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文煥降元一個月後，即鹹淳九年（元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賈似道才從李庭芝處得到襄陽城破的訊息，自稱：
臣一聞戰眩顛沛，幾於無生。不謂事不可期，力無所措，乃至此極！
敗訊傳開，一時間舉國譁然，矛頭直指賈似道。
賈似道為推諉喪師失地的責任，對宋度宗抱怨：「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爾。」
「當不至此」固然是大言不慚，但宋度宗不讓賈似道行邊卻也是實情。如果做一個謹慎的軍事推演，只能說，賈似道即使行邊襄陽，也很難改變襄陽失陷的結果，但大機率不會比日後的丁家洲之敗更慘。畢竟，賈似道手中的牌面在襄陽之戰時更漂亮，宋軍士氣也更高漲。
事已至此，賈似道再次自請前線督師，再為宋度宗所否。君相二人妥協出來的一個折中方案是：在臨安建機速房。所謂機速房，《宋史·度宗本紀》的說法是，「以革樞密院漏洩兵事、稽違邊報之弊」，但從字面上理解可能更為清晰點，也就是處理緊急軍機大事的臨時機構，功能上有些接近清中期後的軍機處。如周密《癸辛雜識》所說，「凡急切邊事，先行後奏，賞罰支用亦如之」。
機速房或可提高南宋中樞的軍事決策效率，但仍然無法解決襄陽之戰中暴露的核心問題：呂文德死後，前線沒有眾望所歸、如臂使指的大帥，唯賈似道有這個威望和權勢，但他不願去或去不了。
賈似道的責任追究不了，但范文虎這些呂氏軍事集團的敗軍之將呢？
呂文煥降元后，呂文煥哥哥呂文福、呂文德之子呂師夔惶惶不可終日，上表請辭，但在賈似道的力保之下，兩人都順利過關。呂文福甚至和李庭芝公開辯論，聲稱呂文煥投降是受左右脅迫，「非由己心」，直到李庭芝拿出了呂文煥降元后自為先鋒攻宋的有力證據，宋廷才下詔呂文福「勉力捍禦，毋墜家聲」。
賈似道庇護呂文福和呂師夔也就罷了，畢竟這二人並未降元，任意株連也本非正道，但他竟連范文虎也保下了。據《新元史·范文虎傳》，襄樊失陷後，作為賈似道親信但鋒芒尚存的陳宜中以援襄不力請誅范文虎，但范文虎為賈似道所庇護，「止降一官，仍知安慶府」。
在襄陽之戰中援襄不力，至多算是功過相抵的夏貴，甚至還在戰後升了官，被任為淮西制置使兼廬州知州；之前是兩淮安撫制置大使的李庭芝反倒被分了權，成了淮東制置使。
賈似道不遺餘力地迴護呂氏親族，固然緣於他才是呂氏軍事集團幕後之總後臺，但也不無審時度勢之公心：
賈似道依然希望通過依仗呂氏集團其他將領出力禦敵，戴罪立功，以渡過眼前危機，保住江南半壁江山，故而不允其罷官之請求，仍舊重用他們鎮守長江中游一帶州郡，以收撫其心。
但很快賈似道就會發現，他還是高估了自己對呂氏軍事集團的影響力，也低估了呂文煥的煽動力。
頗有幾分荒誕的是，朝野最終認定的襄陽禍首是逼反劉整的俞興。但此時俞興已死，那就只有找他兒子俞大忠麻煩了，「追毀出身文字，除名」，相當於剝奪了名譽權。新任京湖制置使汪立信還聲稱只要對俞大忠用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
南宋重手處置了一個和襄陽之敗無直接關係的已故邊帥之子，這就算除惡務本，天下太平了。
黜陟賞罰後，宋度宗下詔求言，令「中外小大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一時間上書獻策倒是不可勝數，但如周密《癸辛雜識》所嘲，「皆瀾翻不急之語」，也就是空談為主。
也有不是空談的，但真正尖銳犀利的策略呈上去，又會引起軒然大波。還是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他當時有一封很有名的建言，一上來就將宋度宗和賈似道都罵進去了，「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汪立信給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抽選全國五十餘萬精兵，都盡數集中於沿江，「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中策是釋放被扣押的蒙古使節，不給蒙古人攻宋藉口，同時「許輸歲幣以緩師期」，為整軍經武贏得時間視窗；如果這兩策都沒辦法實行，那就是天亡大宋，只有下策「銜璧輿櫬」了，也就是早早準備投降吧。
賈似道見信大怒，擲於地上。因汪立信一目有恙，便大罵「瞎賊，狂言敢爾」，不久後就找了一個藉口，將汪立信革職。
伯顏出師當月，也就是鹹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月，年僅三十五歲的宋度宗趙禥猝死，死因或與他好色無度有關。但宋度宗畢竟精準避開了亡國之禍，可謂死得其時，正如《宋史·度宗本紀》所言，「亡國不於其身，幸矣」。
《宋史·度宗本紀》說得最為公允的一點是，南宋瀕臨亡國與宋度宗這個平庸卻也「無大失德」的皇帝干係不大：
考其當時事勢，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
宋度宗駕崩時，還未及正式立儲，在賈似道與皇太后謝道清的撐持下，四歲的宋度宗嫡子趙被擁立為帝，是為宋恭帝，次年改元德祐。被尊為太皇太后的謝道清雖有垂簾聽政的名義，但朝政仍把持於賈似道手中。
賈似道或許真的有某種無法言傳的人格魅力，賈似道的姐姐賈貴妃當年曾與作為宋理宗皇后的謝道清爭寵，但賈似道還是成功地獲得了謝道清近乎無條件的信賴與支援。
但很快，在長江之濱的丁家洲，賈似道就將倏忽失去一切；就像在十六年前的鄂州，他忽地擁有了一切那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