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劃師
彼得·里斯
他位於金融城的辦公室裡陳列著稀鬆的辦公傢俱。一本雜誌放在他的桌子旁邊，封面是芝加哥，雖沒有緊挨著桌子，卻跟桌子平行。他坐在那裡，穿著乾淨挺括的白襯衣。
人們總是這麼問我：「倫敦最終建成時，會變成什麼樣子啊？」我說，怎麼說呢，看起來死氣沉沉的唄——一個最終建好了的城市，就是一個死氣沉沉的城市。最接近最終建成的城市，是米爾頓·凱恩斯或者是澳大利亞的堪培拉，或者是華盛頓特區這些地方。這些地方都是新建的，規劃時用力頗大，只有單一發展時期，但是後來總是出現各種問題，原因就是整個發展過程不夠有機。像倫敦這樣從社群和村落融合，慢慢進化、轉變成為大城市的都市，會有更強大的生命力，因為它有一種自我進化的能力。巴黎別無選擇地建造了法蘭西島，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在巴黎中心區放進大型的現代大廈——這樣的摩天大樓必然會毀掉這個佈滿古典建築的美麗城市。這麼說來，倫敦十分幸運，因為它至少不像巴黎那樣遍地都是古典建築。1666年倫敦大火之後，克里斯多弗·雷恩沒有得到災後規劃的機會。如果當時接手規劃的是他，那倫敦今天肯定不是一個金融中心了，雷恩必定要把它打造成巴黎那樣的藝術之都。這個城市會固化、沉靜，被奉若珍寶地儲存起來。
有時候，這種感覺讓我很糟心。我是出了名地愛整潔；我的朋友來看我時，會惡作劇地把我牆上的畫移動一下，看看我能不能發現，又或者是偷偷開啟我的櫃子，看看裡面是不是也一樣整潔。我看著一座亂糟糟的城市，就特別想把它好好收拾一下。當然了，我不可能完全做到，因為限制和壓力都太多了。我看到有的東西不在該在的地方時，或者在金融城裡散步時看到什麼東西被破壞了，就真的感到特別糟心。但是，我得告訴自己，那樣的「錯亂」，其實正是那個地方生機勃勃、充滿韌性的證明。東西會壞、會被磨損，證明需要更新和改變。
其實，規劃過程是很艱辛的，因為我們在工作時會發現，我們在做的，只是一個很長、很長的程式中的極其、極其小的一部分，我們更加會意識到，我們對這座城市的影響比起它自身的生命歷史，簡直微乎其微——一座城市、或者說城市的一個部分，比起一個人、甚至一個委員會或者組織，都重要得多，也強壯有力得多。在建築和設計方面，城市規劃能起的作用不大。我們的作用其實通常是把糟糕的東西稍微改善一點——在倫敦的城市規劃系統裡面工作，我們見過的糟糕情況實在太多了。
城市規劃的問題在於，它教會你要問問題；可是，問出一個問題時，往往更加容易浮現出新問題，而不是立馬找到原有問題的答案。而且，越是想要解決舊問題，找到唯一而確定的答案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我回過頭來說，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設計、規劃」倫敦，而是應該「管理」倫敦。因為城市規劃要求你給出問題的答案，拿出一個行動計劃，然後按部就班執行；但是「管理」要求的，是日復一日的監察，以及一點點的推動和幫助。這感覺就好像是：要對整整四千年的歷史負責任，但是到目前為止，路只走了一半。
◇◆◇
