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管工
盧比·金
我是來倫敦上舞蹈學校的。那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我是學校裡第一個黑人女學生。我來到這裡，決心要成為巨星。記得當時我走在牛津街上就會說：「我要做明星了！哎，我告訴你啊，我要當明星了啊！我要……不好意思啊，我來了！」（她笑了。）
但好笑的是，第一週剛完，我就打電話給我媽，哭著說：
「我討厭這裡！每個人都很糟糕。」我不能做飯！不能做飯，而別的，我什麼也不會。住在家裡時，我經常做飯給家人吃，還會做週日燒烤和各種各樣的料理。我是六個孩子裡面最小的。而我來到倫敦，什麼都要自己做。我每天吃的都是烤雞和烤土豆，這就是全部了，因為你可以把它們一股腦都放在烤盤裡，塞進烤箱，然後祈禱出來的東西能下嚥，就這樣。一週之後，我說（她學著那種抽泣的聲音）：「請讓我回家去吧……」我媽媽說：「不，不。你說這是你想要的，你說你要去上舞蹈學校。」我當時已經被錄取了。「好好待著。」她又說，「試一下，堅持到期中。如果期中之後還是不喜歡，你就回家來吧。」我待到期中，然後回家了。後來我對媽媽說：「不行，我得回倫敦。」她說對了，從那時候起，我沒回過家一次。
我做唱跳錶演已經超過二十年。我從來都不是浪漫劇的女主角，而總是扮演胖胖的搞笑女孩。在《名揚四海》裡，我演美寶·華盛頓。在《卡門·瓊斯》裡，我演法蘭奇。但是我總算有角色，我喜歡這些角色。幾年前我參演了電影《騎士與翡翠》，我在裡面就是那個無聊的樂隊指揮。難得這是一個全黑人的行進樂隊，而我卻偏偏是不在裡面行進的那個。後來我還跟傑夫·高布倫一起參演了《高個子》。
奴隸的定額我做完了，你知道不？我完成了我的使命。我演過《波吉與貝絲》，那感覺不錯……因為我們都是黑人，一起演。但是演奴隸嘛……我現在年紀有點大了。所以我對經紀人說：「我不想演奴隸了。每次演奴隸我心情都很糟糕，不做了。」「好的，老大。」（她學著濃重的南部口音說。）真的不想演那玩意。
於是，演完《波吉與貝絲》，我就想，接下來我要做什麼呢？要做水泥工麼？做飛行員？啊……不！我可沒有往飛行員這條路上想太多。我只是覺得，自己戴上肩章，應該很好看！當空姐？我在倒茶這件事上可沒什麼耐心。還要應對各種討厭又糟糕的人？這我在生活中已經受夠了。所以後來，我去上了一個水管工的課程，覺得這個真的很適合我。
沒有女水管工這回事。絕對沒有。但是當我們跟別人談起這件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大家其實都想要女水管工。相比起男人，人們還是寧願讓一個女人在自己的房子裡走來走去。
每次開工感覺都不一樣。我從來都不知道人們會不會接受我，在這方面我還挺敏感的……你知道的，他們開啟門，然後看著我：「呃……」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開放、很隨和的人。但如果你不認識我，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個頭上頂著髒辮的黑人婦女，你懂的，平時我就穿著連體工作服，戴著頭巾，髒辮會這樣伸出來。對有的人來說，這種形象還是挺嚇人的。但我表現得就像「我會全副武裝、穿著性感地出現在你家門口！」。我要有那種「噢噗！」的出場效果！（她又笑了。）然後跟一個可愛又百無聊賴的家庭主婦聊天。我經常見到家庭主婦，她們既不可愛，又不無聊。可能無聊吧！對我沒興趣！（她繼續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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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去哪裡，我都想，不知道這家人的廚房水管怎麼樣……然後就會去檢查一下水管。通常我都會想，怎麼可以弄得更乾淨一點，怎麼把水管藏得更好一點，因為做水管的整個概念就是，水管要通，但是人要看不到管道露出。要非常整潔、乾淨。所以我覺得，女人比男人更適合做水管工。
