撿垃圾的人
莎拉·康斯坦汀
夜晚剛過11點，我們從維特羅斯超市出發。莎拉去巴勒姆附近撿垃圾的時候，總是隨身帶著工具——通常來說是一根金屬棒和一卷耐用的橙色垃圾袋。這些垃圾袋能把她揀出來的散裝胡蘿蔔、偶爾會找到的捲心菜和時不時會從凹陷的包裝袋裡漏出來的提拉米蘇都裝在一起。在巴勒姆的維特羅斯超市，金屬棒尤其有用。
我跟她一起走在漆黑一片的巴勒姆街道上，她邊走邊繼續說著關於她人生的一連串故事。一波波的傾訴如同小溪一般流過，其中的激流卻難以捕捉。她42歲了。她一次次地提及自己的年齡，有時候會講到她最近在跟紅斑狼瘡鬥爭的過程中，不小心拉伸過度，把骨頭弄折了。有時候，她提及42歲，是為了說明自己在這個年紀再也不能整晚跳舞了，或者說她的頭髮可以怎麼樣，不能怎麼樣。她的頭髮就像一堆蘑菇，捲曲在前額之上。「這麼盤著可穩了。」她一邊拍打著頭，一邊說。她做這個動作時，就如同在舞池跳舞一樣。我們走著，她居然背誦起莎士比亞《亨利五世》裡面著名的聖克里斯平紀念日演講的一部分，她的演出版本，可是比亨利五世本人講的還要大聲。她就著演講中的重點詞，把金屬棒當作球拍一樣揮舞著，增添效果。這演講在巴勒姆的房子之間迴響。快到巴勒姆主街時，她聲音軟了下來，又把演講從頭開始背誦，然後快速、輕輕地過了馬路。
今晚，她不需要用到那根金屬棒。沒用多少工夫，她就接近了垃圾桶。莎拉一手展開橙色垃圾袋，一手拿著她的手電筒，撕開塑膠袋，扔開空包裝，繼續翻找。突然，她快樂地尖叫起來——原來她在一堆破爛中間，找到了一包核桃牛奶巧克力卷。
克拉珀姆南地鐵站對面曾經是一家醫院，現在那裡變成公寓了。那家醫院是南倫敦婦女醫院，我是在那裡出生的。就在最高的那層樓，從左數的第三個窗戶的房間裡。我問過母親一次。我想她只是隨便指了一個房間，目的是讓我趕緊閉嘴。我在羅西特路長大，那是一片相當髒亂的地方。鄰居家是妓院——黑人女人服務黑人男人，他們老是在窗沿上用大揚聲器播放雷鬼音樂。那時候，總有一個女人穿著白色的比基尼站在門裡。我有時候會去看她。「嘿，」她說，「小白。別在這裡晃盪，回家去吧，小白。」那個區域完全是紅燈區，貝德福德山就在後面，到處都是招徠生意的姑娘。現在的森寶利超市停車場曾經是一片廢棄的大樓。位於栗樹林的那個學校曾經堆滿戰後的殘垣斷瓦。這裡有很多轟炸形成的廢墟，真是又亂又髒。有很多醉漢——許多人經歷了戰爭的摧殘，回到這裡之後天天酗酒度日。許多有創傷後遺症的人在此流連，到處亂糟糟，散落著殘垣斷瓦，又被許多鐵路軌道分割得七零八落。我記得到處都是腐爛破碎的東西。
我母親完全是個瘋子。她老是把一包包正在腐爛的垃圾堆到天花板那麼高。太可怕了。我父親就像個野蠻人。「二戰」期間，他在希臘當過土匪，屬於某個黨派，喜歡殺德國人，把他們的武器奪過來。他看起來像是來自義大利西部的墨西哥土匪：大鬍子、因充血而鼓脹圓睜的眼睛、重重的眼袋，總是抽菸。深褐色的皮膚，總是坐在椅子的邊緣，像是一根隨時準備往外蹦的彈簧。他看上去簡直像一個嗜血的、瘋狂而殘暴的希臘人，流出來的汗可能全部是腎上腺素和睪酮素，好像誰要是膽敢看他一眼，他就會被激怒而爆炸。在希臘那會兒，他殺了太多人，沒法再待下去了，於是他就跑路了。20世紀50年代，他在伯爵宮展覽館的一個廚房幫工，我母親當時在那裡做兼職侍應。
後來，他在沃克斯豪爾橋路一家賣炸魚和薯條的飯店裡工作，每週六他都要出去找那些醉了酒的在街上晃盪的人，跟他們打一架，就是為了打架而打架。回來時身上總是有血。他滿口金牙，鼻子也已經被打斷好多次了。