我一直都很想來倫敦。我來自斯旺西，這可是一個被狄蘭·托馬斯描述為「骯髒而可愛的小鎮」的地方。不過，我對於倫敦來說不是外來人口，而算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我的凱爾特人祖先兩千多年前就在倫敦沃爾布魯克河岸紮營生火了。沃爾布魯克河，大概就是現在市長公館附近的地方。移民一批批地湧入——羅馬人、英格蘭人和很多來自別的地方的人都融合到一起，令人震撼。來自不同部落、不同階層的人相互混雜，來到倫敦，拿到居住權利，這種文化的融合造就了倫敦今天的樣子。
我把讓倫敦之火燒得更旺、讓文化更加興盛看作自己的責任。聽起來可能有點狂妄自大，但這確實是我的感覺。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英國人，一個凱爾特人，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想到這裡來，我覺得很驕傲。特別讓人激動的是，大家是來把倫敦變得更加包容、更加世界化，而不是變成更加凱爾特化的。我對這份事業的投注，就是如此深刻、充滿熱情。這就是一個威爾士男人身上應該展現出的東西——儘管「威爾士人」在英語裡面還有「外來人」的含義。這是多麼有趣呀。
來到金融城，你會發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裡如同一個村莊。這個村莊因為小道訊息而興盛，而小道訊息又帶來了財富。撒哈拉沙漠中的一口井和金融城裡的一個酒吧的作用基本上是一樣的——人們不光是去那裡喝口水醒醒神的，去那裡圍坐聊天是他們的主要動機，要給生活加點樂趣嘛。光是吃喝填飽肚子，挺無聊的。鼓勵人來到這些地方的是交換資訊的機會——而如果把撒哈拉沙漠變成一個商業之都，井邊交換的資訊就有金錢上的價值了。人們可以通過這種面對面獲取的資訊想到可以開展的專案或者交易，這種如此有料的資訊可不是通過電話或者網路能拿到的。這樣的資訊交換已經在這裡進行了幾百年。只要走進金融城的後街小巷，直到今時今日都還能看到這樣的情境。可以說，金融城很大程度上是在這些後街小巷、狹窄的空間和各種酒館飯店之上興旺起來的。人們只要一有能抓住商業資訊的機會，就迫不及待地鑽進那兔窩一樣的居民區裡，飢渴地進行那些在辦公室裡永遠不會發生的交易。
有人說，現在流行發簡訊分手了；但是靠發簡訊開始一段關係肯定是不可能的，做生意的道理也一樣。如果你聽到什麼訊息，想要進行確認，你肯定想要跟交易物件面對面交談。比如說，你可能想請他們喝杯啤酒先放鬆一下，又或者是跟他們建立起一種有信任感的關係氛圍。如果生意物件是一個你不太熟悉的人，你肯定會希望可以面對面，交換眼神，增強相互之間的信任感，否則，光憑一點資訊實在太不夠了。你可以把它稱為交談、討論，但是我喜歡用「小道訊息」這個詞，因為這個詞包含了這麼一個意義：在這種交談裡，有許多通過別的方式都不可能交換到的資訊。法國人就沒辦法好好傳小道訊息，因為他們總是圍著桌子正襟危坐。他們平時聊八卦時，也只會講關於親友的事情。而在英國酒館裡，大家都站著喝酒，彼此靠得很近，所以你很容易就能聽到旁邊的人在說什麼。在一個商業中心，這樣的小道訊息可是非常有價值的。
