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庸的話題，基本就講完了。最後再說幾句，算是做個總結。
第一，中庸是道德境界。
中庸，為什麼是道德境界呢？因為中，首先是正。中則正，正則中，叫「中正」。這個正，包括正直、正派、正義、正當、正道，當然關乎道德。其次，中庸也是一種修養。不卑不亢，不即不離，不偏不倚，不疾不徐，這些都是修養，也都要靠修養。修養到一定程度，就成了境界，叫「平和」。或者說，中庸，就是「中正平和」。中，就是不偏不倚；正，就是不左不右；平，就是不高不低；和，就是不異不同。中、正、平、和，在儒家那裡，被認為只有修養很高的人才能做到。所以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這樣說，當然會有問題。因為中庸如果是最高境界，只有修養很高的人才能做到，孔子又怎麼會接著感嘆「民鮮久矣」呢？少數人才能做到的，大多數人做不到，很正常嘛！所以，也有學者認為，「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這句話，其實是反問句。它的後面，應該打問號。這樣一來，孔子的話，就可以這樣理解：中庸作為一種道德，難道是至高無上、高不可攀的嗎？當然不是。它是很平常、很普通的嘛！那麼，老百姓為什麼跟它久違了呢？
如此解釋，當然也通。不過我認為，前一種解釋也沒什麼問題。因為在孔子那裡，最高境界都是像中庸這樣，既普通又很難的。比方說，仁，是不是最高境界？是。那麼，它在天上、在山頂嗎？不。孔子說，我想要它，它就來了（我欲仁，斯仁至矣）。這可真是「仁遠乎哉」（《論語·述而》）。孔子還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這就更容易了。但是，要成為一個「仁人」，又很難。他自己不是——孔子的說法，是「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述而》），學生中就更是一個沒有。別人問他，子路、冉有、公西華，算不算「仁」。他的回答，是「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仁，是不是又很難，是不是也只有修養很高的人才能做到？
這就是儒家道德標準的特點。一方面，它一定是最普通的，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常人之道」。否則，這個標準提出來，就沒有意義，就成了「唱高調」。這個道理，前面講過了。但是，另方面，它又一定不是輕易就能做到的。輕而易舉就能做到，道德的修養，人格的塑造，就沒有了必要。這就很像後來禪宗講的「頓悟成佛」，一方面極其容易（一念悟時，眾生是佛）；另方面，真正成佛的，又沒有幾個。這個話題，我們以後再說。
第二，中庸是思想方法。
中庸的思想方法，就是不認死理，不走極端。不走極端，前面說過了，這裡補充講講不認死理。《論語·子罕》說——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這段話，提出了孔子反對的四種思想方法：意，必，固，我。意，就是憑空猜測；必，就是絕對肯定；固，就是冥頑不化；我，就是自以為是。說得再白一點，意，就是想當然；必，就是一根筋；固，就是死心眼；我，就是半吊子。這些都是認死理。認死理也有兩種。一種是認自個兒的死理，總認為自己想的、說的、知道的，都是對的。還有一種是認別人的死理。聽到一種說法，就一口咬定，逮住不放，然後一條道走到黑，鑽牛角尖。
中庸之道相反，主張「認活理」。據《論語·先進》，有一次，子路問孔子：聽到了，就去做嗎？孔子說，父親和兄長都還在嘛，怎麼能聞風而動？冉有也問孔子：聽到了，就去做嗎？孔子說，當然！聽到了，就去做。這下子公西華不懂了。公西華說，先前阿由（子路）問先生，聽到了，就去做嗎？先生說，父親和兄長都還在，怎麼能聽到了就去做。現在阿求（冉有）也問先生「聞斯行諸」，先生卻說，既然聽到了，當然就該去做。同樣的問題，不同的答案，還截然相反，阿赤我實在想不通，因此斗膽向先生請教。
孔子怎麼說呢？孔子說，阿求這個人，膽小怕事，老往後縮，所以要推他一把（求也退，故進之）。阿由的膽子一個頂倆，愛往前衝，所以要拽他一把（由也兼人，故退之）。
這就是「中庸之道」了。冉有退縮，是「不及」，得推一推。這是「唱反調」。子路兼人，是「過」，得拽一拽。這是「做減法」。這邊推一推，那邊拽一拽，這是「開汽車」。孔子因材施教，因人制宜，是個優秀的駕駛員。
所以，中庸，一定是認「活理」，不認「死理」。但是，中庸的「活」，絕不是鄉愿的「活」。鄉愿的「活」，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是耍滑頭，是不誠實，是見風使舵，吹牛拍馬。中庸的「活」相反，是「見鬼說人話，見人說鬼話」，反著來。目的，是要「以他平他」，是要「濟其不及，以洩其過」。終極目的，還是「正道」。
第三，中庸是處世哲學。
前面說過，中庸之道，是要用的。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最大的用處，就是處世。孔子是很會處世的。他所在的那個「世」，是亂世。亂世怎麼處？向甯武子學習。甯武子，是衛國的一個大夫。孔子說，甯武子這人，了不得啊！國家政治清明，他就又聰明又能幹。這叫「邦有道則智」。國家政治黑暗，他就傻乎乎的。這叫「邦無道則愚」。孔子接著說，他的那個聰明能幹，我們是學得到的（其知可及也）。他的傻乎乎，我們就學不來了（其愚不可及也）。為什麼？因為甯武子的傻，是裝傻，當然「愚不可及」（《論語·公冶長》）。
在這裡，孔子表達了他的一種處世態度，同時也是政治態度，那就是：當一個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我就為這個政府服務。如果這個國家政治黑暗，國君是個暴君，我就不為他服務。但是我也不反抗，反抗是要掉腦袋的。怎麼辦？甯武子的辦法是裝糊塗，孔夫子的辦法是一走了之，換個地方待。讓我為這個黑暗政府服務，做他們的狗腿子，我不幹。和他們針鋒相對作鬥爭，做革命烈士，我也不幹。既不做烈士，也不做奸臣，這就是中庸。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說，這個不好，還是應該作鬥爭。面對黑暗政治和混蛋政府，你也不反抗，我也不鬥爭，怎麼行？對不起，這個我就不管了。我在這裡，只是原封不動地傳達古人的原意，並不代表本人立場。贊不贊成，是諸位的事。
第四，中庸是做人藝術。
關於「做人藝術」，不妨舉曹操的第二任正妻卞夫人為例。據《三國志·后妃傳》裴松之注，卞夫人升為正室以後，曹操每次外出打仗帶回一些戰利品，什麼首飾之類，總是讓她先挑。卞夫人呢，每次都挑中等的。大家知道，女人是最喜歡首飾的。所以，幾次以後，曹操就覺得奇怪，就問她為什麼。卞夫人說，挑最好的是貪婪，挑最差的是虛偽，所以我挑中等的。這就是會做人了。看來，卞夫人也是個懂中庸的。中庸，是不是又不算很難？
現在，《中庸的原則》這一講，就講完了。要說的是，中庸是中國人的智慧，但不是唯一的智慧。先秦諸子當中，也有不主張中庸的。法家和道家，就都不主張。法家的智慧是鬥爭的哲學，老子的智慧是轉化的哲學。所以，講完中庸，還要講老子。不過，老子之前，要先講孫子。因為老子哲學和《孫子兵法》，恐怕是有關係的。講完孫子，就可以講老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