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
妮姬，林賽和丹尼爾
我在南倫敦一家學校的外面，天下著雨。孩子們一波波地湧出來，一個警察在學校門口跟家長們說著什麼。孩子們手裡的手機螢幕開始亮起，各種各樣的手機，好像都重生了。孩子們揹著帆布背包，戴著露指手套，髮夾攏著稀稀拉拉的亂髮。黑人孩子們聚成一群，白人孩子們也聚成一群。戲劇室掛著黑色窗簾，還放著打著光的小講臺，加上壘起來的椅子，產生了一種令人安心的熟悉感。下午，這個房間要用作一場辯論賽的會場。最前排有四張椅子，還有幾排椅子是安排給從別的學校過來參賽的人坐的，旁邊的一張桌子上放著乳酪片、洋蔥圈和塑膠盒裝著的果汁飲料。有幾個學生走進來，用懷疑、甚至有一點進攻性的眼神打量著我；我順勢問他們：你們認為一個倫敦人，或者說一個來自別的地方、卻想在倫敦安定下來的人應該要知道什麼呢？
妮姬：要學會怎麼讀地鐵圖啊，絕對的。
丹尼爾：說得好。其實需要知道的有很多。我希望他們聰明點。怎麼說呢，他們如果來倫敦，可能會覺得這裡很可怕吧，因為媒體上總是各種渲染啊。你會聽到類似「來到倫敦，你在街上很有可能會被人捅一刀」這樣的話，又或者是如果在街上看到一個黑人，他穿著衛衣，套著帽子，你就得離他遠點什麼的。但是像我們這些住在這裡的人，就知道實際情況究竟如何，我們不害怕，也不會總是小心翼翼。有時候謹慎點還是好的，因為什麼時候都有可能發生出人意表的事情，但是我們不會特別害怕。怕只怕有的從倫敦以外來的人，到了以後容易在街頭遇上一些事。他們可能會覺得倫敦是一個很有魔力的地方，或者說可以在街上亂溜達而啥事都沒有，但其實也並非如此。我覺得有點街頭智慧還是很重要的。
林賽：要學會怎麼過馬路啊，要用正確的方式過馬路。到處都車水馬龍的，你也知道有多少人在街上被撞甚至死掉的，這很好理解吧。不要擔心能不能學會代數什麼的；學會怎麼過馬路吧，這在生活中可比代數更重要。
妮姬：保管好隨身物品，保持警惕。對的，倫敦真是一個教會人隨時保持警惕的地方。
丹尼爾：不要盯著別人看。如果看到有點不同尋常的事，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是盯著看。但是千萬別這麼做。
林賽：我大概四歲時，我媽媽也教過我不要盯著別人看。現在我知道為什麼了。
丹尼爾：如果街上出現一個很大的街頭團伙，正常人的反應是轉過身去看一眼他們在幹什麼。但我們是在倫敦，應該知道最好不要跟他們產生眼神接觸，否則你就給了他們回應的機會。不用害怕，也不用把雙手放在頭上，然後戰戰兢兢地走過他們身邊，只要跟身邊的人繼續正常對話就可以了——但是真的不要盯著看。
悲傷輔導師
保羅·皮門特爾
我開始做這份工作的時候，腦子裡全部都是1983年發生在哈洛德百貨的愛爾蘭共和軍轟炸事件。那個時候我應該已經16歲了，還沒有考到駕照。那是一個週六，我姐姐在哈洛德百貨男裝部值班。早上，父親過來把我弄醒，因為我前一天晚上出去喝酒了還是什麼的——那時候的我有點叛逆。我醒來問，媽媽呢？父親說，她去牛津街了。我開啟電視新聞，電視上說，哈洛德百貨男裝部發生炸彈襲擊，我馬上想，天，最好趕緊到那裡去。我試著給男裝部打電話，沒人接聽，於是我開著父親的寶馬迷你（還沒駕照呢），像個瘋子一樣地衝到帕克巷上。我們家住在馬裡波恩，我聽著電臺，裡面說，在牛津街也有疑似炸彈襲擊。我當時想，奶奶的，媽媽和姐姐怎麼在同一天遇上事情呢？
當然，到了之後，我發現哈洛德百貨被清場了，但是不知道人被安置到了哪裡。我沒法進入騎士橋，於是繞到後面，看到有人聚集在一個倉庫裡，就想，可能姐姐也在裡面。我走進去，她果然在那裡。她嚇壞了。我對她說，咱們回家吧。我把她弄上車，載回家後，就準備出去找媽媽。要知道，我聽到的訊息是在牛津街有一個炸彈爆炸了。我們找不到媽媽。那時候也沒有手機，所以聯絡不上。情況就是這麼令人心焦。我們正準備出門時，媽媽出現在家門口。我說，牛津街發生了炸彈襲擊啊。她說，哦，有嗎？她完全沒意識到。那天晚上，我們四個人整整齊齊地坐下來吃晚飯，特別開心。我們感恩上天保佑。