倫敦這種，連每天上學的孩子都說著三百種語言的城市尤其如此。這種文化的交融如此密切，所以各種各樣的新奇想法都會聚攏到城市中心。人們站在酒吧裡，排著隊上公共汽車，或是在別的什麼地方聚集，靠近，聽到身邊人的語言、對話和想法……你聽到的可能只是單詞的模式化組合，或是一個只在那個語境裡面才有意義的句子，但是這樣的隻言片語或許就能讓你靈感乍現。你或許不能恰好聽到某個人說，什麼什麼公司快要破產了，然後馬上衝回辦公室去把持股賣掉；我說的不是這種這麼明顯的內線資訊。我說的是，人們摩肩接踵的過程中，一個人可能會聽到身邊的人用另外一種語言說的一段話，那種話可能根本沒有邏輯，但因此引發了這個人的奇思遐想。因為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是如此挨近，所以你對身邊人的生命和存在會更加敏感、有意識，而這種互動摩擦越多，你得到的靈感刺激也就越多。
美妙的地點能造就最好的愛侶。相比信任一個人，你可以對一個地方產生更多的信任。這個城市變得越來越值得依靠，它有深度，有刺激，還能為你提供自我實現的機會。這樣的地方反映出你的存在，激發你實現潛能。如果這是一個好地方，它會讓你變得更強，更聰明，更有力量。我曾經跟一個人一起從金融城的中心走到蘇豪區，走著一條直線，沒有轉彎，最後我們走到聖殿教堂，感覺好像一下子回到12世紀。在這之前，我們在一家非常文藝的酒吧——黑衣修士酒吧——消遣完，經過了考文特花園的中心，還在一家中國餐館吃了點心。走這條路線的過程中，身邊雖然不會出現很多給你靈感刺激的人，但是你跟另外一個人一起，並且自始至終都有倫敦這樣一個夥伴在你做任何事情時都能給你提供更多奇妙的維度。我把倫敦當作一個夥伴。我愛倫敦，一直愛著。
◇◆◇
倫敦最大的特點是這裡有世界上最好的免費性愛。這就是為什麼那些年輕人要來倫敦。我曾經讀過一篇文章，裡面講述了迪拜那鮮活的地下性愛世界，但那種性愛都是付費的。那種地方是賣淫業的中心，就像阿姆斯特丹或是德國漢堡的繩索街一樣的賣淫中心。所有的大城市都有這樣的服務，但是在倫敦，擠滿來自世界各地、想要跟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上床的年輕人。他們才不會通過付費來得到性愛呢。可以這麼說，這樣的機會，只能存在於像倫敦或者紐約這樣生機勃勃的城市。這個星球別的地方都沒法提供這種「機會」。年輕人擠破頭要來倫敦工作，要在他們職業生涯的開端在這裡感受它的生機活力，他們就必須得找一份足以為這樣充滿體驗的生活付費的工作——他們來到倫敦的年紀，不光是在性方面最活躍的年紀，也是在智商和能力上最活躍的年紀。
這就是倫敦的好處，也是我們在幾百年間目睹過的、想要在倫敦定居的人們做出決定的一種「加速劑」。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人們不再擠破頭都要到倫敦定居了。他們來這裡只是感受一下這個美好的地方，然後迅速地離開。我想要嘗試做的，是通過把倫敦想成一個巨大的、複雜的有機生命體來理解它。
當我告訴你，我不認為倫敦是一座可以被「規劃」的城市時，你應該不會感到驚訝。它太複雜了。冒險用規劃那些更小的城市和社群的方式來規劃倫敦，這個影響太大了。不可能用規劃米爾頓·凱恩斯那樣的方式來規劃整個倫敦。我們不可能拿出一張紙，然後在上面用畫圖的方式來想象我們要怎麼運作倫敦。因為倫敦已經在以它自己的方式運作了。只不過，它運作的方式沒有一個人能完全理解。它太複雜，層次太多，與世界上的各種文化、與在它內裡發生的各種活動之間的相互聯絡太多了。我們要看看怎麼管理倫敦，而不是重新規劃它。你對待它的方式只能像是練習園藝一樣，嘗試著看看什麼植物能長起來，什麼不能長起來。試著種一些新植物、新品種，然後好照料那些長得好的。有時候，你要試著給它們搞些圍欄，這樣，它們才不會像日本紫菀那樣瘋長，把整片花園都佔滿。但同時你也要好好觀察當地的氣候和生態，跟它們好好合作，而不是跟它們對著幹。
