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是否不得不死？或者說，文天祥是否有過不死的想法？
《宋史·文天祥傳》中有一段令很多後人或困惑或憤懣的敘事：
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
這段話的風暴點是文天祥的這句表態：「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
按照《宋史》這一段的說法，如果元朝可以放文天祥回家，不強迫為官，從此做一介平民，這是他可以接受的。今後元廷若有事，文天祥甚至也願意以一個平民的身份幫著出出主意。
那麼，如何解釋文天祥之死呢？
從文天祥以上這段話出發，姚大力先生接著闡發稱：
如果元朝能把他當作一個平民放歸鄉里，這便是文天祥完全可以接受的一種安排。他在等，也包括在等待這樣一種可能性。可是元朝沒有給他這一選項。元朝給他的選擇，始終只有兩項：在元朝做官（忽必烈認為從南宋入元的人當中，能做他的宰相的，只有文天祥）；或者被處死。要他在元朝做官，這是文天祥萬萬不能同意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文天祥毅然選擇了後者。
不少人認為，《宋史》這段「黃冠歸故鄉」的敘事有違春秋大義，蓄意破壞文天祥全忠全節的形象，進而斥之為構陷捏造。
清人畢沅在《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十月的考異中激烈批評《宋史》「黃冠歸故鄉」之說：
按天祥對博羅（孛羅）之言，唯求早死，豈復有黃冠歸故鄉之想。論者以為必留夢炎輩忌天祥全節者，因積翁有請釋為道士意，遂附會其語以誣天祥耳，今不取。
畢沅的觀點很清晰，《宋史》這段話乃誣陷文天祥，是假的。
畢沅的「辯誣」自然有其道理，據鄧光薦的《文丞相傳》：
是時南人仕於朝者，謝昌元、王積翁、程飛卿、青陽夢炎等十人，謀合奏，請以公為黃冠師，冀得自便。青陽夢炎私語積翁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解？」遂不果。
《文丞相傳》這段與《宋史·文天祥傳》有兩處異同。其一，《宋史》是留夢炎，這裡是青陽夢炎，兩人都是投元宋臣，此處異同這裡就不展開了；其二，「黃冠歸故鄉」是王積翁等人提議的，而不是文天祥自己要求的。
有人據此推論，《宋史·文天祥傳》是張冠李戴了，將王積翁等人的提議，誤作文天祥之語。
有沒有這種可能？當然有。
但這是一個開放性的「或然」問題，直接將《宋史·文天祥傳》的「黃冠歸故鄉」之說斥為誣陷，恐怕是太武斷了，也是意識形態先行了。
即使依照《文丞相傳》的邏輯，也並沒有完全推翻《宋史·文天祥傳》的說法：王積翁們提出了「黃冠歸故鄉」，但也未指明文天祥同意還是不同意，如果文天祥接受了呢，那不就是和《宋史》殊途同歸了？
也有學者認為，《文丞相傳》的記載「或為英雄諱」。「黃冠歸故鄉」之說，絕非空穴之風。
再比如，還有說法認為，「黃冠歸故鄉」之說是編纂《宋史》的元朝史臣刻意偽造，為的是褒元貶宋，且不論這一說法證據嚴重不足，可能更關鍵的是，如果文天祥都願意「黃冠歸故鄉」了，忽必烈還苦苦逼他做元朝的官，最終逼得文天祥赴死，這恐怕不是「褒元」，而是「貶元」吧。
以上這些探討都說明，《宋史》「黃冠歸故鄉」之說，其真偽是一個開放性的、待解決的學術問題，目前充其量只能說是被質疑，遠說不上被推翻。
更有意義的探討是，如果文天祥的確提出「黃冠歸故鄉」，那麼，那些持否定意見者是否能接受？或者說，他們是不是拒絕接受這是一個開放性問題？
姚大力先生認為，文天祥之死，是作為宋朝遺民不仕新朝之死。我們沒有理由要求文天祥具有當時根本不存在的民族主義立場，這樣看似是在拔高文天祥，實際上卻是對他真實形象的歪曲和侮辱，裝模作樣地去歌頌一個虛假的文天祥：
文天祥……這些人所表達的，是一種「遺民」立場。在一個王朝已被新建立的王朝取代的時候，它是一種針對曾在前一個王朝做過官員的人們的道德約束。這一約束並不要求「遺民」拒絕甚至反抗新王朝的統治，也不要求他們天天伸長脖子朝著新政權吐唾沫，只要求他們不能再進入新王朝的各級機構裡擔任正式官員。因為他們都已在舊朝受過「恩典」，所以終身不能背叛這一恩典。遺民身份並不妨礙具有這種身份的人在新王朝統治下當一名普通老百姓。而且這種身份及身而止，不遺傳給後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