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希賢一行人到建康後，要求伯顏派兵護送入臨安。伯顏唯恐隨行兵多反易引發宋人誤會，勸說稱：「使節出使靠的是言辭而不是兵，有時候兵多了，反而妨礙使節的任務。」但廉希賢固執己見，伯顏只得派五百人護衛。
為表談判誠意，元軍「各守營壘，毋得妄有侵掠」，但當元朝使團於三月十五日到達臨安附近的獨松關（今浙江杭州餘杭區西北）時，伯顏的顧慮果然應驗，南獨松關守將張濡見使團人多勢眾，以為是元軍來襲，便率軍主動發動進攻，陣斃嚴忠範，廉希賢重傷被俘，在被送往臨安的途中死去。
《南村輟耕錄》將獨松關殺使事件的意義無限上升，甚至認為「藉使獨松之使不死，宋之存亡未可知」。殺使無疑是南宋理虧，又給了元朝新的滅宋口實。但口實終究只是口實，影響更多的是程式而不是結果，無論有沒有口實，忽必烈最終都會滅宋。
宋廷接下去的操作令人大惑不解。據《元史·伯顏傳》，宋廷一面託使節向伯顏帶去右丞相陳宜中的口信：「殺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皆邊將之罪，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一面又將張濡當作有功之臣予以提拔。
伯顏收到口信後，斷言「彼為譎詐之計，以視我之虛實。當擇人以同往，觀其事體，宣佈威德，令彼速降」，便又派行省議事官張羽隨宋使往臨安交涉。
但睿智如伯顏，也還是低估了南宋局勢的變幻莫測。四月，張羽使團剛到平江驛（今江蘇省蘇州市），又為當地南宋守軍所殺。
從這連續兩起動機不明、自招其禍的殺使事件可以看出，無論從和戰兩端，還是從中樞與地方來說，南宋此時都已陷入了某種混亂的失序狀態。
你說地方主和吧，在極短的時間內兩次擅殺敵方使節，已無法再用「誤殺」自辯；你說地方主戰吧，元軍主力一來就大範圍請降。真相可能就是一個「亂」字：中央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無論是主和還是主戰，都無法有效貫徹下去。
郝經剛被放還，又出了這兩次匪夷所思的殺使事件，蒙宋和談似乎陷入了詛咒的怪圈。按理說，忽必烈應以此為口實，對南宋發動滅國的最後一擊。
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四月，伯顏接到忽必烈的停止進軍詔書：時暑方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
看起來，忽必烈有了「宋天命未已」的自我心理暗示，就有意無意地尋找一切理由拖延滅宋。忽必烈的心結，比任何南宋軍隊的抵抗更能阻滯伯顏的進軍步伐。
伯顏不願錯過稍縱即逝的滅宋戰機，據《元史·伯顏傳》，他便回奏稱：「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忽必烈倒也沒有堅持己見，便讓人帶話給伯顏，表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
但忽必烈顯然還在舉棋不定，只過了一個月，便令伯顏北還覲見。五月底，忽必烈在上都召見了伯顏。
忽必烈這次喚伯顏回京，所圖者大。
沒錯，忽必烈的確憂慮滅宋戰事，但操心的不是進展過慢，而是過快、過猛。
雖然短時間內扼住了南宋長江防線，但元軍正面臨著戰線過長而兵力捉襟見肘的窘境。據《元史·兵制》，當時元軍「新下江南三十餘城，俱守以兵，及江北、淮南、潤、揚等處未降，軍力分散，排程不給，以致鎮巢軍、滁州兩處復叛」。為此，伯顏還向忽必烈要求緊急增兵，但元軍此時在漠北、高麗、日本、吐蕃、西南等多個方向上都陷入了戰事。因此，忽必烈的構想是，暫時停止對宋的大規模戰略進攻，轉而休整士卒，鞏固佔領區。
但此時忽必烈最憂心忡忡的是漠北戰事。海都聯軍正一路東進，直逼忽必烈在蒙古本部的核心統治區，甚至對上都也造成了威脅。而與滅宋戰爭迥然不同的是，忽必烈在海都之亂中時常處於守勢。幾方面一權衡，忽必烈萌生了將戰略重心轉向漠北的念頭。他喚伯顏回來，固然是為了商議軍國重事，更重要的是，他想讓伯顏領軍北征，全權指揮漠北戰事。
面對忽必烈的「北方優先」戰略，伯顏提出了「先南後北」的戰略構想：滅宋只欠最後一口氣，為免功虧一簣，只有乘勝進軍，方可收得全功；而「北邊之事，尚可徐圖」。
忽必烈雖有心魔，但並非一意孤行，他再次被伯顏說服，最終堅定了一舉滅宋的戰略決心。但從伯顏滅宋後即赴漠北統軍也可以看出，伯顏可能向忽必烈做出了某種承諾。
七月，忽必烈將伯顏從左丞相擢升為右丞相（元丞相之制以右為尊），並命阿術為左丞相。這固然是賞酬這對滅宋組合的戰功，但或也可以視為繼續將滅宋作為執政重心的政治宣示。
八月初，伯顏奉命南下，重回南征軍中。為了替伯顏籌集快速滅宋的援軍，忽必烈在全國範圍內搜刮軍馬，按照《史集》的說法，甚至中原的兩萬囚犯都被送到了前線，行前忽必烈還訓誡他們戴罪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