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家洲一敗，南宋沿江諸郡望風披靡。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初，元軍已至長江下游，兵不血刃地佔領了戰略重地建康。
宋廷急詔各地勤王，結果只有張世傑、文天祥和李庭芝等少數將領應詔。張世傑率軍千里入京，上下嘆異。
呂文德堂弟呂文福表面上也受命勤王，但行至途中竟殺掉了傳詔信使，引軍降元。
身在贛州的文天祥「捧詔涕泣」，即刻變賣家產，著手招募豪傑，短時間內就聚集了一萬餘人。有人勸他：「現在敵兵分三道而來，直搗內地，你以一萬烏合之眾北上拒敵，無異於驅羊群而搏猛虎。」
文天祥回答：「我當然知道你所說的風險。但是，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國難當頭，徵召天下軍隊入援，居然無一兵一騎入關。我深恨於此，所以自不量力，不過是要以身殉國，希望藉此激勵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成，只有這樣社稷才有可能保全。」
早就有人看出文天祥乃逢危救世之大才。兩年前，前左丞相江萬里就在潭州囑託文天祥：「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宋史·文天祥傳》中有一小段不常被提及的記載：
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
有人出於維護文天祥歷史形象的緣故，否認這條記錄的真實性。但也有人予以採信：
他（文天祥）的詩歌內容，充滿了縱酒與歡宴、閒適的獨處與廣泛的遠遊，還有生日、晉升與分別等文人間通常的應酬。在年輕時代，他一直保持著上層社會的形象——無憂無慮、喜歡社交與慷慨大方……他週而復始地進行著逐漸奢華的活動。一直拖到三十歲，文天祥才有了自己的配偶與子女，這比宋代精英男性通常要晚得多。
事實上，即使文天祥「性豪華」為真，也絲毫無損他日後以身許國之形象。這至少說明，文天祥在成為我們熟悉的那個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完人之前，他也曾是熱愛生活、錦衣玉食、貪戀人間煙火、縱情聲色的貴公子。但國難當前，文天祥卻以決然的姿態告別昨日之我，選擇了一種顛沛流離且危於累卵的生活。
勤王之人寥寥，數十名官員競相棄官逃匿，連右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也託故「宵遁」，也就是趁夜逃跑，朝中為之蕭然。太皇太后憤懣不平，詔榜朝堂，讀之猶如悲鳴：
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於汝哉……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負為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裡，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
內外交困之下，宋廷又生乞和之意，派使節聯絡呂文煥、陳奕和范文虎等降元之人，希冀他們能夠從中斡旋，與元廷達成「和議息兵」。
恰在此時，南宋這邊發生了一起性質惡劣的殺使事件。
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忽必烈派廉希賢與嚴忠範使宋。據元人陶宗儀的筆記《南村輟耕錄》，忽必烈對此次談判成竹在胸，放言：「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知畏恐。茲若遣使議和，邀索歲幣，想無不從者。」
時至今日，「邀索歲幣」可能已無法達到忽必烈的預期。但歲幣也好，逼降也罷，即使是漫天要價，也可看出忽必烈對議和的態度不無真誠的一面。
攻克鄂州後，忽必烈曾憂心忡忡地召見姚樞，表達了對南宋「天命未絕」的憂慮：「現在伯顏雖然渡江，但上天能否終結宋祚，猶未可知。宋有三百年天下，天命早先在他們而不在我，不能把滅宋當作唾手可得。」
之後，他又在元廷內部解釋派出使團的緣由：「如果南宋真能悔過來附，以往犯的那些錯誤，朕也就不追究了。」
有論者將忽必烈的糾結歸因為天命觀：
忽必烈很想早日征服南宋，又極其迷信天命，他把南宋國祚與上天佑助緊緊聯絡起來。他遣使談判議和，乃至對滅亡南宋信心不足，都是基於天命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