在許多舊房子裡，水管是舊的鉛管，尤其難切斷，得用鋼鋸來把它們鋸斷，用水管剪是剪不斷的。先要上鋼鋸，然後再用銅管把鉛管接起來，這真的很困難。我非常討厭這部分工作，但是卻很喜歡鉛管本身。我想，不知道這是多久以前做的呢？在維多利亞時期，水管開始被廣泛鋪設。我會想：哇，那會兒沒有鋼鋸，咋辦啊？這些問題都讓我著迷。但是每當在一所房子裡工作時，我腦子裡想的都是，這家主人肯定希望我趕緊做完快走。我得仔細檢視問題究竟是什麼，分析評估一下，然後動工。當然了，我們沒有時間坐在那裡思考這些問題，我們的工作是趕緊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就是全部。
我喜歡跟別人一起工作，但是做這份工作，必須習慣自己一個人。我總是帶上收音機，聽七臺。這一點也經常讓人驚訝。我總是說：「你介意我開收音機嗎？」他們一般會問：「你要聽什麼呢？」他們肯定在想：你不會是要放打雞血的音樂吧。（她模仿那些高亢的音樂）這時我會說（她換了一種貴族式的腔調）：「我要聽七臺，他們有很好的音樂劇。」他們會說：「啊，那可以。」
我覺得有東西對我發出聲音的時候，我能更專心做事。有聲音掩蓋著，身邊的人也就不會聽到我的呼吸了。我最開始做水管工時，有時甚至會在鏡子前跳躍著說：「去他的！我不做了！」的確有這樣的時刻。但我又對自己說：「冷靜。你要冷靜。」我小聲地自言自語：「盧比，你要冷靜。不然你就做不完這個單了。」然後我就冷靜下來，做完手上的事，離開。「做得好啊盧比！做得好！」幾周之前，我接了一單，居然要在外頭做磚活，因為有人用大錘子把……哎別提了，真是糟糕透了的一個活兒。有幾個波蘭工人活沒幹完就跑路了，留下個爛攤子，後來水管爆開。他們只是用水泥把水管蓋住，以為這樣會解決問題。問題當然不會這麼輕易解決啊！所以修補的人就是我了，得把這些全部弄好。最後連磚活都得幹，我當時想，我可從來沒做過磚活啊，本人可是個水管工！但是最後，我一點點地把東西全部拆開，又全部砌回去——這真是我做過的最好的一件作品。當時我對自己說：「對，做得好！做得真棒！」那個主人走出去時，我還在自言自語地說：「原來我能做到啊，我能做到。」
我喜歡做水管工，確實喜歡這份工作。我也很喜歡這樣一些時刻：曾經，人們問我是做什麼的，我會說，我是個歌手。他們會說：「哇！很棒耶，很棒！」而現在，當我說我是個水管工時，人們還是會說：「哇！很棒耶，很棒！」
貨幣交易員
卡姆蘭·謝赫
他很高，可能有一米九，眼睛很大，水靈靈的，充滿吸引力。我們在他辦公室旁邊的一家咖啡館見面，離銀行地鐵站不遠。通勤的人們快速走過，手臂下夾著雨傘。「倫敦大火啊，」他說，「從布丁巷開始，步行兩分鐘就能到這兒。那裡有一家麵包店。那裡發生了什麼？火災。」
我是一個技術分析員，專門研究新興市場。大多數人把技術分析員跟資訊科技行業聯絡在一起，但是在這個領域，更多的是趨勢分析，還有價格部分的市場分析。我研究價格，特別是東歐國家的金融市場價格，還有巴西和墨西哥。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這樣。我的面前有五個螢幕，其中三個與我的臉一樣高，上面還有兩個。我有兩臺電腦，其中一臺電腦有三個螢幕，所以我可以開著好幾個瀏覽視窗，因為同時會有幾個程式在執行。我可以用不同的螢幕讓這些程式同時開著，這樣我就能看到即時的價格走勢。
在其中一個螢幕上，有我要檢視的所有工具。我會使用大概20到25個金融工具，這些工具是債券、貨幣，還有各種股票指數的集合。我監測著這些東西，同時也喜歡看一些不那麼相關的市場。我的工作不包含美國股市，但是我喜歡看看他們的走勢，因為那影響著整個新興市場。我雖然主要做東歐市場，但是也喜歡看看日元、美元、歐元。我對別的東西興趣一般，特別喜歡貨幣。我覺得貨幣市場非常活躍。倫敦是世界貨幣的中心，我不知道確切的數字，大概是……每天，應該有幾百億的貨幣會在這裡進行交易。真的是非常巨大的交易額。