後來，當我開始做這份工作時，姐姐告訴我說，炸彈襲擊當天，她目睹一個男人的頭被炸彈炸飛了。這麼長時間裡，她一直活在那幅恐怖情景的陰影裡，但是從來沒有人能夠在精神上支援她，陪她走出來。
發生在哈洛德百貨的炸彈襲擊事件影響了我很長時間。這也是我決定做悲傷輔導師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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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七七爆炸案發生後不久，我們建立了七七援助中心。中心的電話跟機關槍一樣響個不停，又好像開了洪水閘門一樣，最後，援助熱線電話得24小時開放，我們用了兩三週才適應。在經歷過創傷的人當中，只有大概5％～25％的人會發展出創傷後應激障礙，其餘的人都可以順利度過。但是這些親歷者時不時會需要人跟他們聊天，或者生氣時可能需要有人聽他們發洩兩句，又或者傾聽他們對自己內心罪惡感的傾訴。他們回述的細節甚至會精確到分鐘，還會描述血的氣味、泥土的氣味、漫天飛舞的各種東西的氣味。
實際上，這樣的事件可能影響了非常多的人。警鐘敲響了啊！雖然只有52個人喪生，但是想想倫敦的人口數量，想想每趟地鐵上有多少人——將近1000人——就讓人後怕。所以其實事情完全也有可能比實際情況還糟糕。許多人的生命都受到影響，甚至整個人生完全改變。
我們的許多服務物件就是那些失去親人的人，從50多歲到80多歲都有——其中很多人都已經退休了——本來過著平靜生活，卻突然被兒女的喪生狠狠衝撞，這樣的事情能把他們的整個世界攪亂。想象一下，你身邊的某個人本來正常去上班，前一兩天才跟你通過電話來著，什麼都平平靜靜的，但是你突然就跟他徹底失去聯絡，不知道他身在何方。你只知道他在倫敦，除此之外，別無所知。你嘗試報警，或者通過別的官方途徑尋找他，卻一無所得。你打不通他的電話，心焦之際，全市的通訊系統突然都失靈了，誰都聯絡不上。當通訊系統恢復正常時，人還是聯絡不上。這樣的過程本來就已經夠折磨人的了，然而又突然傳來失蹤之人的死訊，他的屍體上連四肢都沒有。事情全亂了。你怎麼辦呢？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你要能夠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事，正常上班工作，還要盡到伴侶/母親/父親的職責，要跟一無所知的孩子們解釋情況。不幸的是，很多孩子多多少少都聽聞了事情的狀況，可是這本不該發生，孩子們不應該經歷這個。為什麼會有人做這種事情呢？這種事情對親歷者造成的影響是永久的。甚至可能直到他們死去的那天，這種影響都存在。有時候，他們需要有人跟他們聊天，把這些感受談論出來。我深深希望，如果他們將來在生活中遇到很不順心的事，心裡頭能有個念想，知道他們只需要拿起電話撥打熱線，電話那頭就有人守候；他們可以預約一兩個諮詢，這樣的傾談和引導或許可以幫助他們拯救戀愛、工作、朋友關係或者家庭關係。你明白嗎？除了生活中的煩惱，他們還會遭受一些不知情人的詢問造成的傷害：比如有的人可能會說，天啊，你還在想著那件事嗎？當一個人仍然在痛苦中掙扎的時候，這種問題尤其令人受傷，似乎自己的痛苦一瞬間就被人否認、忽視了。
我跟很多人談的時候，他們都說，希望自己在災難發生的那天也一起死了，因為他們的生命因那件事改變得太多，已經到了讓人根本無法承受的地步。他們會說：「人們不理解我。如果我也一起死了，可能身邊的人也可以在沒有我的世界裡，繼續美滿地生活下去吧。」說出這樣的話的人，心裡都是很煎熬的，但這確實是他們的真實想法。