他有好多槍，每個週末都會去鄉下打鴿子。有一次，他帶著一隻鼴鼠回來，我真不知道他是怎麼打到鼴鼠的。他死的那年，剛好遇上武器大赦。我上繳了一大批普通手槍、史密斯威森牌的左輪手槍、自動手槍，還有手榴彈。他有六個手榴彈，還有一支十孔的霰彈槍。這可不尋常。這些武器他全都有，不知道是通過什麼途徑得來的，還有各種各樣的彈藥。我想那應該是1995年吧，我開車把這一大堆武器都送到警察那裡。我問，現在是不是武器大赦？他們說，是的。我把車開啟，警察看到裡面的東西，問我，你願意告訴我你的名字麼？我說，不了，再見。我那個時候還不叫莎拉。我還是喬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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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是個呆子。我上的是圖爾斯山學校，那兒簡直是一塊叢林瘠地，大家都公然拉幫結派爭來鬥去的。那時候正好趕上嬰兒潮，學校的人非常多。我長得很漂亮、圓乎乎的，但有點心理障礙，總是不知道周邊發生著什麼，回到家又滿屋子都是腐爛的垃圾。我就埋頭蜷縮到我的電工研究裡去。我老是逃學跑到電氣工程研究所，晃盪進去聽課，好像我就是那個地方的主人——因為我有一套制服，黑色西服、黑褲子，還有領帶。我就大搖大擺地走進去，假裝我是其中一員。那個研究所就在北岸的滑鐵盧橋那裡。我直接走進去，坐下來看書。大概一年之後才被發現。
我那時總是試著偷帶一些機器回家。舊電視、舊收音機、輕便摩托車、除草機，任何電動的、機械的東西我都試著帶，還帶過一個熱水器。我把它們拿到花園裡，再找機會偷偷帶走。真是酷啊。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給我父親打工，負責在賣炸魚的飯店把魚放到碟子上。我當時15歲，十分討厭這份工作。我做了六個星期，大概賺了300英鎊，然後就用這筆錢買了一輛二手電動摩托車和一個頭盔。我買了保險，就總是肆無忌憚地開著這輛排量50立方厘米的鈴木摩托車到處飛馳。我認識一幫人，也是開鈴木的，我們總是一起在街上亂竄，現在想起來，我們真像一群憤怒的黃蜂啊。在夜晚，五輛摩托車，離合器，還有五匹馬力的引擎，你一個小時內就能開100公里。巴勒姆、克拉珀姆，我們都遊遍了。當然也遇到過糟心事。我記得一個熱得猶如整個城市都被放進了烤箱的夏天，我們在肯寧頓、奧瓦爾一帶遊蕩，那裡有一大排政府廉租房。其中一個房子裡住著一個體型龐大的男人，他穿著背心，坐在椅子上，開著房子的前後門通風。我們的車就這麼從他的房子裡穿過去，他那會兒還在看電視呢。嗚啊，嗚啊，嗚啊——摩托車的聲音還猶如在耳。我們也會去博士山那裡跟地獄天使摩托車俱樂部的人一起玩。不過他們這堆人挺奇怪的。後來我也加入他們的俱樂部，幫他們做機械維修。我17歲時，就跟「地獄天使」的其中一派人一起騎車了。他們跟美國的「地獄天使」不一樣——英國的這些人都還跟母親住在一起，是一堆有心理障礙的人，一天到晚只吃焗豆子、喝啤酒。外界看起來，他們的主要賺錢方式就是參加賽車，或者是做巡迴樂隊管理員、搖滾音樂會的保安什麼的。但我遇見的大部分人其實都是一幫慫貨。他們曾經搞扔斧頭比賽什麼的，但是從來不向人扔。這些人真是蠢到家了，對自己的車一竅不通。我在修車這件事上，可是一把好手，給他們好多人都做了全套的引擎和變速箱維修。
我到24歲時，就不研究工程學了，轉而研究電子學。我當時在做模組合成器。這大概就到20世紀80年代早中期了吧。我用了三年時間，建了一個巨大的65模合成器。這個玩意佔了我半個房間——這個時候，我意識到我沒有朋友，沒有生活，也從來沒跟女人說過話。我從來沒去過酒吧，沒搭過計程車，沒在飯店裡吃過飯，沒在泳池裡遊過泳，也沒去過海邊。我住在倫敦中心，但什麼人都不認識。我只會騎著摩托車跟老鼠一樣跑，在工廠裡工作，製造各種工業器件，然後回家繼續做我的器件。這就是我的全部。我意識到，我沒有生活。我連睡覺前想的都是電子工程，醒來第一件事也還是想著怎麼拆解、組裝電迴路。
