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宋度宗之父、宋恭帝祖父的福王趙與芮在皇室中的權勢僅次於太皇太后謝道清，但在宮廷鬥爭中長期受到賈似道的壓制，因此對賈似道恨之入骨。此次賈似道失勢，趙與芮便招募能殺之者押送賈似道赴循州，會稽縣尉鄭虎臣因與賈似道有私仇，便欣然請行，一路行至漳州木綿庵，於德祐元年（1275年）八月，殺掉了六十三歲的賈似道。
鄭虎臣殺賈似道半是福王買兇，半是個人恩怨，本與天下公義無關，但隨著賈似道政治形象的不斷淪落，鄭虎臣的形象則不斷「忠義化」，賈似道之死逐步演化為奸臣誤國、義士為國懲奸的道德教化故事。
《宋史·賈似道傳》就盡力營造出一種鄭虎臣為國除奸的忠義感：
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伕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嶸叟、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鞫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庵，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宋史》尚且「忠義主題先行」，何況是宋元文人的筆記呢？關於賈似道之死，史實、傳說、怪力亂神與忠奸因果摻雜在一起，相互糾葛，早已難分彼此。
在周密《齊東野語》中，賈似道早年曾夢見自己死於鄭姓之人手中，還被相面術士預言將會遠行萬里；在元朝人陶宗儀筆記《南村輟耕錄》中，賈似道路上偶遇當年被他下令流放嶺南的太學生葉李，葉李不念舊惡，還贈詞予他；在南宋遺民蔣正子的《山房隨筆》中，賈似道到木綿庵時欲服「腦子」（龍腦香）自殺，誰料藥效不彰，只是腹瀉不止，氣急敗壞的鄭虎臣擊殺了賈似道。
馮夢龍《喻世名言》中的《木綿庵鄭虎臣報冤》，是賈似道之死的混搭版集大成者，最終完成了忠奸鬥爭和道德教化的改造。這裡暫引兩段：
鄭虎臣的主意，只教賈似道受辱不過，自尋死路，其如似道貪戀餘生。比及到得漳州，童僕逃走俱盡，單單似道父子三人。真個是身無鮮衣，口無甘味，賤如奴隸，窮比乞兒，苦楚不可盡說。
離城五里，天尚未大明。到個庵院，虎臣教歇腳，且進庵梳洗早膳。似道看這庵中扁額寫著「木綿庵」三字，大驚道：「二年前，神僧缽盂中贈詩，有‘開花結子在綿州’句，莫非應在今日？我死必矣！」進庵，急呼二子分付說話，已被虎臣拘囚於別室。似道自分必死，身邊藏有冰腦一包，因洗臉，就掬水吞之。覺腹中痛極，討個虎子坐下，看看命絕。虎臣料他服毒，乃罵道：「奸賊，奸賊！百萬生靈死於汝手，汝延捱許多路程，卻要自死，到今日，老爺偏不容你！」將大槌連頭連腦打下二三十，打得希爛，嗚呼死了。
從賈似道之死的身後事看，公田法成為他政治形象逆轉的關鍵詞。丁家洲之敗次月，即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宋廷就下詔廢止公田法，「公田最為民害，稔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原主，令率其租戶為兵」。
虞雲國先生在《細說宋朝》一書中說得極為通透：
賈似道個人的垮臺並不只是軍事失利，大部分倒是他的公田法觸犯了眾怒，朝野就借魯港潰敗發難，讓他來個身敗名裂。
當時甚至有士人作詩，將南宋兵敗歸咎於公田法：
襄陽累歲困孤城，豢養湖山不出徵。
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
事功隨人而隕滅，這是賈似道的個人悲劇。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憤憤不平：
那些曾為賈似道所籠絡、重用，而最終拋棄了他的南宋大官，大多在仕元之後埋首著述，此輩往往對賈似道進行肆意謾罵，並將南宋滅亡的責任歸結於其一人身上。
但又怎能去責備這些士人呢？南宋之亡，不怪賈似道和一眾前輩奸臣，難道還能去怪那些平庸且貪圖享樂的趙氏皇帝？畢竟，他們也都算不上什麼昏君、暴君。或者，讓這些同為士人的寫史者去整體批判南宋計程車大夫階層，去批判他們「平日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麻木不仁？去批判士大夫既無理論資源也無實操能力，無從應對元兵來襲的鉅變？這不僅是求全責備，更是整體否定了士大夫治國的合法性，可能嗎？
說到底，面對橫掃歐亞的蒙古大軍，又有誰，又有哪個群體，又有何種萬全政綱可以保全南宋江山？道德不足以亡國，但道德也不足以活國。
思來想去，讓賈似道一人背上亡國的所有罪責，是最為便捷、最易於闡釋、最顧及君臣大義的「顧全大局」之舉。宋人劉壎作詩《嘲賈似道》，將賈似道諷為締造元朝大一統的「元勳」：
三百年餘氣數更，東南萬里看昇平。
黃金臺上麒麟閣，混一元勳是賈生。
賈似道敗亡之後，為數不多的站出來說幾句公道話的竟然是忽必烈。這裡且錄一段《元史·世祖本紀》的記載：
帝既平宋，召宋諸將問曰：「爾等何降之易耶？」對曰：「宋有強臣賈似道擅國柄，每優禮文士，而獨輕武官。臣等久積不平，心離體解，所以望風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耳，且汝主何負焉？正如所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
忽必烈與賈似道畢竟在鄂州血戰對壘過，也算是惺惺相惜過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