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五月二十六日，自元營虎口脫險的文天祥輾轉來到福州，隨即被宋端宗行朝任命為右丞相。
對於這一段「境界危惡，層見錯出」的逃亡經歷，文天祥在《指南錄·後序》中列舉了自己的十八次死裡逃生：
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為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彷徨死；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為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比九死一生，還翻了個倍。
自海路南下時，文天祥感慨萬端，作詩《揚子江》，立志復興宋室，雖十八死猶不悔：
幾日隨風北海遊，回從揚子大江頭。
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文天祥剛到福州時，行朝還是有那麼幾分中興氣象的。文有陳宜中、文天祥、陸秀夫，武有張世傑、劉師勇、蘇劉義，還在浙南發動了一次成功的反擊，先後收復了台州、婺州和衢州等州縣。
但很快，行朝內部就紛爭四起，而問題最早竟出現在文天祥身上。
文天祥一到福州，就指斥陳宜中：「你逃出臨安時，為什麼不帶著兩宮（宋恭帝、全太后）與二王同奔，怎麼就棄之不顧了？」陳宜中無言以對。
接著，文天祥又問統兵的張世傑朝廷有兵多少，張世傑答說只有他自己的部隊。文天祥嘆息：「公軍在此矣，朝廷大軍何在？」文天祥這麼說，「等於責備張世傑不顧大局，未能團結各路軍隊，只知擁兵自重」。
文天祥為人耿直，暢所欲言，但值此國家危亡時刻，本應和衷共濟，相忍為國，指摘陳宜中慌不擇路也就罷了，對張世傑也有誅心之言，就只能令人扼腕興嗟，嘆國運已逝了。
以陳宜中的心胸來看，文天祥的直言不諱大概開罪於他，雖然看不到陳宜中報復文天祥的歷史細節，但陳宜中至少以攬權架空了文天祥。據文天祥的自述，他對陳宜中把持朝政極為不滿，「餘名宰相，徒取充位，遂不敢拜，議出督」，於七月初離開福州，開同都督府於南劍州（今福建南平），聚兵集財，號召天下勤王，準備反攻江西。
福州建政之初，陳宜中與陸秀夫也有一段政治蜜月期。據《宋史·陸秀夫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諮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所謂「久在兵間，知軍務」，是說陸秀夫早年曾廁身李庭芝幕府，為李庭芝最為器重的幕客，「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
作為「宋末三傑」（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中資歷最淺之人，陸秀夫自有其過人之處。當時君臣播遷，大小事務因陋就簡，宋端宗之母楊太后垂簾聽政，與臣下說話時甚至自稱「奴」，朝會之時，只有陸秀夫仍端持著手板，莊重之態儼然像過去上朝一樣。流亡途中，陸秀夫時而悽然泣下，用朝衣拭淚，致衣服溼透，左右之人無不感觸萬千，但這或許可以解讀為陸秀夫已陷入某種政治抑鬱。
無論如何，在當時的行朝中，陸秀夫已漸成為某種忠義許國的精神圖騰。
但對於這樣一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之純臣，陳宜中仍不能相容。僅僅因為對朝政意見不一，陳宜中就指使諫官彈劾陸秀夫，並罷免了他。張世傑知道後，責問陳宜中：「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陳宜中惶惶不安，只得匆忙召回了陸秀夫。
陸秀夫雖歸，但行朝已是滿目瘡痍。張世傑與殿帥蘇劉義不和，文天祥說，這致使這位呂氏軍事集團中的忠貞之士「志鬱郁不得展」；常州保衛戰的守將劉師勇眼見戰局日危，而朝中政爭不斷，據《宋史·張世傑傳》，這位忠義之臣深感「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
正當南宋流亡政權內部相煎何急之時，一場滅頂之災襲來。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月，兩浙元軍兵分三路進逼福州。至十一月，元軍不僅佔領了衢州、台州、溫州等浙江州縣，還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閩北重鎮建寧府（今福建建甌），致使福州門戶洞開。
元軍兵臨福州城下前，陳宜中和張世傑帶著宋端宗和衛王趙昺登船入海，不戰而遁。此時，福州宋軍尚有十七萬、民兵三十萬。文天祥日後曾痛心指出：「自三山（福州）登極，世傑遣兵戰邵武，大捷，人心翕然。世傑不為守國計，即治海船，識者於是知其陋矣。至冬聞警，即浮海南去，天下事是以不可復為。哀哉！」
但文天祥此議對張世傑可能是過苛了。一方面，張世傑存在僥倖心理，可能是想效仿當年宋高宗入海躲避金軍渡江南征的「成功經驗」，避其鋒芒，等待元軍不耐南方溼熱而撤軍，在這一點上，張世傑顯然是低估了元軍窮追不捨的韌性，直至在崖山逃無可逃。但在另一方面，張世傑雖是堅決的主戰派，卻歷經數次宋元大戰，對雙方的實力對比有清醒的認識，如果流亡朝廷死守福州，大機率是城陷人亡，反倒中了元軍的下懷。
流亡朝廷的下一個目的地是泉州，這裡有一位富甲天下的海上巨擘。
當時的泉州不僅是南宋海洋商貿中心，還堪稱世界第一大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在泉州設立市舶司，由提舉市舶使全權管理海洋貿易事務。流亡朝廷來泉州時，時任提舉市舶使之人為阿拉伯人後裔蒲壽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