槍」，但「回回炮」並不是一種火炮，而是一種巨石炮，或也可理解為一種新型投石機，因此寫作「砲」可能更精準。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遣使臣至波斯徵召炮匠，旭烈兀長子、伊利汗國第二任君主阿八哈向伯父忽必烈獻上了阿老瓦丁和亦思馬因兩位制炮專家，兩人舉家遷徙至京師制炮。因為這兩人是來自西域的回回人，故大炮被稱作「回回炮」和「西域炮」；又因大炮首先用於攻堅襄樊，也稱「襄陽炮」。
阿老瓦丁和亦思馬因在《元史》中皆有傳，可見其地位，也可見元軍對戰爭新技術的開放性。據說「回回炮」發射的巨石重達一百五十斤，首次運用於樊城，便焚其護城柵，摧毀其角樓。
「回回炮」，再加上水師、漢軍步兵的協力，樊城終於到了最後的時刻。
《宋史·牛富傳》記載，樊城守將名為牛富，在數年守城中愈挫愈勇，多次將書信射入襄陽城中，與呂文煥相誓「固守為唇齒」，宋史稱「兩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蒙古發動總攻後，牛富與之血戰十餘日，城破後，率死士百人堅持巷戰，渴飲血水，身負重傷後「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牛富殉國，感嘆「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也追隨赴火自焚。
范文虎雖畏葸不前，但他的侄子荊湖都統範天順卻是一條好漢。範天順隨二張一同援襄，此時也在樊城中。《宋史·範天順傳》中說，樊城陷落時，範天順仰天長嘆：「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言罷便自縊而死。
樊城失陷前的最後一刻，呂文煥再次向臨安告急，稱「樊之力已不可支，再於襄城臨江一面，植木柵立硬寨，誓以死守」。《宋史·賈似道傳》中記載賈似道再請行邊，朝中莫衷一是，監察御史陳堅等大臣也紛紛上疏挽留：師臣出了臨安，「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
於是，賈似道仍然留在了臨安。
破樊城次月，也就是至元十年（南宋鹹淳九年，1273年）二月，蒙古對襄陽發動了最後總攻。蒙軍將「回回炮」從樊城運到了襄陽城下，據《元史·亦思馬因傳》，回回炮「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元史·阿里海牙傳》則說，「一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
一時間，襄陽城人心惶惶，眾多將領都偷偷翻城出降。再多的勇氣與倔強，也經不住六年時光的侵蝕。
蒙金戰爭末期，《金史·完顏婁室傳》記載金哀宗曾哀嘆：「北兵所以常取全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而今，蒙古大軍除了這兩者，又添了巨炮，天下誰能御之？
這也正是蒙古無遠弗屆之資源與技術優勢。
襄陽城破在即，劉整的意思是「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其意」，也就是趁勢攻破襄陽，活捉呂文煥。劉整如此作為很可能是出於私仇，《元史·劉整傳》記載他此前見呂文煥城頭觀戰，便單槍匹馬上前喊話：「君昧於天命，害及生靈，豈仁者之事！而又齷齪不能戰，取羞於勇者，請與君決勝負。」被羞辱的呂文煥默不作聲，但一旁的宋軍伏弩傷人，劉整幸因甲堅未受重傷。
但還有一種說法是，劉整與同掌漢軍的阿里海牙不合，意欲以生俘呂文煥為籌碼與阿里海牙爭功。
然而，恰恰是阿里海牙反對強攻，據《元史·阿里海牙傳》，他親自率數騎來到襄陽南門勸降呂文煥：
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必得，決不殺汝也。
據《新元史·呂文煥傳》，阿里海牙此舉是得到了忽必烈的授意。忽必烈還親自詔諭呂文煥：「你等死守襄陽孤城已有五年，為你們的皇帝盡了忠。但現在勢窮援絕，你們難道就不考慮城中數萬百姓的生死嗎？你若願意投降，我將大赦城中所有軍民，還會擢升你的官職。」
很顯然，阿里海牙更知曉忽必烈心意，而劉整可能並不清楚決策內情，或明知如此但還是建功心切，一意孤行。據《元史·世祖本紀》，早在至元八年（1271年）八月，也就是襄樊之戰結束前一年半，忽必烈就下詔，「招諭宋襄陽守臣呂文煥」。
