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得知張珏殉國，不勝悲痛，遂作詩悼念，題為《張制置珏第五十一》：
氣敵萬人將，獨在天一隅。
向使國不亡，功業竟何如。
張珏守重慶時，將釣魚城防務託付給了部將王立。但張珏殉國不到一年後，也就是南宋祥興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王立以釣魚城降元。以淳祐三年（1243年）春，餘玠築城於釣魚山為起始計，釣魚城屹立於抗蒙前線已三十六年之久，但終究還是降了。
因為蒙哥之死，釣魚城被宋人及後世寄託了太多特殊的情感，視其為宋朝力挫蒙古帝國的英雄之城，也因此，釣魚城的陷落，尤其是開城投降一事，數百年來都是歷史的爭論焦點。
據《元史·李德輝傳》，王立早有降意，但與川東元軍有深怨，擔心投降後被殺，因此直接派密使到成都與李德輝接洽。李德輝頂住元軍內部的壓力，「吾為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為哉！」隨後單人乘船直達釣魚城下，呼王立出降，以一人之力平定釣魚城。據說釣魚城軍民自王立以下，家家畫李德輝的像以示尊崇。
在這一敘事中，王立似乎也就是一個苟且偷生之輩，他投降單純是為了保命，反襯出李德輝的大義凜然、奮不顧身。
這裡有必要補充一處背景。因為大汗蒙哥之死，釣魚城對蒙古人而言也是一座特別的城市。據萬曆《合州志》，蒙哥駕崩前曾有屠城遺言，「若克此城，當赭城剖赤，而盡誅之」。這一遺言真實性可疑，但在蒙古軍人眼中，釣魚城破後理應依照蒙古舊俗屠城，甚至可以視作忽必烈下詔平宋「不可嗜殺」的例外。也因此，據《元史·李德輝傳》記載，川東元軍對釣魚城的態度始終強硬固執，甚至引起李德輝的不滿，聲稱川東元軍將釣魚城「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而快心於屠城也」。
有理由推斷，王立之所以一開始在降元問題上有所拖延，可能正是因為擔心被屠城；而最終答應降元，固然是得到了李德輝的某種承諾，固然是人皆惜命，但也有擔心城破後被屠城的原因，後世所謂「公之寧屈一己為保全宋室遺民」。王立曾對部將有言：「某等荷國厚恩，當以死報。然其如數十萬生靈何？」
李德輝單舸赴會，破了這個屠城死局，但王立付出的代價是淪為聲名狼藉的叛臣降將。宋末降臣俯拾皆是，除了劉整、呂文煥、范文虎、夏貴等人，一直堅守到臨安降後三年的王立卻可能是罵名最盛的一個，原因無他，誰讓他守的是釣魚城呢？
釣魚城只有像張巡、許遠守睢陽一樣，人與城偕亡，玉石俱焚，才符合南宋遺民與春秋大義的道德期待。
關於王立降元，還有一處正史失載的細節。當年宋軍收復瀘州時，蒙軍守將熊耳被擊斃，其夫人被俘。王立與她投緣，或許就是因為其有姿色，將她收為義妹，但據說更可能是侍妾。當王立在戰降兩端左右為難時，這位可能是李德輝的異父妹的熊耳夫人站了出來，力勸王立找李德輝請降，這才幫王立下了最後決斷。
這則看上去充滿各種巧合的逸事可能真有其事。乾隆年間，合州知州陳大文將釣魚城「忠義祠」更名為「功德祠」，並將王立、熊耳夫人及李德輝加入合祀。他在《釣魚城功德祠碑》中寫道：
豈以魚城為天險，合天下攻之不破邪？公之寧屈一己，為保全宋室遺民……挈此數十萬生靈與之偕死，亦未始不可謂盡忠待宋……王、張二公，高風勁節，固與日月爭光，山川共久。而李公德輝，王公立與熊耳夫人，實有再造之恩，亦應享民之祀。
光緒初年的合州知州華國英對陳大文的翻案大為不滿，又將這三人移出了忠義祠，撰寫了《重修釣魚城忠義祠碑記》，怒斥「王立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以之從祀，是為瀆祀，神必不享」。
1942年6月，郭沫若到釣魚城訪古，陳大文的碑文令他怒不可遏，當即題七律一首，詩末有「貳臣妖婦同祠宇，遺恨分明未可平」一句。貳臣妖婦，指的就是王立和熊耳夫人。
這些人可能都忘記了，釣魚城失陷次月，即南宋祥興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崖山海戰開打，南宋進入最後的時刻，除了崖山，沒有哪裡比釣魚城堅持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