我們已經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經歷了愛爾蘭共和軍的炸彈襲擊，但是現在七七爆炸案又發生了，人們確實感到不堪忍受：這都是什麼事啊？把馬德里爆炸案和倫敦爆炸案對比一下：2004年3月11日，馬德里的火車上發生的炸彈襲擊使一個政府下臺了。每個人都知道，這樣的恐怖襲擊是當時的西班牙政府錯誤的外交政策導致的。這件事變得非常政治化，倖存者們也都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但是在英國，這樣的事根本不能撼動政府。我們只想忘掉這件事。你要繼續過活。把上唇抿緊，好好忍耐吧。
事情的真相是，英國人改變了太多、太多。我來自拉丁文化的國家，葡萄牙離英國也就是兩個小時的飛行距離，但葡萄牙對我來說就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我想說的是，英國人近年來比以往更會表達情感了。以往，人們根本不會吻來吻去，但是現在大家總是用親吻來表達感情。電視上，男人們吻對方，女人們也吻對方，每個人都在親吻彼此。這完全是往另外一個方向發展了，我覺得這很好。記得剛來英國上學時，父親開車送我去學校，我對他說：「千萬別在學校門口親我啊！」好像這很恐怖一樣。在葡萄牙，每個人可都用親吻來表達感情。
在七七爆炸案發生後的第一個週日（七七爆炸案發生在週四），人們計劃在白金漢宮前的林蔭路進行遊行悼念。遊行開始之前大家想，會有人出現嗎？而最終，數千人參加了遊行，表達「我們不會被打倒」的信念。恐怖主義不會打倒我們。警方肯定為此經歷了一場安保和遊行安排的噩夢，但那場活動實在令人震撼。
你有可能出門被公交車撞到，可能會遇上意外，甚至可能在地鐵裡從電梯上滾下來，撞個腦袋開花。所有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難道你就因此躲在家裡，裹緊被子不出門嗎？其實按照機率來說，我們死於別的事件的可能性遠遠大於死於恐怖襲擊的可能性。在倫敦，關於這種事情還有些笑談呢。
有一天，乾草市場附近出現一輛攜帶炸彈的汽車，我剛好在警察趕到拆彈的兩分鐘之前經過事發地點。我記得自己後來這麼跟同事說：「這多好笑啊，你能想象恐怖襲擊心理援助專案的負責人死於恐怖炸彈襲擊的可能性嗎？《每日郵報》的頭條可不用愁了。」我們都覺得實在是太好笑了，正笑著的時候，有人走進我們的辦公室。我們這麼笑著時，這人就問，你好，這裡是悲傷輔導服務中心嗎？別人恐怕都覺得這裡應該成日充滿哀慟的氣氛。但這裡的氣氛完全相反，因為你不哈哈大笑，就只能痛哭流涕。
私人教練
里斯頓·文蓋特—德尼斯
我在倫敦東區長大，所以我的大多數朋友都會一門武術，不是拳擊就是柔道。我以前住在政府廉租房裡，所以大多數孩子都是要會點武術的。（他笑了。）光在我們那小小的地方，就有七個不同專案、不同年齡組的世界冠軍。詠春拳、空手道、柔道——哦，其實不是柔道，是柔術——一種地下綜合格鬥術，那時候還不像現在這樣吸引人。主要還是空手道。住在那片區域的很多人，註定要在某個地方打架、格鬥的，只是他們不在街上打架，而是把格鬥場搬到別的地方去了。
作為一個居住地來說，那個地方確實很奇怪——有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人，黑人、愛爾蘭人，還有中國人。我母親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從聖露西亞來到這裡，那個時候，堡區、麥爾安德區都擠滿了來自印度西部的移民，他們聚在那裡找工作，不是在公交車上就是在醫院裡。回家的旅途很長，所以很多來自小島國家的人就乾脆留了下來。跟很多人一樣，母親在這裡的第一份工作是清潔工。她來這裡以前是一個非常熟練的機械工，現在卻在陶爾哈姆萊茨區做家政工。我的父親在福特公司工作，是個噴漆工。