原本工作的工廠破產之後，我就去做了建築工人。雖然一開始只是跟著一個熟人懵懵懂懂地入了行，但是做建築工人我還是做得挺成功的。在30、31歲左右，我和海倫分手——在那之前，我們談了五年半。她是歌劇演員。那時候，她開始跟我聊結婚和孩子的事情。我在性事方面是可以的，應該說還挺不賴的。我很敏感，但我不喜歡這樣，因為這給我的感覺是錯的。那種深深的、讓人頭暈目眩的悲傷，就像懷念過往的感傷一樣，把人包圍，讓人沉湎——當你想要跟一個人更親密的時候，這種可怕的、灰色的痛苦卻瀰漫得讓人窒息。我是個很強壯的人，所以在體力上完全遊刃有餘。但是日復一日，終於到了這麼一天，我想：難道就一直這樣了麼？我不能一輩子都這麼過活。
我在談戀愛方面算是一把好手，總能成功扮演白馬王子，給女士們開門什麼的，但這只是因為我給自己創造了一個男性人設。我可以創造任何一種人設，我可以無時無刻創造自己想要的角色。我的心目中可以有12個喬治，他是變色龍，可以隨著環境來變換自己的樣貌。當我跟「地獄天使」們混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把自己代入一個來自南倫敦工人階層的角色，扮演一個好夥伴。「嘿哥們兒，交給我吧」這種角色。但是喬治絕對不止一個。有一系列對各種各樣人物的模仿。這樣久而久之，我開始意識到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所有人在我臉上看到的，都只是一張面具。我長久地活在一種妄想和焦慮中，覺得別人總會發現我的偽裝。這就是那種令人頭暈目眩的感受了。那種令人天旋地轉的悲傷，那種身體裡面流淌著錯誤的荷爾蒙的感覺。出於好奇心，那個時候我開始服用雌激素，想看看這樣能有什麼效果。
我在兩年半的時間裡，靠拉人力車存了23,000英鎊。我用這個錢做了手術還有雷射治療，買了雌激素，付了精神科醫生和恢復療程的錢。所有這些都是用我自己存的錢做的，完全沒有要政府的福利什麼的。
但我在變性過程中發現一件事，那就是80％的男變女的變性人，都從事過電子工程工作。我真沒開玩笑。這個結果挺嚇人的。有一天，我在精神科醫生那裡——這是變性療程必需的一部分，為期兩年——在等待室的牆上看到這麼一個佈告。上面說，有人準備在自己家裡開一個互助小組。於是我就打電話過去：
「對啊，你可以來啊，只要你是變性——」
「我是。」
我去了。那裡坐著大概十八個羞怯的、看起來毫無自信的變性人。我們都坐在組織者的客廳裡，那個氛圍怪怪的。大家都不知道要談什麼好。有一個人突然提到，自己以前從事過電子工程方面的工作。我說，我也是。又有人說：「我是從萊迪博得那本書開始學的。那本書名字好像叫‘用木板做自己的收音機’什麼的。」我說：「我記得那本書啊，過程中要用到oc71電晶體嘛。」這時另外一個人說：「對啊，如果還有調頻，得用oc45。」突然，大家吵起來，就好像電子工程狂熱者聚會一樣。真的……那個氛圍在我身上灑滿曙光。我提到模組合成，有人就說：「你的羅傑斯控制振盪器用了什麼晶片呢？」
「我用了lm13700。」
「這東西已經舊了，不是麼？」
「是的，因為它在輸入系統裡有線性二極體，也用了非專用的二極體。」
「對頭。可以用11號的燃料細棒來做。」
突然，整個氛圍好像——（她哼起了《迷離時空》的主題曲）——這樣的感覺。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都知道我知道的那些編碼！我看著他們，他們也看著我，我突然發現，大家可都是極客啊。後來，我去了很多變性人俱樂部，發現大家原來都是電子狂人。這點是我完全沒有想象到的。變性人共同點前十條裡面，排第一的肯定是——電子工程師。我們修舊收音機、舊摩托車、舊汽車。我曾經跟一個變性女人談過戀愛。她是個工程師，也修舊車，也是個為了興趣能豪擲千金的極客。有一天，我們一起去布萊頓，到了站，她突然說：「看到那列火車了嗎？上面應該掛個牌子，牌子上應該寫著‘第一列穿越英倫海峽海底隧道的火車’。」
