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壽庚身兼雙重身份，總領南宋海外貿易，他及蒲氏家族又是南宋首屈一指的海洋鉅商，幾乎壟斷了南宋同海外的香料貿易。史載「以善賈往來海上，致產鉅萬，家僮數千」。
蒲壽庚及蒲氏家族不僅有錢有勢，甚至還擁有一支強大的私人海上武裝力量，曾於鹹淳十年（1274年）平定南宋海軍不敢攖其鋒的海盜，據說「南海蠻夷諸國莫不畏服」。因私人武裝力量雄厚，蒲壽庚又被南宋流亡朝廷授以福建廣東招撫使的軍職。
時值宋季，蒲壽庚雖不是泉州知州，但已儼然是泉州的實際掌控者，再加上他控制的鉅額財富與強大的私人海軍，這使其成為南宋與元朝爭相拉攏的物件。
張世傑一行來到泉州時，蒲壽庚雖政治態度曖昧，但至少在表面上還以宋臣自居，並未接受元朝的招撫。對於蒲壽庚、蒲氏家族，以及泉州海商集團而言，他們最核心的利益訴求還是海外貿易與商業利益，至於效忠哪個政權，他們本就沒有士大夫的糾結與念茲在茲。
當宋端宗和張世傑一行人的船開到泉州港時，蒲壽庚上船拜見宋端宗，請皇帝登岸駐蹕泉州，卻為張世傑所拒。當時有人勸張世傑乾脆將蒲壽庚扣留在船上，以控制蒲氏家族及泉州海商集團的財力與武力，但張世傑沒有接受，放蒲壽庚下船回城。
張世傑拒絕上岸顯然是懷疑蒲壽庚的忠誠度，他可能是收到了元軍來使招降的情報，也可能是信不過蒲壽庚的阿拉伯人血統。
畢竟皇帝在身邊，不可冒險，張世傑的謹慎持重自有其道理，無非是多觀望一陣再決定去留罷了。但很快，為了補充水軍匱乏的船隻，張世傑竟然派人強制徵收了蒲氏家族的一大批海船和錢財，據說光船隻就達到四百餘艘。
蒲壽庚自然是勃然大怒，此前張世傑拒絕上岸已讓他不快，現在居然主動挑釁，直接挑戰了泉州海商集團最為介懷的商業利益，此舉讓原本游移不定的蒲壽庚最終下定叛宋的決心，「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泉州是南宋宗室除臨安之外的最大聚居地，宋廷為此還在泉州設立了管理趙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因此宗室死難殆盡。
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蒲壽庚降元，這可能並非僅僅是他的個人意志，而是代表了泉州地方精英勢力，尤其是海商集團的共同訴求。受降的元軍將領董文炳為表誠意，當即將忽必烈所賜的金虎符解下，贈予蒲壽庚。事後，董文炳向忽必烈請罪，他之所以擅自轉贈陛下所賜之物，是因為蒲壽庚能夠「為我扞海寇，誘諸蠻臣服」，受到了忽必烈的嘉獎。這也可見，元廷頗為看重蒲壽庚的歸降，除了董文炳提到的兩點原因，可能還有元朝重視海外貿易的重商主義傳統。更不要說，蒲壽庚的阿拉伯人背景，在南宋這邊是劣勢，在元人這邊甚至是一種優勢。
蒲壽庚之降，部分是元人的誘降，部分是張世傑的逼反，但究其根本，還是蒲壽庚及其代表的泉州海商勢力的審時度勢之舉：以泉州為根基的海洋貿易絕不能成為改朝換代的殉葬品。而泉州對外貿易在降元后的繼續繁榮，恰恰證明了蒲壽庚導元傾宋之正確。
蒲壽庚降了，南宋流亡朝廷只得繼續流亡，像幽靈一樣遊蕩徘徊於廣東沿海。一年後，即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二月，宋軍船隊在井澳（今珠海橫琴島）一帶不幸遭遇颶風，宋軍「死者十四五」，連宋端宗趙昰都險些溺水而亡。
這時候，陳宜中又脫隊了。但這次可能並不是臨安失守前那樣的「宵遁」，而是去占城（中南半島東南部的古國，後為安南所滅）為行朝打前站。據《宋史·陳宜中傳》，「井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反」。
五年後，即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軍伐占城，陳宜中又逃奔暹羅（今泰國）避難，「後沒於暹」。但這也只是一種說法，陳宜中的最終去處更像是一樁歷史懸案。
陳宜中一生褒貶互見，他雖對挽救南宋危亡並無實績，反倒有黨爭誤國之嫌，還半真半假地沾上了「逃跑丞相」的汙名，但在大批南宋文臣武將拱手而降之際，陳宜中「時窮節乃見」，從始至終拒絕降元。只不過，他的氣節更多體現在「走」上。
殉國是氣節，流亡也是氣節。對此，文天祥就曾在另外一個場合說過：「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
曾著《心史》的南宋遺民鄭思肖曾將陳宜中與張世傑相提並論，「二公忠烈動天地，有德感人心」。甚至與陳宜中政見不合的文天祥也曾賦詩兩首《相陳宜中第十六》《陳宜中第四十》，筆下可見他也曾對陳宜中寄予厚望：
蒼生起謝安，翠華擁吳嶽。
可以一木支，俯恐坤軸弱。
管葛本時須，經綸中興業。
有志乘鯨鰲，南紀阻歸楫。
陳宜中一直是陳宜中，但世道多變，宋季忠臣的標準隨著臣子的大量投降甚至反戈一擊而不斷降低，以至像陳宜中這樣一個逡巡不前但拒絕降元的落跑丞相，最終也隨時勢變為一名忠臣。
有時候，時窮節乃見並不是說一個人突然展現出了氣節，而是其他人都丟了氣節，反而顯出了他的氣節。
井澳海難不到半年，也就是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十五日，在颶風中受驚過度的宋端宗趙昰駕崩於硇洲島（今屬廣東湛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