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天祥的「遺民」立場，還可以從以下幾個人的人生選擇中交叉印證。
其一，文天祥的幼弟文璋。本書前文曾提及，文天祥曾鼓勵文璋棄元官歸隱，所謂「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隱……使千載之下，以是稱吾三人」。
其二，文天祥的嗣子文陞。文天祥的兩個兒子或殞命或下落不明後，文璋將次子文陞過繼給哥哥以繼香火。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時，文陞出仕，官至集賢院直學士，去世後還被仁宗追封為蜀郡侯。文陞之出仕，可證遺民不世襲的觀念。
元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記錄了一件有關文陞的逸事，讀之意動：
至元間，宋文丞相有子，出為郡教授，行數驛而卒，人皆作詩以悼之。閩人翁某一聯雲：「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獨為絕唱。
其三，文天祥的摯友鄧光薦。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原本作為俘虜與文天祥共同被押送大都，至建康因病滯留，後被元人釋放，以在野之身隱居民間，寫下《文丞相傳》《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哭文丞相》等歌頌忠義的詩文。據《元史·張珪傳》，文天祥就義那一年，鄧光薦做了張弘範之子張珪的老師，張珪後官至平章政事，封蔡國公。
鄧光薦沒有選擇死節，甚至做了張弘範之子的老師，這些都無礙於他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南宋遺民。
其四，與文天祥齊名的謝枋得。與文天祥一樣，謝枋得在南宋末年也主持了多年抗元戰事，兵敗後，謝枋得隱居福建，教書度日。
元廷先後五次派人召他入朝為官，謝枋得均嚴詞拒絕。謝枋得曾如此解釋自己拒絕入仕的立場：「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為大元閒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謝枋得的立場很鮮明：只要元朝不逼他出仕，他可以選擇作為元朝閒民而活下去；倘若逼迫其出仕，失忠宋之節，便「惟願速死」。
宋亡十年後，謝枋得終於迎來了生死抉擇時刻。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冬天，福建參政魏天祐強迫謝枋得入大都為官。《宋史·謝枋得傳》記錄下了傳主死節的一幕：
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欑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
謝枋得與文天祥同為江西人，同年進士及第，因忠義被後人並稱為「文謝二山」。謝枋得沒有因不求死而隱居被詬病為「苟且偷生」，那麼，對文天祥「黃冠歸故鄉」的可能性也可以更寬容點嗎？
終身隱居不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不少南宋士大夫曾試圖如此，但在元廷的盡心竭力且帶有強迫性的徵召下，他們並沒有像謝枋得這樣求仁得仁。
趙匡胤第十一世孫趙孟頫宋亡後蟄居在家，屢次拒絕仕元，但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他還是同意出山，赴大都覲見忽必烈。據《元史·趙孟頫傳》，忽必烈見他「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特命他負責起草詔書。
而《元史·葉李傳》還記載了曾領銜上書攻訐賈似道的京學生葉李，他在元軍入臨安後隱居富春山，起初也屢拒徵辟，但僅僅一年後，便在半推半就中仕元，成為忽必烈的親信重臣，得到世祖「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愛之」的褒揚。
文天祥起兵勤王時，有一名同為廬陵人的太學生王炎午追隨於側，但因「父歿未葬，母病危殆」，很快離軍歸家。文天祥五坡嶺被俘後，王炎午就一直殷切等待著文丞相的死節訊息。久等不至後，他慷慨淋漓地寫下了著名的《生祭文丞相文》，上來第一句就是：嗚呼！大丞相可死矣！
王炎午堂而皇之地自曝動機：「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如此坦蕩，倒也是非常之人。
祭文寫好後，王炎午與友人一起謄錄了數十份，在文天祥被押解大都的交通要道上四處張貼，「冀丞相經從一見」，可謂用心良苦。
這位唯恐文天祥不速死的王炎午，再也沒有參與抗元一天，更沒有選擇死節。他在「歲歲東風歲歲花。拼一笑，且醒來杯酒，醉後杯茶」中，一直活到了1324年，以七十三歲壽終正寢於家中。
此時，文天祥已殉難四十一年。
不過，王炎午本人倒也算一名極合格的遺民，宋亡後隱居鄉里，終身不仕元，大節無虧。這樣的遺民人生，或本也是文天祥的心願。
文天祥不是為哪個「道旁兒」而死，雖然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中，也為了那些律他式的道德壓力，或悒悒不樂，或百口莫辯，但他最終是為了自己的信念與內心堅持而慷慨赴死。
文天祥應對諸葛亮《後出師表》心有慼慼，最末一句是：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