這不是世世代代的城市規劃師習慣的工作方式。他們習慣設計像巴比肯屋村那樣的東西，一層是人行道，一層是車行道，以抽象的自負來對待這件事，使用那種失傳已久、頗有歷史的網格來規劃這個地區，而不是根據附近的街道模式來進行規劃。不出所料，這樣的結果就是把人們都搞得暈頭暈腦的，這片區域被弄得讓人十分難以忍受。主禱文廣場是另外一個例子，都是用直線來進行規劃的，把樓房佈局在抽象的空間裡，這種方式從來都不奏效。1968年我大學畢業時，我來到倫敦面對的第一個專案就是這個。我們分了組，而我被分到的區域就是主禱文廣場。我完全沒想到，在三十年後，我做的事情是對原來的那種規劃工作進行反拆。現在的主禱文廣場，在地面水平上有著非常吸引人的空間，有人們可以使用的各種設施，還有現代的辦公室和住宿空間，所有東西都跟大教堂的佈局相襯，也跟城市的紋理相互協調。但是這花費了非常多的工夫，大概用了二三十年，我們才把那種糟糕的規劃工作扭轉過來。
人是非常樸實的。我們有時會把人想得太複雜。人們每天通勤，來到倫敦中心，做著一些複雜而精細的技術活兒，但我們其實跟幾千年前的祖先擁有同樣的慾望。我們被相同的基礎需求驅動著。我覺得，在評估人類居住的城市時，一定要把這件事記在心裡。我們要做的是滿足人們的基礎需求，保證倫敦既不是一個只被用於工作的不毛之地，也不是一個被規劃得亂七八糟、不倫不類的城市——一定不能讓它成為像這個星球上別的很多無聊都市那樣的地方。
街頭攝影師
戴維·瓊斯
倫敦總是把自己塑造成金融中心的形象，這個我沒有疑問——但是金融城真的是垃圾一般的存在。作為一個金融中心來說，它的建築很糟糕，街道很糟糕，陷在毫無章法的混亂中。你在金融城街上看到的人不是那些非常有錢的人。真正有錢的人不會在金融城的街頭出現，因為他們不出門：他們有跑腿的幫他們處理各種事，他們去哪裡都開車或者坐計程車。所以你在金融城看到的人，臉上總是掛著憂心忡忡的表情。好玩的是，金融城的每個人都穿得一模一樣。男人們都穿著深藍色、灰色或者黑色的衣服——甚至穿棕色衣服的都很少。女人們的衣服色彩稍微多點，但是那些衣服看起來都挺廉價。金融城街上的人，比起倫敦別的地方的人看起來更加受挫。他們看起來好像都被人折磨過一樣。要是偶爾出現一個有錢人，你立馬就能從人群中將他分辨出來。有錢人身上有一種氣質，好像剛剛悉心打扮過一樣。他們身上就散發著錢的氣味，因為他們身上的每一寸地方都精細地裝點過，看起來十分昂貴。大部分普通員工都穿著廉價而不太合身的西裝，有的地方有點磨損，有的地方有些發亮。
他穿著大衣，坐在蘇豪廣場。時間接近中午，陽光照耀。我們聊著天，附近一個男人用吉他撥著和絃。雲遮擋住太陽，影子在廣場上、大廈的牆體上緩緩移動。
倫敦在某些地方顯得很浮誇。金融城裡有一些看起來十分吸引眼球的大廈，這些大廈影響了金融城的光線。倫敦其他地方的房屋大多比較低矮，只有兩到三層樓高，而金融城的樓房都比較高。金融城的一些樓房是在中世紀建成的，所以城裡有許多狹窄的街道，光線一旦被高樓擋住，這些街道就變得非常陰暗。新的大廈建起來之後，在晴天裡它們就好像巨大的鏡子，把光反射到之前沒有什麼光亮照耀的小街小道上。這種光泛著藍綠色，因為它們是從那種有色玻璃上反射過來的。這種光通常感覺有點冷，因為沒有什麼紅色的玻璃。但是這種光束都非常集中，看起來特別有戲劇性。
