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宜，包括權和宜。我們先說「宜」。
什麼是「宜」？宜，就是前面說的那個「可」。可，是中庸的原則。它是應該，也是能夠。伊尹就是「應該」的榜樣，孔子就是「能夠」的榜樣。當然，應該與能夠，並不矛盾。而且，「應該」還是前提條件，即首先是「應該」，然後是「能夠」。所以，孔子也是講「應該」的。還是子貢，曾經問孔子，說如果鄉親們都喜歡我，老師你看怎麼樣？孔子說「未可也」，也就是還不怎麼樣。子貢又說，那如果大家都不喜歡我，怎麼樣呢？孔子說，那就更不怎麼樣了。那麼，要怎麼樣，才算怎麼樣呢？孔子的說法，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子路》）。也就是說，好人都喜歡你，壞人都不喜歡你，這才對。
這就是「可」，也就是「適」。可見，合適不但是合人，也不但是合己，更重要的是合道。什麼道？正道。這是中庸「原則的原則」。也就是說，中庸的第一原則，是「正」。其實，在儒家這裡，中，就是正。為什麼是正？因為不正，就偏。偏，就不會在中間。《中庸》裡面有一句話，叫做「極高明而道中庸」。這裡說的「極」，就是房屋的正樑，也就是上樑。這根梁，一定得是正的。否則，上樑不正下樑歪，那房子會塌。同樣，這根梁，也一定是在當中的。放在當中，才「正」。上樑正正地放在當中，整棟房子就穩穩當當了。這就叫「極高明而道中庸」——上樑的「正當」決定了全體的「中庸」。中庸，就穩當。
正是中，也是直。正直嘛！所以，以直報怨，也可以解釋為「以正報怨」。正是直，也是義。正義嘛！所以，以直報怨，也可以解釋為「以義報怨」。那麼，義又是什麼呢？是「宜」。義者，宜也。義，就是「應該」，也就是「宜」。所以，以直報怨，又可以理解成「以宜報怨」，也就是「該怎麼著就怎麼著」。
這就是「宜」，也就是合適、應該、適當、對頭。中庸講「適中」，講「正道」，當然要講「宜」。問題是，什麼宜，什麼不宜？怎樣宜，怎樣不宜？要知道，世界千變萬化，事情是紛繁複雜的。今天宜，明天不一定宜；此處宜，彼處不一定宜。這就要看情況。或者說，既要有原則，又要看情況。於是就又有了一個概念，這就是「權」。
什麼是「權」？權，是儒家一種重要的思想方法。儒家的思想方法有一個基本的東西，叫做「有經有權」。經是什麼呢？經就是織布機上的縱線。古人織布，是先有幾根縱線固定在那裡，然後用梭子牽著橫線來回織。這個縱線就叫做「經」，橫線就叫做「緯」。緯是動的，經是不動的。所以，經，又引申為「不變」。永恆不變的就叫做經，比如「經典」。最常規的也叫經，比如「經常」。這些概念，都是從這兒來的。
經是不變。權呢？變。權是什麼？是秤砣。一杆秤，仨配件——秤桿、秤盤、秤砣。秤桿叫什麼？衡。秤桿永遠得是平的，叫「平衡」。秤砣呢？叫權。秤砣有一定重量，叫「權重」。有權有衡，就可以稱重量，叫「權衡」。怎樣權衡？看秤盤裡面的重量。秤盤這邊重了，秤砣就要往外挪；秤盤裡面輕了，秤砣就要往裡挪。所以，秤砣是移來移去的。
這就是經與權。經就是不變的，權就是要變的。有經有權，就是有的變，有的不變。什麼不變？原則不變。什麼變？方法可變。原則之所以是原則，就因為不能變。一變，就不是原則了。但，原則是抽象的，事情是具體的。具體問題，必須具體分析。因此，處理問題的具體方式，具體方法，就可以變，也必須變。這就是「權」，也叫「權變」。
權，在孔子那裡是很高的境界。孔子有三個最高境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治學的最高境界是「樂」，做事的最高境界是「權」。《論語·子罕》記載孔子的話說——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孔子這段話有三層意思，包括四個關鍵詞，四個層次，四個階段。