這塊牌子後來果真掛上去了。她原本可是一個高高大大的約克夏郡男人，現在戴著假髮，化著濃妝，你懂的，總之就是穿成誰的老媽那樣。
我帶這些變性女人出去購物、旅遊什麼的，因為她們都希望有人能在身邊陪伴她們，特別是在經歷激素治療的時候，我們相當於在經歷少女的青春期——這個時期可以維持好幾年，過程其實還挺痛苦的。我的天啊。那個時候我還有鬍子呢，也還沒有做雷射手術。雷射手術總共做了三年。日復一日的劇痛，還有雷射的灼燒，才能把鬍子去掉。我是半個希臘人，我的鬍子又濃又粗又厚又黑。有一次，我在一個夜店門口排隊準備進去，跟身邊一個也在排隊的很友善的女士聊了起來，談論著新浪漫時期的事。我全身都打扮成那個時期的樣子，穿著鬆鬆垮垮的天鵝絨套裝，化著濃妝。我記得，我們正聊著呢，一群埃塞克斯男孩走了上來。那是一個以強電子音樂為主題的俱樂部，這些留著貝克漢姆那種公雞頭型的埃塞克斯男孩真是讓人難以忍受。這是兩三年前的事了。我穿著全套衣服、緊身胸衣、吊襪帶、漁網襪和高跟鞋。現在我不穿這些了，但我那段時間確實嘗試了很多這種東西，有各種新奇的想法，就像十幾歲的年輕男孩女孩一樣。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戴著首飾，塗了指甲，就是那種哥特風。我站在那兒。總是有這樣的人——這次的這個人，手裡拿著泡泡果酒，走上來對我旁邊的女孩子說：「你好啊，美女。」然後轉頭對我說：「你好啊，怪胎。」
我早就料到他會這樣說。我反擊道：「我不是怪胎，是美女。」
「不，不，不，你就是個怪胎。」
我把乳房掏出來，噴了他一臉奶。他往後退了起碼15步。
「這他媽的是什麼鬼東西！」
因為我那個時候確實經常漏奶，還要墊著防溢墊之類的。他的朋友們笑得七仰八合的，我就繼續轉頭跟朋友聊天。我在仔細感受著這個場景，腦袋上好像有隱形天線，申線正在微微顫抖，幾乎能聽到他腦袋裡面齒輪在轉動的聲音。溢奶的乳房啊，什麼情況。他肯定想不明白。他走過來，對我說：「哦，是我錯了，美人。別往心裡去啊。」他把手伸出來，我拍了他的手一下，再把手抬起來。然後他吻了我的手。
我們現在回到巴勒姆的一棟房屋的前廳裡，牆上是藤蔓一般的綠色，看起來是故意油漆成這個顏色，以掩蓋那些吉普賽人留下來的塗鴉。地板是白色的，上面佈滿腳踏車留下的劃痕。大部分租客都是郵差或者快遞員。牆上還釘著一個招計程車司機的海報。
她站在壁爐附近，檢查著晚上撿回來的東西的過期時間——穆勒酸奶5月2日過期，素食千層麵5月6日過期。目前已經是5月9日的最後幾個小時了，這堆東西里的大部分要不就是過期了，要不就是快要過期了。廁紙卷倒是沒問題，芝士呢？根據莎拉的說法，有的芝士過了期更好呢，不是麼？她拿出一些乳蛋餅——我記得她在垃圾堆裡發現它時的樣子。比起發現剛剛過期不久的優質巧克力時的尖叫，發現乳蛋餅時莎拉的表情就較為遜色了。我問她，我們是不是要熱一下乳蛋餅。「熱的不好吃，」她說，「你要感受一下口感中的精妙啊，蘑菇清炒之後的味道。」
她後來說，她變性之後，視角也變得女性化起來。她用全新的視角來看待這個世界，甚至是過去看過的電影。
「從女性視角，怎麼看《星球大戰》呢？」我問她。
「以前，我會情不自禁地被科技的那部分迷住。」
「現在呢？」
「我現在對《星球大戰》的記憶就是裡面的愛情故事了。莉亞公主和那個忘了叫什麼名字的男人。」「那倫敦呢？」「以前倫敦對我來說，是系統、電路、連線和道路。那個時候的倫敦是沒有情感的地方，事物只是單純地在運轉著，移動著，各司其職。」
「那現在呢？」
「變性後啊，」她說，「我覺得倫敦就有了感情。我能感受到感情的流動。我能看到建築物的悲傷，還有霓虹燈的燈光灑在街道上的那種帶著悲傷的美感。」
垂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