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出三個結論來。
第一，中庸一定是常人之道。
什麼叫「常人之道」？就是普通人也能做到的，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儒家的倫理道德學說有一個特點，就是強調任何人，所有人，最普通的人，再沒有文化的人，都能做到。所以，他們絕不唱高調，絕不提一個高不可攀的目標出來。比如《禮記》裡面講，一個孝子，應該做到「出必告，反（返）必面」。什麼意思呢？就是出門的時候，你一定要告訴父母親；回家以後，也一定要跟父母親見個面。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吧！太容易、太好做了！但儒家認為，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很高的道德。為什麼呢？因為你有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心理能力，能夠處處替別人著想。比方說，你能夠想到，不打招呼就跑掉了，然後半天不回來，父母親要擔心啊！為了不讓父母親擔心，出門之前一定要打個招呼，回家以後一定打個照面。這就是孝心，也就是孝行啊！這種孝行，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所以儒家講的東西，一定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以至於很多人認為，孔子他們也沒什麼了不起。你說他有多了不起的學說？沒有。說來說去，也就諸如此類，打個招呼啦，打個照面啦，等等。這也要說？但是真的要說，我看現在很多孩子都做不到呢。
中庸也是這樣。一個「不走極端」，一個「不唱高調」，有多難呢？實在不難。但是真要做到，又很不容易。不信你去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讀書人，又尤其是讀書人當中的「憤青」，又尤其是「憤青」當中的「愛國憤青」，有幾個是不唱高調、不走極端的？沒有幾個。為什麼？為了把自己跟那些「平庸」的、「庸常」的，甚至「庸俗」的大眾區別開來。也就是說，他們絕不能「庸」。這就要唱高調。是啊！不唱高調，怎麼表現「愛國主義」呢？不唱高調，怎麼表現「理想主義」呢？不唱高調，又怎麼表現「道德情操」和「高風亮節」呢？所以，他們是一定要設立道德高標，並且拿這種「高標」去要求別人、批判別人、譴責別人的。至於這些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可行，他們可不管。
唱高調的結果必然是走極端。為什麼？因為高調就是極端，否則就叫「中調」了。走極端是誰的思想方法？法家的。前面說過，矛盾一詞，就是韓非發明的嘛！韓非還有一句話，叫做「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韓非子·顯學》）。也就是說，冰，和燃燒著的炭，能夠在同一個器皿中長期共存嗎？不能。不是冰熄滅了炭，就是炭融化了冰，要不然就是冰也化了，炭也熄了，同歸於盡。同樣，嚴寒和酷暑，也不可能在同一時刻到來。所以，你只能走極端：要麼冰，要麼炭，要麼嚴寒，要麼酷暑。
但是，法家走極端，卻並不唱高調。先秦諸子儒墨道法，前三家都是理想主義者，唯獨法家是現實主義者。法家，怎麼會唱高調？其實，就連先秦時期的儒、墨、道三家，也不唱高調。他們主張的那些東西，克己復禮也好，平等互利也好，無為而治也好，也不是多難的事。之所以不能實現，不是調門太高，是不合時宜。
那麼，後來的人，怎麼就既唱高調，又走極端呢？我認為與漢武帝和董仲舒有關。他倆幹了一件什麼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要獨尊，就得拔高。高高在上，才能唯我獨尊嘛！這下子，調門可不就高了？但是，漢武帝的子子孫孫，還有後來的那些統治者，心裡跟明鏡似的。他們很清楚儒家那一套，其實不能治國，只能用來忽悠，忽悠老百姓不造反。真正管用的，還是法家的「兩面三刀」，也就是賞和罰，以及權勢、權術、刑法，即「勢、術、法」。這一點，我在《先秦諸子》和《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兩書中都有細說。總之，武帝以後，歷朝歷代統治者的辦法，是明儒暗法、外儒內法、陽儒陰法。儒家是公開的執政黨，法家是暗中的執政黨。法家走極端的思想方法，當然能夠流行。
更何況，唱高調和走極端，原本就相得益彰。唱高調一定走極端，走極端也一定唱高調。為什麼？因為走極端，是需要道義支援的。你得說，我這樣做，是為了某種崇高的理想，或者某個崇高的目標。這樣，你走起來，才理直氣壯，才大義凜然，才所向無敵。
這倒也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結果是什麼呢？是孔子被神聖化，中庸被妖魔化。也就是說，當孔子被哄抬到「唯一聖人」的嚇人高度時，他最鍾愛的「中庸之道」卻完全變了味兒，變成了和稀泥、沒原則、風吹兩邊倒、各打五十大板等等。這也不奇怪。既唱高調又走極端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庸」的；而那些被種種高調逼得走投無路的人，也就只好裝樣子、耍滑頭。結果，中庸變成了鄉愿。
這樣一說就清楚了。要恢復中庸的本來意義，就得把孔子從神壇上拉下來。孔子「去神聖化」，中庸才能「去妖魔化」。孔子恢復為「常人」，中庸才能恢復為「常道」，即「常人之道」。常人之道的特點是什麼？不唱高調。這是第一點。
第二，中庸一定是適中之道。
這一點，似乎不用多講。因為中庸不僅是「庸」（不唱高調），更是「中」（不走極端）。這就肯定要「適中」。比方說，既不唱高調，也不趨下流，既反對只有追求，又反對沒有底線。如果你只有追求，不考慮現實，不斷提一些很高的道德標準要求，這就是走極端。如果你放任自流，連底線都沒有了，也是走極端，都不是中庸。
不過，中庸講適中，還因為它是「常人之道」。常人是什麼人？是大多數，也是中間派。聖人，像堯舜那樣的，或者像基督、像佛祖那樣的，是極少數。惡魔、惡棍、十惡不赦的傢伙，也是極少數。大多數是常人，是普通人。他們不像聖人那麼好，也不像惡棍那麼壞，所以是「中間派」。為他們定標準，可不就得「適中」？
由此可見，適中，不但是「中」，而且是「適」。適，可能比「中」還重要。或者說，中，其實是為了「適」。實際上，世界上沒有最好，只有最合適。比方說找老婆、找老公，你說我要找個世界上最好的，那對不起，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對的。為什麼？因為「最好」只有一個。否則，怎麼叫「最」呢？那麼好了，世界上只有一個女人是最好的，難道大家都去愛她？世界上也只有一個男人最好，難道大家都去找他？那哪成啊！實際上，對你最合適的，就是最好的。這就是中庸，中庸就是最合適。怎樣最合適？不走極端。這是第二點。
第三，中庸一定是可行之道。
這一點，應該也不成問題。你想嘛，孔子，他為什麼要主張一種「常人之道」？他為什麼不弄點兒「驚世駭俗」的東西來？就是為了「可行」啊！正所謂「非不能為高言也」，只因為「非人能共行」，這才「不言之矣」。反過來，他講中庸，包括講「以直報怨」，就因為它既平常，又適中，可操作。實際上，孔子，還有孟子、荀子，都是很注重「可行性」的。他們提出的社會改革方案，無論怎樣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都會有「可操作性」。至少，看起來有。也就是說，先秦儒家孔、孟、荀，其實是處於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這也是中庸。不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走極端，是中；注重「可行性」，是庸。「庸者用也」嘛！
不唱高調，不走極端，切實可行。現在，中庸是怎麼回事，大體上就講清楚了。接下來要討論的，是與中庸有關的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一個是權宜，一個是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