第一層意思，就是說，我們跟一些人啊，可以一起學習，這叫「同學」。同學是最容易的。跟著同一個老師，或者上同一所學校，就是同學了嘛！但是，我們這些同學，將來卻未必會走同一條道路。畢業以後，很可能就各奔東西，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了，對不對？畢竟，人生的道路，是要自己去走的。更何況，學習的目的，也未必都相同。有些人是為了追求真理，有些人是為了功名利祿，還有些人則不過是為了將來混口飯吃。這樣，不但一起學習，而且還一起追求真理的，恐怕就不多了。這就叫「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就是去、往、向、追求。道，當然是孔子主張的「道」，也就是「正道」。這是第一層意思。
第二層意思，就是說，我們可能會走同一條道路，一起追求真理，但未必能夠一起走到底，也可能有人中途退出，或者改變主意，或者無法堅持。這就叫「可與適道，未可與立」。立，本義是站立，引申為「站得住」。怎樣才「站得住」呢？一是有成就，二是講原則，三是能堅持。所以，楊伯峻、李澤厚和錢穆先生，就把「未可與立」的「立」，分別翻譯為「取得成就」「堅持原則」和「強立不變」。（請分別參看楊伯峻《論語譯註》、李澤厚《論語今讀》、錢穆《論語新解》）我比較傾向於錢穆先生的說法，因此翻譯為「堅持到底」。
第三層意思，就是說，即便能夠一起堅持到底，卻未必能夠一樣善於權變。或者說，即便能夠一起堅持原則，卻未必能夠同樣靈活運用。這就叫「可與立，未可與權」。可以一起學習，未必同樣追求；可以同樣追求，未必共同堅持；可以共同堅持，未必一樣權變。這就是孔子這段話的三層意思。
這三層意思，包括了四個關鍵詞——學、適、立、權。它們同時也代表著四個層次。這四個層次，我概括為「同學、同道、同立、同權」。李零先生的《喪家狗》一書，則概括為「學道、適道、守道、用道」，也就是學習真理、追求真理、堅持真理、運用真理。這就是四個階段了。我們兩個，李零先生和我，角度不同，意思一樣。
這四個層次，或者四個階段，一個比一個高，一個比一個難。最容易的，是在第一階段，學道。一起學習真理，同學，並不困難。第二階段，適道。同樣追求真理，同道，就有點困難了。第三階段，守道。共同堅持真理，同立，這個又要難一些。最難是在第四階段，用道，也就是運用真理，同權。這就是孔子這段話的四個層次。
這事有點奇怪。我們知道，真理都是要運用的。運用，為什麼是最難的呢？原來，難，並不難在運用，而在於靈活運用，也就是「權」。這也還不算最難。最難的，是「同樣靈活運用」，即「同權」。如果能夠「權」，就達到了做事的最高境界。如果能夠「同權」，那就是人際關係的最高境界了。
這樣一說，就有了問題。權和同權，為什麼就最難呢？因為「權」雖然是變，或者說，是隨機應變，卻又不是沒有原則。畢竟，權與宜，是統一的。而且，權變，正是為了「適宜」。適宜什麼？正道。或者說，既要適宜於具體情況，比如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但更重要的，還是要「宜於道」。所以，權，其實是「有經有權」，也就是「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這個話，我們雖然經常說，卻其實很難。為什麼？因為無原則並不難。我不要原則，還不容易嗎？堅持原則，也不很難。咬住牙，也就扛下來了。但是，既堅持原則，又很靈活，就太難了！我啥時候有原則，啥時候靈活嘛！更何況，我們中國人，一講靈活性，很容易就變成油滑，變成世故，變成沒有原則。一講原則性呢？又很容易變成公事公辦，毫不通融。總之，原則性不強就會變成圓滑，靈活性不夠就變成刻板。所以儒家認為，有經有權，需要很高的修養。可見，權，並不容易。如果還要「同權」，也就是大家都一樣地既堅持原則又靈活運用，那就肯定比「共同堅持原則」更難。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問：既然如此，咱不要這個「權」，行不行呢？恐怕不行。為什麼？因為有經有權，才是中庸。只有經，或者只有權，就是「走極端」。所以，「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這句話，還是要實踐的。只不過我們做起來，得要有足夠的智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