開始下雨了，我們跑到希臘街一家專門賣雞的廉價餐廳的雨棚下避雨。他站在那裡，抽著煙環顧四周。「有時候，」他說，「一個人拉衛衣帽子蓋住頭這樣的情景，就是一幅有關倫敦的美好景象。」
有時候，我看著來來往往的人，做著白日夢，迷失在想象中——這些人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呢？他們正在經歷什麼呢？他們跟我有一樣的觀點嗎？有什麼相同之處嗎？我們是否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裡？當我攝影時，這種想法都是本能浮現的，但問題是這樣的想法很快就過去，生活還是繼續著。只有後來在編輯照片的時候回想，才會想到，天啊，那時候發生了什麼？拍照時，你看到的只是一瞬。引發照片中這種位置的擺放、人們的表情還有姿態的東西，是什麼呢？不知怎的，女人好像總是會在公共場合爭吵，而男人不會。男人可能想晚點再談，找一個私密的地方再談，而女人總是想當場解決問題。如果就這個問題做一個照片系列，應該會挺有趣。因為你可以從身體姿勢看出，男人們不太想在公眾場合討論這些問題，而女人們非常專注於事情本身，對環境的一切渾然不知。
你得非常專注，因為在倫敦，每五分鐘，都有不同的事情在進行著。總有小小的戲劇在每個瞬間上演。我特別喜歡觀察男女們在街頭吵架的樣子，或者是孩子們從父母身邊跑開時，父母臉上驚恐的神情，尤其是在金融城裡——孩子突然跑開，父母就會陷入恐慌，擔心孩子會被車撞到什麼的。就是那個恐慌瞬間。孩子們在街頭打架也很有趣。
但是，我確實注意到，在倫敦街上玩耍的孩子越來越少了，他們不像以前那樣在街上玩了。我在利物浦、葛拉斯哥、紐卡斯爾、曼徹斯特或者貝爾法斯特看到在街頭玩耍的孩子；在那些城市裡，會有少年團伙遊蕩，想辦法找樂子，不是在捉弄自己就是在捉弄別人。用棍子或者別的什麼東西打人，用石子往汽車身上扔什麼的。在倫敦，卻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在肖爾迪奇，還有許多街頭生活，也有許多街頭時尚可以捕捉。當然，人們穿的衣服也不一樣。街頭更加喧鬧，也能看到更多不一樣的時尚服飾。比起金融城，那裡的人穿衣風格更加隨意，表情也更加自然。應該說，更加個性化。我不想把貧窮描述得如此格式化，但是穿著廉價服飾的人好像確實更有個性，充滿個人風格。而在西倫敦，任何富裕地區——北倫敦也是如此——穿衣風格就很呆板。有時候，這些區域給人的感覺有點像是《天外魔花》或者是《密威治的怪人》那樣的故事，好像街頭千千萬萬的女人都穿著博登牌同一條生產線生產的衣服。所有人都非常僵硬、死板，好像都戴著面具面對世界。從攝影師的角度來看，這很有趣，因為那是一種空洞和空白。他們的表情更少，身體語言也更少。貧窮區域更加生機勃勃，雖然有人會覺得那裡很粗俗，但是在那裡有更多的生命表達，更加開放。布里克斯頓的街頭生活更好：街頭便利店都是由牙買加人運營，那裡總是還聚集著店主的大約八個朋友。他們放著音樂，玩著多米諾骨牌，喝著酒，雖然在工作，卻像是在開小型派對。這比去森寶利超市之類的連鎖商店可要好玩多了。