我能夠感受到這個龐大交易的一部分。我在一個影響巨大的事物中，參與著一小部分，這讓我覺得挺開心的。世界上每家大銀行在倫敦都有辦公室，每一家金融機構在倫敦都有辦公室，而在倫敦時間裡，他們非常活躍而快速地進行著貨幣交易。倫敦時間是非常關鍵的。倫敦就是關鍵。所有的東西，都很活躍。別的東西，比如政府債券，還有其他金融工具，都很無聊，但是貨幣市場是活躍的，因為量很大，而且每時每刻都在變化。
如果把這些東西比作人，那麼政府市場就是一個老而醜陋的女人，而貨幣市場就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金髮女郎。股票市場處於她們中間，但是更有深度。我會把貨幣市場想象成一位思想者，一個智力超群的人，你可以在那種思想裡面遨遊，其中每一部分都不一樣，每一部分又能切分成更小的部分……不管在哪裡，只要有市場，市場裡面肯定都有一些事情正在發生。貨幣市場是一個吸引人的金髮美女，但是它同樣能深深傷害你。她很會調情，但也很不忠誠。她可以讓你感覺很棒，把你帶到天堂，也可以讓你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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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巴基斯坦出生，但是13歲前的童年時光大多數在利比亞和撒哈拉中心的其他中東國家度過。我們真的是在撒哈拉中心，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地理學家，當時負責一個水資源專案，那個專案可以給一些農村地區帶去灌水。
父親工作，而母親在家。我很晚才開始上學，所以小時候相當於一個人度過。那樣的日子對我的性格形成產生了某種影響。我身體不太好，患有眼疾，視網膜脫落——基因造成的，叫馬凡綜合徵，這個病讓我長得高，也讓我有眼部疾病。他們給我做了手術，但是沒什麼效果。後來，我另外一隻眼睛的視網膜也脫落，但是手術後，救回來了。
我們在這沙漠中住了很長一段時間，那個鎮子很簡陋，連下水道系統都沒有。在屋裡，洗手間還是好的，但是屋子裡面的管道通到大門口的一個洞裡，當然那個洞平時是蓋住的。每一到兩週，就會有一輛卡車過來把管道里的汙物吸走；每到卡車來時，我都特別興奮。
在鎮子外面，同樣也是什麼都沒有，只有黃沙和沙漠植物。整個景象都很讓人抑鬱。我看不到雨。在那十年裡，我真的不記得自己是否看過雨。在倫敦，雨是人人抱怨的東西，尤其是在這裡出生的英格蘭人。但是我很愛在雨中漫步，它有一種無人留意到的美。雨很清新，雨帶來清新。空氣會因下雨而變得潔淨——清新的感覺，生命的感覺。沙漠跟死亡比較接近。雨落下，青草就生長，所以雨就是生命。人們對雨不夠欣賞和感恩。
我們搬回巴基斯坦後，我父親開始接觸股票市場。我跟他很親密，依賴他。我以前常跟他討論市場中發生了什麼、是怎麼發生的這類事情。在那些日子裡，還沒有網路，所以他要去拉合爾當地的股票交易所，交易時間是上午十點到下午兩點或三點。交易在卡拉奇進行，但是他總是去交易員的辦公室裡，那裡有螢幕，可以看到匯率之類的東西。那是些非常基礎的東西。他每天回家後會告訴我他在那裡看到了什麼。
這就是我對市場的最初接觸。我開始把價格都寫下來。我會選擇一兩百家公司，然後每天下課後，用一兩個小時來做一張很大的表。表上面有一列一列的格子，我就每天都把價格往上填。我想要知道價格是怎麼浮動的。我覺得用表來記錄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所以買了表格紙，把價格都寫下來。那是我的興趣和熱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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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以前，我在巴基斯坦的一家經紀公司工作，這家公司總部在巴基斯坦，但是跟境外的美國做生意。問題是，當時在巴基斯坦，這樣的生意還沒有被監管，所以很多公司冒出來，賺了錢就消失，很多詐騙案也就不斷發生。我真心希望自己在這個領域裡面有所作為。於是到1999年，我搬到英國。
