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員
艾德·侯賽因
我還記得神奇文胸的廣告剛開始登在東倫敦的情形。作為胸罩廣告來說它挺不錯的，但我們都知道，在內衣行業，廣告上放的不僅是胸罩，「露出」更多的是別的東西嘛。所以，東倫敦的那些人就想辦法抵制那個廣告。這些廣告牌一豎起來，肯定就會被塗黑。我記得我問過人們：「為什麼不算了呢？」我在這裡出生，在這裡成長，所以這些廣告對我來說沒什麼大不了的。但對於那些新來倫敦的人來說，他們對於不喜歡的東西會表現出三種態度——如果你不喜歡某樣東西，你就要去改變它。如果你沒法改變它，你就要大聲說出反對它。如果你沒法大聲反對它，那至少要在心裡討厭它——這種程度的信仰被認為是最弱的，而這些人都希望自己能做到強中的最強。所以他們怎麼做呢？他們就去塗抹這些神奇文胸的廣告。我真想跟他們說，哥們，冷靜點。這個廣告最多也就放兩週，下個廣告很快就會出來替代它。
另一個例子是，他們會在紅磚巷恐嚇妓女。如果你去開膛手傑克作案地點附近，也就是斯皮塔佛德、紅磚巷和白教堂那塊跟那邊的女人們聊聊，她們會告訴你，一些男人曾經想辦法讓她們不要再營業。她們會告訴你她們被欺負的事。我真想說，別煩擾這些女人了。這關你什麼事呢？為什麼要來恐嚇這些女人呢？這群女人還會告訴你，她們的常客正是這些恐嚇者的叔伯兄弟。所以這真是一個矛盾的世界。對我來說，最讓人擔憂的是那種欺凌、強迫別人的人，他們會試圖改變他們認為錯誤的行為。在大多數選擇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人的世界觀裡，自由民主也就意味著寬容待人，不干擾別人的生活。
但是有些人認為，只能按照一種規訓來做事。而實際上，在生活中，幾乎做每件事都有很多種方式可供選擇。
個體的極端化程度當然也跟這個人的性格有關。那些更包容、更有同情心的人會顯示出對人類的憐憫。他們可能會說「這些可憐的同性戀啊」「這些可憐的癮君子啊，可憐的單親母親啊。這些可憐人沒有成為他們應該成為的人，是因為我做得不夠好」。所以說，這種精神上的鞭笞一直存在於一些人的腦海裡，他們一直想著「我現在應該走出去，努力改善別人的命運」。
他們大部分人過著正常生活，但也把自己看作先鋒衛士。他們沉迷於所謂的教化，覺得有必要改變別人。他們的邏輯是，光獨善其身是不夠的，你還必須成為其他人的光輝榜樣。這種態度，說得好聽點叫「憐憫」，但實際上是一種傲慢，認為其他人不像他們那樣走正道。「我們需要把他們帶回到正道上來。」這就是他們的看法。
在20世紀90年代，易捷航空文化——鼓勵大家去國外度假的文化——流行起來。上述這些人也從中獲益不少，因為他們去了其他地方通常都會被震驚，因為他們在倫敦避之不及的那種「放蕩」女人，也就是穿著緊身牛仔褲和低胸上衣的女人，遍地都是。他們想象中的偉大的土地跟其他地方一樣。那些地方是允許多元文化存在的。沒有人會被這樣的情形嚇到。沒有人會說，來，我們去給她們穿上衣服。因此，我的論點在於，我們不僅要在今時今日鼓勵自由民主，而是說，在古代、中世紀的社會里，這本來就是常態。人們不會干涉別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和婦女權利相關的問題上。你的確不可能禁錮人類的精神。人類的精神總會找到衝出禁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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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初，衛星電影片道開始出現，住在陶爾哈姆萊茨區這樣的地方的孩子就可以在家看到父母所來國家的新聞。這些國家的衛星電影片道的節目以當地語言播放，因為孩子的父母親就看這些節目，所以孩子自然也跟著看，看到的是那裡發生的事，而不是正在上演的英國大選。在我那個年代，我可是把撒切爾夫人以及約翰·梅傑爵士的選戰記得一清二楚，而他們不關注這些事情，因為他們的父母親——也就是移民一代，其實還是對母國的文化和事情感興趣。