每時每刻都有事情發生，關鍵在於你能不能在不同的街上準確地把它們識別出來。我在紐約也做過街頭攝影，在那裡找鏡頭很容易，因為你可以輕易地判斷事情將如何進展，人將去往何方。而在倫敦，事情發生得偶然而毫無章法，所以，通過以建築物為中心來創造那些戲劇化的瞬間是很難的。倫敦確實有那麼些大型建築物，但是咱想想看啊……其實白金漢宮挺沒意思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作為一座城市應有的看頭來說，它真的挺垃圾的。這座建築頗為無聊，前面還有一座那麼大的環島。
巴黎比起倫敦，規劃的痕跡更重，所以它內裡的結構更加有戲劇感、令人震撼。我喜歡倫敦的不期而遇和混沌無序。在倫敦，你不能期待看到在規劃完全的城市裡才能看到的那種固有的戲劇性。你得通過別的途徑來找戲劇瞬間，而通常來說，是要在人的身上發現。倫敦是獨特的，但同時，它看起來又跟別的很多地方很像。在倫敦，很多商店的門口都十分糟糕，很容易就能發現這些地方無人照管；簡而言之，這個城市維護得不好。比爾·布萊森曾寫過關於街道清潔的資料——巴黎的花費，按人頭來算是每個人21英鎊左右，而倫敦，好像是3英鎊還是6英鎊吧。反正到處都是垃圾。總體來說，倫敦真的是一個沒有被好好照看的城市——人行道、大路等，到處都好像是用補丁隨隨便便補起來的，似乎沒有人想要去修整。歪斜路牌的數量也頗為驚人。有的路牌凹陷了，這可以理解，但永遠無人換修。攝影能發現這個問題，因為後期看照片時能清晰地看出垂直方向的東西，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它們全都多多少少歪斜了一些。我就想，他們是不打算把這些路牌弄正嗎？他們就是不想管這個事對嗎？
有時候，倫敦會讓我想起一些有殖民風格建築的非洲城市，那些城市裡的建築都有些破損，卻無人修整。倫敦就有點像那樣，像一座曾經被殖民、然後一點點變得更加破舊的城市——歷史曾經輝煌，今日只有滄桑。
環衛工人
喬·約翰·艾弗裡
豬頭、雞肝、菸蒂、梧桐葉、糖紙、薯片包裝袋、咖啡杯、髒尿片、舊襪子、手機賬單、佈滿摺痕的照片——他都收集起來。「每小時都會有新的垃圾，會新產生一百個菸蒂。」這名環衛工人說，「每分鐘都有人踩過某個東西。至少看起來是這樣。」
我是在學校裡認識經理的。他說：「我會給你一份工作。」我沒有參加面試或者任何別的什麼考核。反正就直接來上班了。那個時候我剛滿16歲，剛好放完暑假回來，他們跟我說，第二天來上班吧。我說：「不，我想馬上就開工。」於是我那一天就開工了。剛開始就是那麼興奮。
自從做這份工作，我幾乎走遍了整座城市。我對倫敦瞭如指掌。所有的街道、地標什麼的，我都瞭解。我服務的這家公司業務幾乎覆蓋整個倫敦。我給你看看地圖吧……對，這片就歸我掃。粉紅色的這些是地鐵，到地鐵站的樓梯也需要清潔和打掃，那些樓梯都容易變得灰塵撲撲的。這裡呢，就是主路。早上我們搞好所有的小地方，九點半之前就到這裡，午飯時間左右就要到主街，很快所有人就要吃完午飯。
每天我大概要撿起大概5,000到10,000件東西。香菸、垃圾、紙杯，什麼都有。口香糖、菸頭……尤其是麥當勞的紙杯，哪裡都有，最多的就是它。除了杯子，還有裝薯條的盒子啦，漢堡包裝紙啦……帶有商標的東西實在太多，最多的就是這個大m。
現在垃圾桶上都帶有一個菸灰筒，給人們放口香糖和掐香菸的。有些人卻專門喜歡惡作劇，把這個菸灰筒生生拔下來然後扔在地上。這不是有病麼！