來這裡之前，我大概給一百家公司寫了信，告訴他們我過去五年在做什麼，我想要做什麼，我想在英國、在事業上有所作為，我的機會是什麼、前景是什麼之類的。其中有十六七家公司回覆了我。有人說，你在這裡找到工作肯定沒有問題。有人說，只有一隻眼睛的人，還是在「盲人的國度」比較好，留在巴基斯坦吧，能做什麼做什麼吧。
我有過一種感覺：我會得到自己想要的。來英國之後，這種感覺卻變了。在這裡，沒有人在乎你從巴基斯坦或者是世界上別的什麼地方帶來的經驗和經歷。真他媽的沒人在乎。所以我在南倫敦的一家炸雞店裡找了一份工作，就在薩頓附近。炸雞這份工作，比我想象中的要難。進門買雞吃的時候，看起來沒那麼難。在那裡工作，也不是一件好事。所有的東西都髒髒的，雞的氣味哪裡都是，顧客們也不友好，反正所有東西都油膩膩的。你必須把後廚區打掃乾淨。只要在那裡工作過，你就再也不想在那裡吃飯了。回家乘坐的公交車也很糟糕。整個環境都非常、非常讓人抑鬱。我又累，又沮喪，急切地想要改變。這就是我在最初幾年感受到的東西。孤獨，跟七八百萬人生活在一起，我還是感到孤獨，沒有朋友。我吃什麼呢？炸雞。我就吃在店裡拿的食物。
我沒有忘掉我生命的另外一部分。我在從事其他工作時，不管是在工廠還是炸雞店，一直犯同樣一個錯誤，那就是總是告訴別人我真正想要做的事，還有我曾經做的工作、我來倫敦是計劃要做什麼——這些都給我帶來了麻煩。在巴基斯坦，我們對受過教育的人有特別大的期望，所以，如果你告訴別人你受過教育，即使你在從事沉重、簡單、低下的工作，人們也會特別尊重你。我以為倫敦也是這樣。我在炸雞店或者工廠工作時，都會向別人分享我的經歷。比如每當要去面試時，我都會告訴身邊的人，讓他們知道我的計劃、背景、專業和熱情所在。這是我在財經市場一直做的事情，我在考試，希望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在這個領域找到一份工作。但當我講完這些之後，身邊的人開始變得不友善了。
我住在莫頓，那是地鐵北線的最後一個站。大多數時候，我住在一套合租公寓裡。我有兩個室友，其中一個是大學老師，另外一個是奈及利亞人，在埃克森美孚工作。合租就真的僅僅是合租而已——我們只會在等廁所，或者是在廚房裡才會碰見對方。其餘時間，每個人都只是待在自己的房間裡。
我加入了英國技術分析協會。他們每個月都會舉行一次聚會，參加人數大概有150人。在每次聚會上，他們都邀請一位演講者，一位傑出的分析師，來講講市場和技術方面的事。我開始定期參加這些聚會。這對當時在炸雞店、後來在沖印店工作的我來說，是改變人生的機會。我穿好西裝，打好領帶，打扮得體地跟人們，跟倫敦人，坐在一起。這跟我之前的形象完全不一樣。他們大都是英國白人，而我應該是唯一的亞洲人。穿戴整潔、跟在金融城裡工作的專業人士交談，讓我自信大增。有一段時間，我甚至覺得自己確實是這個不同的世界的一部分了。我聽一些講座，但是聽完後，痛苦才真正開始。
聽完課之後，會有一個社交聚會，人們在那裡相互攀談、締結網路。我想，這是認識人的好機會，說不定能找到工作。在聚會上，我告訴別人，自己現在的工作不是分析師，但是我在這個領域做過四五年，現在也還在找這個領域的工作。他們會問我，以前在什麼地方工作過，我說巴基斯坦，他們馬上就不感興趣了。他們似乎認為巴基斯坦人也做這樣的工作很不可思議。但是，有一個人對此饒有興致，甚至還把我介紹給他的老闆，這位老闆也是我們的演講者之一。他問我，你最感興趣的領域是什麼？我說，我最感興趣的領域是貨幣，美元和日元的兌換。他笑了，開始談論這方面的東西。但是那段時間的我對市場沒有接觸，所以有點不知道他在說什麼。那時候我想，我是誰？我屬於這裡嗎？我在這裡幹什麼呢？那感覺真令人壓抑。當聚會結束，我走在街上，不想回家。去哪裡呢？還是回到莫頓。一年之後，我就不再參加那個聚會了，因為每次去的時候，那裡給我的感覺更多是壓抑和失望，而不是快樂。
