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為賈似道所籠絡、重用，而最終拋棄了他的南宋大官，大多在仕元之後埋首著述，此輩往往對賈似道進行肆意謾罵，並將南宋滅亡的責任歸結於其一人身上。
奸臣敘事源遠流長，其核心原因就是，讓賈似道這樣的奸臣背上亡國的所有罪責，是最便捷、最易於闡釋、最顧及君臣大義、最容易被傳播，也最能迎合民間情緒的「顧全大局」之舉。
這樣似乎也是一種心理補償：我們本來可以輕鬆打敗外敵，但奸臣當道，以致大局糜爛。
漢奸敘事也是類似的邏輯。鼓吹者沉醉於這樣一種情境：內有奸臣作祟，外有漢奸橫行，因此國將不國。
有了這樣簡單暢快的敘事，一個人不懂歷史細節，不知元朝為何物都沒關係，他一樣可以暢談宋蒙戰史，批評奸臣誤國時，還能顯得他大義凜然。
但至於張弘範等人是不是符合漢奸標準，就無人關心，也不重要了。出身河北的張弘範自生下來第一天起就在蒙古治下，沒做過一天宋人，他為蒙古打仗又奸在何處？張弘範的父親張柔倒算是某種「奸」，但他一出生就是金人，還為金國與蒙古打過仗，後來被俘歸降蒙古，因此張柔沒做過一天宋人，和「漢奸」也扯不上任何關係。
在奸臣和漢奸敘事的影響下，連忠臣敘事也變形了。
我對南宋亡國時的那些忠臣，比如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等人充滿敬意。文天祥的偉大無須多言，但遺憾的是，高大全式的塑造方式也在讓我們遠離一個真實的文天祥。正如元史學者姚大力先生所言：
文天祥之死，並不是出於今天許多人以為他之所以要死的那種民族主義立場……我們不應該把他原來沒有的那種意識硬塞在他的腦子裡，然後再裝模作樣地去歌頌一個虛假的文天祥。
可以有民族主義敘事，但不要單一民族敘事；可以有南宋視角敘事，但不要南宋中心主義敘事；可以有道德敘事，但不要奸臣和「漢奸」敘事。
閱讀歷史、思考歷史、寫作歷史，目的之一是讓我們對這個世界上的各種可能性充滿敬畏，保持開放心態，小心翼翼地為自己的每一種主張仔細論證，做好一旦有了更確切的事實，就隨時推翻前見的準備。
我會隨時這樣提醒自己，也希望用我的寫作，隨時提醒我最敬畏的讀者們。
我們都希望自己生活的世界更好一點，不是嗎？
這本書照例獻給我的妻子冰和女兒棲約，願我們都寬容地看待彼此，看待我們的生活與世界。
崖山之外，是更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