在陶爾哈姆萊茨這樣的地區，你一家都是某個國家的人，連醫院的醫生、護士、計程車司機都是。現在東倫敦可以說有國中之國了。開餐館的、公交車司機、市場攤販，同樣如此。相當於你就住在他們母國的縮小版裡。布里克斯頓也差不多。
現在有人可能會說，這有什麼不對嗎？就讓各種文化百花齊放吧。但我發現，最終發生的情況是這樣：那些社群裡應該尊重和保護的人——換言之，婦女、少數族群、在這個國家出生和長大的孩子——卻被迫服從那些文化上根植於移民母國的集體觀念，而不被鼓勵在這個自由民主國家裡擁有強大的、充滿活力的個體身份。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這些在英國生活了三四十年的女人都還不會英語。再比如，經歷過家暴或有其他方面困難的婦女，卻沒有相應的文化自信向當地警察或社會服務機構求助。那些婦女不工作，所以失業率比英國工薪階層白人婦女的平均失業率要高得多。以尊重這些社群、讓其自由存在為名，我們允許男性，尤其是中產階級男性、保守的男性控制那些婦女和年輕人。我覺得必須公開討論、解決這些問題。
人們也不應期待學校、教師僱傭口譯員為來到英國的小孩們或者家長進行翻譯。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發出一個強有力的資訊：當你來到這裡，你就應該學習這個國家的語言——英語。
我想，我們也應該鼓勵改變公共房屋的分佈。你來到英國，希望國家為沒有住房的你提供住房，這沒什麼不對。這是一個崇高的目標，應該繼續下去。但這不代表你應該把自己困在陶爾哈姆萊茨區的那五平方千米裡。在很多地方都有空房子呢，比如伊爾福德更東邊的地方，北部城市，或者是倫敦周邊地區。米爾頓·凱恩斯怎麼了？盧頓怎麼了？那裡也有社群啊。那裡也有人啊。換句話說，我們允許這些社群集中建立，僅僅是因為有人說，我想住在陶爾哈姆萊茨，離我的親戚近，或者離某家肉店近，離社群中心近，離老人家近。盡一切可能給人們提供住房，這是一種高尚的傳統，充分說明我們身在一個自由民主國家裡，但這不代表要以損害人們的生活、人們的未來和下一代的幸福為代價。
我去過的學校裡，孩子們用非英語的語言互相交流。這就是現狀。你可以給我扣社會改造家的帽子，但如果不這麼做，當下的社會形態會以最糟糕的形式延續下去，你懂我的意思嗎？這樣的後果是社會區隔，50％的移民人口不工作，女人們不講英語，孩子長大之後遇到身份認同危機，最後就轉變成極端分子和恐怖分子。
別跟我說這是社會融合。別告訴我這就是多元文化主義。這兩個詞的意義和出發點不是這樣的。這是一個崇高的目標，事關所有文化如何融合在一起。但有些地方出了問題，我們現在的生活是分隔、撕裂的。
社會工作者
阿布·阿扎德
他陪我參觀白教堂的湯恩比館，向我介紹它的社會改革歷史以及目前的一些專案。他在這裡當了兩年的志願者，然後在2001年開展了一個叫「蘇爾瑪」的專案，這個專案是為社群裡的孟加拉國老人提供支援。我們一路走著，時不時就有一些老人跟在後面，微笑著向他提問。
陶爾哈姆萊茨區35％的人口是孟加拉裔——可能多達7萬人——很多老一輩孟加拉人會遇上語言障礙。他們在生活中會遇到各種問題和困難，比如福利問題和生活方式的問題，這些都比較複雜。他們會遇到自己看不懂的檔案，這就可能會導致賬單方面的問題。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幫孟加拉人填好他們的福利申報表格，為他們翻譯各種機構和政府發給他們的信件，並幫助他們瞭解下一步要做什麼。
孟加拉人在「二戰」後開始移民來英國。孟加拉國是英聯邦成員國之一，所以英國政府招募孟加拉人來英國做勞工，為英國重建房屋、公路和地鐵。他們的到來重振了英國的航海業和鐵路交通業。當這個國家需要他們時，他們來了，並且為英國在「二戰」後的復興做出了貢獻。他們每週工作六七十個小時，努力賺錢，之後把錢寄回家，在孟加拉國買地、建房子，以為自己還是會回到故鄉。這是他們初來時的願望。他們以經濟移民的身份來到這裡，努力工作，想要賺錢後回國。