曾任安南達魯花赤的張庭珍也隨行阿里海牙到襄陽城下，據《元史·張庭珍傳》，他以襄陽民眾之生死要挾呂文煥：
我師所攻無不取者，汝孤城路絕，外無一兵之援，而欲以死守求空名，如闔郡之人何！汝宜早圖之。
恰逢此時襄陽城中又有將領出城投降，深感大勢已去的呂文煥已有降意，但還是擔心蒙古人不講信義，《新元史·張宏傳》記載他提出讓重諾聞名的濟南萬戶張宏擔保，「得張濟南一言，吾無盟矣」。張宏隨即被遣入城內詔諭，再加上阿里海牙折箭為誓，呂文煥最終於至元十年（南宋鹹淳九年，1273年）二月舉城投降。
呂文煥以孤軍守襄六年，糧盡援絕而降，在襄陽最後的時光中，每次巡城，皆南望慟哭。呂文煥固然遠比不上睢陽殉城的張巡，但自比李陵倒也貼切。
對於呂文煥之降，時人大多不忍苛責。周密《齊東野語》有言：「襄陽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劉一清在《錢塘遺事》中惋嘆：「獨守孤城，降於六年之後，豈得已哉？」宋末宮廷樂師汪元量的《湖山類稿》則認為罪責是賈似道的：「呂將軍在守襄陽，十載襄陽鐵脊樑。望斷援兵無資訊，聲聲罵殺賈平章。」
甚至日後拒當元臣絕食而亡的謝枋得此時也對呂文煥生出同理心，《昭忠錄》中寫：「文煥守襄六年，古無有也，勢窮援絕，遂失臣節。議者遽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諸郡，有能守六日者乎？」以謝枋得的寬容立場，道德與忠義首先是用來律己的，而不是律他的。
呂文煥真正失格的是，他降元后迅速倒戈相向，對舊主毫不留情，積極獻策攻宋。至元十年（南宋鹹淳九年，1273年）四月，獻城兩個月的呂文煥隨阿里海牙赴大都覲見忽必烈，一見面就獻上進攻鄂州之策，並且自請為前鋒，被忽必烈封為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陽大都督；其麾下將士也被授予忽必烈直屬的「侍衛親軍」的地位，並仍舊由其統領指揮。
次年二月，呂文煥被拜為參知政事，行省荊湖，真正成為滅宋的馬前卒。
明人何喬新的評價頗為中正：
使文煥既降之後，屏居田裡，不受官爵，終身不北面而坐，君子將原其情而恕之。顧乃引讎敵之兵，招其部曲，誘其子侄，以覆其君之宗社，雖欲辭叛臣之名，惡得而辭哉！
卡爾維諾在《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中說：
放棄一切東西比人們想象的要容易些，困難在於開始。一旦你放棄了某種你原以為是根本的東西，你就會發現你還可以放棄其他東西，以後又有許多其他東西可以放棄。
有些人的道德底線一旦被突破，就不知伊于胡底。
呂文煥與劉整雖不和，但降蒙後的反戈一擊卻如出一轍。除了希冀以滅宋在新朝撈取軍功，呂文煥可能也因上至賈似道、下至諸將的援襄不力而心生怨艾，必親自統兵滅之方能洩心頭之恨。但這也正是人性幽暗駁雜之體現，雖失格，但也並非駭人聽聞。
重用呂文煥也是忽必烈政權的共識，正如胡祗遹在《寄張平章書》中所籲請：
呂生（呂文煥）世握兵柄，兄弟子侄佈滿臺閣，宋君臣之孰賢孰愚，宋河山城郭之何瑕何堅，宋兵民之多寡虛實，宋兵刑政之得失巧拙，不為不知。
對於此時的呂文煥而言，南宋是見死不救之故主，元朝乃既往不咎之新主，「在忽必烈政權中有許多漢人在為其效力，能力主義、績效主義這一原則超越了人種及文明的差別。口頭上的書生之論很少出現，靠華麗辭藻偽裝自己的文人官僚之間的‘黨派鬥爭’亦很少發生，比起包括書生在內、上上下下都充斥著無限嫉妒與鬥爭的臨安南宋政界，這裡自然是完美得多」。
這一判若雲泥的資訊，呂文煥很快也會傳遞到其他宋軍將領手中。
襄陽失陷，無疑是決定蒙宋戰爭走向的最關鍵一戰。其一，蒙古實現了劉整浮漢入江的戰略規劃，再借助此戰中崛起的水軍，明確了最清晰的滅宋路徑；其二，南宋各路軍隊在添油戰術式的援襄中元氣大傷，與元軍的實力差距進一步拉大；其三，隨著呂文煥降元，南宋軍力最為雄厚的呂氏軍事集團進入變節進行時，日後蒙古滅宋時，如《新元史·呂文煥傳》所述，「時沿江諸將，多呂氏舊部，爭望風款附」。
集大權於一身的賈似道終將無法閃避滔天壓力集於一身，他還能重演鄂州之戰「再造王室」的奇蹟嗎？
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王室多故，國步方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