我想，在東區長大的移民之子的身份為我餘下的人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很明顯的一件事是，你在那裡會遇見各種各樣的人，從非常安靜的人到殺過人的人，都有。我想念那個地方嗎？不。但是那裡教會了我如何理解人們工作的方式，教會我不要把任何事情想成理所當然，也不要太相信別人天花亂墜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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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這個年代裡，在街頭可是有各種各樣的問題。這很不好。這座城市的脊樑正在消失。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得太快，所有的東西都太貴了。每個人好像都在說：「你有什麼？這麼貴嗎？那個看起來不錯，哪裡買的？」給你舉個例子吧：住在這裡的很多人，來到這裡純屬偶然。在倫敦生存，感覺有點像使用一份旅遊套餐——你按時出現，住在高階酒店裡，有人照顧你，你能吃飽，還能去按摩，但是除此之外哪裡都不能去。在這裡，在諾丁山，有很多人生活在又大又舊的門後，他們來到這裡也完全有可能純屬偶然。
在這裡，有很多事根本沒有人在乎。每個人都很隨意，「就這樣吧！去波多貝羅玩玩唄！」。在任何一週的任何一天走上街頭，你都可以看到四五個在電視或者雜誌上出現的面孔。不是什麼大事，沒人在乎！除非你在我這裡瘋言瘋語，不然真沒人會對你感興趣。有的名人戴著墨鏡過來訓練。我問：「你為什麼戴墨鏡呢？」「有好多狗仔隊啊。」「如果你不希望被狗仔隊拍到，我們有側門啊，就從側門進來啊！如果你希望我把簾子拉上，我就拉上唄。」不是每個人都對名人那麼感興趣的。（他走到簾子前面做了做動作，後面是啞鈴、全功能訓練器、跑步機、健身球等健身器材。）
我想這就是倫敦的問題所在。每個人都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當然，我是說倫敦整體來說是這個樣子，諾丁山也是如此。
我有個學員，一週裡面三四天都在出差。一週三四天啊，這對人可不好。我每天早晨五點一刻開始工作，因為有的客戶得在七點鐘之前趕到辦公室。這就是我所說的變化了。現在的人根本不肯離開辦公室，因為他們怕自己會丟掉工作。所以從「我要擁有健康的心臟和生活方式，每個來上班的人都要保持足夠健康的身體，這樣他們在工作時才會擁有清醒的頭腦來做出正確的選擇」，變成了現在的「鞭笞他們，讓他們無時無刻不工作。鞭笞他們，讓他們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吧」。可是為什麼不讓他們每天有效率地工作十個小時呢？
悲哀的是，人們已經開始習慣這種生活方式了。他們沒有選擇權。我能看到這樣的工作方式對人們的身體產生的影響。人們沒時間睡覺，長皮疹，舊傷復發得更頻繁，呼吸困難，焦慮，凡事挑剔，總在為什麼事而煩心，好像總有不如意的事情。人們來我的健身房，覺得他們需要鍛鍊。但實際上，鍛鍊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你最需要的是八小時的睡眠，好好吃飯，做一點點冥想，甚至是去看一下心理醫生。
我覺得倫敦好像有一個巨大的齒輪，會把人拽進它的軌道。保持健康在短期之內可能對你的生活有點作用，但是舉個例子吧，比如，你走進健身房，我準備重新調整你的身體，先對你的跑步動作做步態評估，然後教你如何加強肩部力量，我們讓你改變坐姿，需要你根據我們的方法來配合，這樣做、那樣做。然後一週下來，你覺得還好，但只要到出現壓力的時候，你的肩膀就開始不自覺地上聳，我們做的校正就都失效了。不是說你打輸了這場仗，而是說，你好像陷入了死迴圈，一箇舊的大大的死迴圈。光來健身不能解決問題，因為能修復問題的唯一方式是修復你的工作方式，把這種壓力釋放出去。我幫你修正之後，你離開健身房的第二天就重蹈覆轍——這樣可不好。我覺得我們可能都陷在了倫敦生活裡。
倫敦人
斯瑪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