幹這活兒永無止境。即使水溝目前是半乾淨的，菸頭、石頭和灰塵總會累積起來。車一開過，帶起一陣風，什麼亂七八糟的都捲進去了。所以要一直弄。啥都會慢慢堆起，越來越多。
在我年輕時剛開始做這份工作時，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的，我不熟悉，動作很慢。但是隻要熟練起來，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了，就會容易些——要趕到指定地點，配合團隊按時完成工作。大概用了幾個月，我才習慣這種節奏，放鬆下來。我工作很努力，經常做得汗流浹背。現在我可以比較好地掌握適合自己的節奏了，工作也總能按時完成。
現在，我甚至有時間坐下來休息一下，喝杯東西，再回去工作。以前，我得把休息時間也搭進工作裡，總是擔心自己完不成。同事們在休息處找不到我，就打電話問我：「你在哪裡？」我總是說：「我在幹活啊！」
週日清掃市場是最難的。那些攤販們都不按時收工，所以你只能等。有時候，市場檢查員來催促攤販們快點收拾，不然就罰款。慌亂之中，我們要清掃的東西就更多了。我們推著垃圾車，還有一個電動籠子——這是用來裝可以回收的物品的，但要是下雨，就沒法搞回收了。這種大規模的工作需要團隊合作才能完成。我們從市場一頭開始做，而另外一頭是陶爾哈姆萊茨區，那一區的同事們比我們晚開工，所以他們那區的垃圾總是被風捲到我們這裡來。
什麼樣的垃圾都有，用來裝貨物的紙箱啦，紙杯啦，還有食物、球鞋什麼的——很多人買了新球鞋之後就把舊的扔掉。那裡還會有食物攤檔，賣炸蝦、香蕉捲餅之類的東西，對這部分割槽域我們還得做消毒清潔，進行整段沖洗，否則到處都會黏糊糊的。
有時候，我週六也開工。我們四人一組，騎著電動車前往那些大的人行道去做清潔。兩個人做一邊。地上總是有嘔吐物的痕跡——我真是看多了，有的一看就是走幾步吐一次的那種，走幾步又吐一次。太噁心了。
人們做的一些事真讓我糟心。人們應該清理好自己產生的垃圾才對。但是他們好像不在乎。我覺得這些人是這麼想的——總得給環衛工留一份工作吧。
我也清理過老鼠什麼的，也是夠噁心的。在火車站、一些商店的背後，或者在小街巷。週一的時候，我們在鹽站，那裡堆滿了鹽。垃圾裡面可能混有磚頭、大石頭什麼的，這些得挑出來，不然粉碎垃圾時，這些磚石會把機器卡住。一個垃圾車的司機看到裡面有東西，就徒手把那個異物拉了出來——他還以為是塊磚頭。誰知道，原來是一隻死老鼠，身子硬得跟石頭一樣。太恐怖了。
建築工人在這方面也很糟糕。建築工地總是最亂的；而你在清理的時候，他們總是隨地亂扔東西，對你毫不尊重。
有一次，我清潔完，回到我的垃圾車旁邊，裡面居然有一個帆布背包，跟那些恐怖襲擊者用來裝炸彈的帆布背包長得一模一樣。我心想：「老天！」我拿出一根棍子，把包挑起來想感受一下重量，但裡面是空的。我把它調轉過來，發現拉鏈壞了，裡面也破破爛爛。無論如何都要檢查一下，如果有什麼可疑物，就得打電話給警察。我看過拆彈方隊來檢查可疑物，那次好像是因為一個內容不明的行李箱。他們把整片區域圍起來，疏散旁邊大樓的人群，所以街道上本來安安靜靜，卻突然湧出來一大堆人，抽菸的，喝咖啡的。他們一走，地上又亂七八糟的一片。真是難搞。
