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能由單一情緒主導。多元的歷史敘事，是我寫作《崖山》這本書的初衷之一。畢竟，寫作是一件苦事，沒有一點情懷驅動，很難廢寢忘食。
我想盡力規避的第二種敘事，是南宋中心主義敘事。
好看的歷史應當是由多元視角構成的，但具體到南宋亡國這段歷史，流行的歷史敘事往往都聚焦於南宋，從而遺忘了一個常識：南宋衰亡的另一面，是元朝的崛起。
於我而言，寫作《崖山》最大的難點也是元史。在歷史學內部，元史可能是最讓從業者有「隔行如隔山」之感的一個朝代史。但再難、再有壓力，我都時刻提醒自己：既然要寫《崖山》，寫南宋亡國，怎麼可以不去努力學習和探究元史呢？
缺乏元朝視角的南宋衰亡史，天然就容易墮入單一敘事。
我不討厭宋朝，在某種意義上我也算是一個「宋粉」，宋朝政治相對於其他帝制時代的寬容與開放，令人心生嚮往，令我心甘情願地「犧牲」部分客觀。但這不等於，你在思考和寫作南宋衰亡史時，可以將元作為一個無關緊要的他者，作為一個不想探究的毀滅方。
元朝視角的難點之一，最有魅力之處可能在於，成吉思汗開創的大蒙古國，與忽必烈開創的元朝，雖有其天然的歷史傳承，但二者遠不是一回事。回到歷史現場，在蒙古人內部，人們對忽必烈的「漢化」傾向一向充滿疑慮，對忽必烈建立中原王朝的努力更是不以為然。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國路線，為此也引發了漫長的蒙古內戰。
但這與南宋衰亡史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萬千重。當即位前的忽必烈在鄂州城下與賈似道纏鬥時，當做了皇帝的忽必烈傾力滅宋時，來自蒙古人的軍事挑戰令忽必烈如坐針氈，不惜放緩滅宋大業也要先致力於蒙古內戰。
沒錯，對忽必烈而言，蒙宋戰爭並不是他優先考量的，南宋更算不上什麼大敵。
這是南宋亡國的重要真相之一：元與南宋從來就不是同一個體量的對手。
以此而言，南宋在對元戰爭中的抵抗，尤其是襄樊之戰中的堅韌，更加令人心生感佩。面對這樣一個疆域之廣闊在人類歷史上都無與倫比的大國，南宋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還有那句話，過分貶低敵人，其實貶低的是自己，特別當己方是輸家的時候。
這裡就牽涉到我想避免的第三種敘事：奸臣和「漢奸」敘事。
如果不考量蒙、宋雙方的實力差距，不去細究兩宋深入肌理的一些體制痼疾，而簡單粗暴地將亡國罪責往所謂的奸臣和「漢奸」身上一推了事，那就不是什麼體面的讀書人了。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曾經憤憤不平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