在莫頓，我有一個表親，他對我說，你是不是住在幻想中的天堂裡啊？關注你眼前做的事情吧。即使你的工作是掃地，你也要很努力、很投入，這樣才能成長，說不定有一天就能擁有一家清潔公司了呢。不管做什麼，都能成為那個領域的一把好手。但是我覺得，如果在某個領域沒有特長，則永遠都不會成功。
我一直不斷地申請工作，我發現目前這份工作時，住在東希恩，在一家典當行的支票兌現處工作。當時，我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五個不同的人面試了我三輪，最後他們同意錄用我時，我感覺那是人生中最快樂的一天。我成了技術分析員，雖然只是初級的。抱歉，其實不是，我只是個實習生。但我非常高興，真的非常、非常高興。他們提供給我的薪酬比我預計的要低。因為他們已從面試中對我有了判斷，雖然我盡力表現得不同。管人力資源的人非常聰明，她對我當時的處境有所瞭解，知道我多麼渴求這份工作，所以給了比較低的薪酬。他們錄取我時，我確實很高興。這個時候他們說，對於薪酬可以進行商討了。我本可以拿到更高的薪酬，但當時不敢去爭取。我只是要求把薪酬抬高那麼一點點、一點點而已，然後就說，可以的，可以的，別擔心。
我非常開心，簡直不敢相信。要知道，過了這麼多年，我的自信心已經降低了很多，甚至在做了一個月的分析員後，我都還沒有從典當行辭職。一開始，我告訴典當行的老闆，我要回巴基斯坦，我父親病了，所以要回去兩週。因為我覺得成為分析員這件事好像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啊。對我來說，它好得不真實，感覺是假的。我覺得這根本不會發生。父親生病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藉口。兩週之後，我回去了，然後說，這次我自己病了。
我不知道當時自己在想什麼。那幾年真是把我的思維和觸感都搞亂了，讓我非常沒有安全感。一個月以後，我想，現在，時間過去了，這份工作還在，我還在這裡，好像還能繼續下去。於是，我才把典當行的工作辭掉。典當行的人一直在給我打電話，叫我回去上班，問我怎麼回事。
我記得到金融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東希恩醒過來，穿上西裝。我從莫特萊克地鐵站打車前往滑鐵盧，轉到滑鐵盧和金融城地鐵線，然後來到銀行地鐵站。辦公地點位於金·威廉街，銀行地鐵站的對面。我到接待處簽到，然後告訴接待員，我是來這裡上班的。我上樓，走到自己那一層樓的前臺，就坐在那裡。幾分鐘之後，我的上司來了，把我帶到我的辦公桌。
他向我那個部門的所有人介紹我。我覺得受寵若驚，很困惑，壓力很大。人們說笑著，好像在歡迎一位新同事。我試著跟他們交流，但非常緊張，整個人都非常焦慮。不知道為什麼，我只是……當時壓力真的太大了，我都有點不記得那一天接下來發生了什麼。
一開始，我坐在一位正在休假的同事桌前工作。資訊科技部門得為我安裝辦公桌和電腦。真棒。我有一張大桌子，前面有這麼多螢幕，兩個鍵盤，一個滑鼠——感覺好得讓我覺得不真實。我開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做著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面前的螢幕上顯示著這麼多數字。我喜歡看到它們的感覺。一個鮮活的市場充滿生機的感覺：每一次，一個數字在我眼前閃過，一筆交易就成交了，最低的通常也是100萬美金的數目。它們不停地閃爍。它們在倫敦閃爍，因為我們這裡，就是中心。
美甲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