城市裡的垃圾是不斷堆疊的。想想真是很瘋狂，一袋一袋的，全是垃圾啊。我看過最可怕的景象是……我用手機拍了張照片，記錄了下來。還有，落葉的時候，啊，也很可怕。有大葉子，但是小葉子才是最糟糕的，因為特別多。在聖保羅教堂附近，圍繞著教堂就有特別多大葉子，掃起來不那麼難。但如果下雨，它們就都粘在地面上了。另外，颳風垃圾又多的時候，也是令人頭疼。我一次性掃出來的，最多的一次大概有25到28袋垃圾吧，加起來應該有差不多50公斤了。
有人會說：「看到年輕男孩也樂意幹活，真好啊。」這種評論讓我覺得感覺挺好。去年聖誕節，我值夜班，天氣很冷。我在掃街道，旁邊有一些新的公寓正在修建，可能一個房間就要150萬英鎊吧。這時候我遇見一對情侶，跟他們聊了一會兒，他們就給了我20英鎊。我說：「啊，你們不必如此。」他們真善良。他們跟我說：「去吃點什麼吧，天這麼冷。聖誕快樂啊。」人們會感激你做的事情，這真好。
公交車排程經理
吉爾·亞當斯和加里·威廉斯
在維多利亞汽車站，八點出發、前往波蘭赫魯別舒夫的人開始排隊了；同時，前往格但斯克、埃爾布隆格、奧爾什丁、什奇特諾、奧斯特羅勒卡、科沙林、斯拉普斯克、格丁尼亞、路博茲舒夫等波蘭城市的隊伍也慢慢排起來。在這個點，乘客之間沒有什麼談話聲，一個行李箱突然倒地，拉桿打到地板上的聲音清脆無比。
排程中心就在白金漢宮路上的這棟房子裡——這是日夜運營的倫敦公共汽車緊急溝通中心，負責公共汽車的排程和控制。每天，這裡要從倫敦的23,000個公交司機那裡接到將近1,300個電話。他們就在這裡安排臨時改道，處理緊急狀況，並且通過超過1,200個凝視著倫敦街道的交通攝像頭監測路況。
我探訪中心、對公共交通網路聯絡經理進行採訪的那一天，職員們正好在為即將來臨的一場地鐵罷工做準備。整個房間都十分安靜。其中一個顯示屏上是天空新聞臺，另外一個屏上顯示的，則是那些紅色的罷工方隊經過倫敦街道角落的景象。聯絡經理跟我聊了大約一小時，後來他因為要去接一個有關罷工的會議電話而離開，另外一個叫吉爾的當值經理過來接替採訪，整場對話變得更有趣了。吉爾說，負責登記所有問題的電腦系統其實速度相當慢。吉爾剛剛休假歸來，她的一個同事說，吉爾應該想念排程室裡充滿著腎上腺素的氛圍。幾分鐘之後，我得用錄音筆才能記錄下來她說的資訊。「我們有五個接線員。」我們一起走向廣播反應站的過程中，她繼續說道。我們站在一個負責監控電腦螢幕的男子身後，他的名字叫加里。「以前，系統沒有定位功能，我們只能完全依賴司機來告訴我們定位，」吉爾繼續說，「對有些司機來說，英語連他們的第二語言都算不上，所以問題還是挺大的。我們得問他們：‘你現在在哪裡？’他們會說：‘我在北倫敦的一家阿斯達超市外頭。’這種回答真是令人頭大。但有趣的是，我們這裡總有人會說，我去過那個地方。我知道在哪裡。」
他們坐在排程中心裡，感覺像是電話推銷員一樣，隨時等著外面有人跟他們溝通。他們的倫敦是一張用各種顏色編了碼的地圖，這張圖慢慢在他們的螢幕上顯示出來。那個螢幕上有著星星點點的顏色，而在每一個出現問題或者危機的地方，都能看到一個代表救援麵包車的標誌緩緩靠近，處理著醉漢從樓梯井上滾下去了或者是在問題表上用別的顏色標註了的類似問題。如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這一天反而不是個好日子，因為這肯定是非常罕見的一天。吉爾冷靜地等待著電腦載入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