他們把家人帶到這裡後，歸國念頭就淡薄了。他們現在不想回去，只想留在這裡，因為他們在這裡有了朋友，也熟悉了這裡的系統和法律；回到孟加拉國，他們反而會不適應當地的生活方式。他們每個人都想住在陶爾哈姆萊茨區或者紅磚巷，因為他們在那些地方才有家的感覺。那些地方到處是孟加拉國人開的商店和餐館。他們感到更安全，可以與人順暢交流。他們更願意與自己人生活在一起。我覺得融合很重要，因為你來到一個國家謀生，或者準備在這裡長期生活，你就有必要了解整個國家的文化。要做羅馬人，你就得有羅馬人的行事作風；如果你住在加拿大，也要像加拿大人那樣生活。
語言技能和教育是他們的主要障礙。這些障礙，還包括貧困，是他們無法在倫敦四處流動的原因。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從來沒有在倫敦從事過高階職業。他們過去是勞工，被當作低等人對待。他們不富裕。如果你想旅行，或者學點東西，就需要錢啊。如果你想去看電影，電影票就要20英鎊，你懂我的意思嗎？想下館子，也得花錢，他們還要養家餬口呢。另外，在收入很有限的情況下，他們還得照顧在孟加拉國的長輩們。對於這裡的老年人，我們有兩個專案：一個主要面向白人，另外一個主要面向孟加拉國人。白人群體裡大部分人有私人養老金，有別的收入來源，不然就是有存款。相比之下，孟加拉國群體裡只有少數人有私人養老金，大部分人沒有為退休生活存錢。他們老了，也不會為此擔心，因為在我們的文化裡，你老了之後，家人會照顧你。
我對他們說，有些時候，他們是自己把自己孤立、隔離了。這對一代又一代的人來說，絕對不是一件好事，因為脫離主流是很不好的。這就等於你被主流社會拋棄了呀，懂我的意思嗎？如果你打車是遇到孟加拉國司機，去小店買菜也是遇到孟加拉人，在所有地方認識和交往的都是孟加拉人，那你去了解、學習周遭環境的機會當然少了。
我問那些老人，你這樣是在自我隔絕，為什麼不跟別人多交流交流呢？他們的回答是，自己的生命已經快終結了，都到了人生的夕陽時期，學也沒用啊。這是他們的回答，他們覺得自己很老了，活不了多久，所以對文化融合也沒興趣。他們覺得就這樣待在自己的舒適圈挺好，如果要學習，肯定需要脫離這種思維方式。
在我的專案裡，我們組織過一些集體郊遊，比如去布萊頓海邊、野生動物園或者邱園。我們試圖把他們打亂來分組。否則，一個孟加拉國人上車，肯定會跟另一個孟加拉國人坐在一起，白人也會和白人坐在一起。在邱園，我們去看了一個很棒的溫室，裡面有棕櫚樹、木瓜和香蕉。孟加拉國人很喜歡這些。白人也去了，但沒待多久，因為他們想去水族館。孟加拉國人也去了水族館，只是他們這兩幫人沒有一起行動。有些人能融合到一起，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話題，能互相理解。對其他人來說融合很難。如果你沒跟別人分享你的想法，也沒跟別人聊天，那你們待在一起能幹什麼呢？老一代不像新一代那麼合群。他們對了解其他文化、瞭解別人的愛好沒有那麼感興趣。而年輕一代，就對這些感興趣。他們想要了解其他文化，想要知道別人吃什麼、用什麼等。
我想成為這種文化的一部分。我也想記住自己的文化。我想讓我的孩子跟這裡的人融合到一起。我希望他們學習現代社會的運作方式，同時不要忘記自己的文化。這兩種態度是可以共同存在的。倫敦本來就是一個允許多元文化存在的地方。
教師
尼古拉·歐文
我們在格林尼治平時晚上七點，在格林尼治見面。她來時看起來很年輕，我有那麼一刻懷疑她是學生。她在格林尼治居住還沒有多少年，但已經開始想念過去那個「老格林尼治」了。她說，在以前的格林尼治，市場上有個女人只賣古董瓶以及印有皇室成員和塔橋形象的罐子。
我工作的第一所學校位於倫敦東南部。頭兩天，我只跟學校職工在一起，從第三天開始才有孩子進學校。我們部門剛搬進辦公室時，房間裡到處都是灰塵。部門裡一個女老師看見這種情況就一直抱怨，我就說，好吧，我去拿塊抹布，我們把灰塵清理乾淨……他們說，清潔不是我們的工作哦——物業會有人來清潔的。那時候我意識到，為什麼那麼多學校都在走下坡路，學校裡的人要麼工作強度太大，要麼一開始就不適應，最後都被逼得一點都不在乎了。
這所學校是女校，所有的女學生都來自倫敦東南部。有很多亞洲女孩，這明顯是因為父母不希望家裡的女孩跟男孩一起接受教育。我想白人和非白人大概各佔一半吧，學校裡的孩子們講的語言總共有63種。我上了25分鐘的課，就留意到有一個孩子根本不會說英語。於是我說，好吧，你不用跟著我的課堂走，你就給我寫一下，介紹一下自己吧，就用英語寫一段關於你自己的情況。好的，她這麼做了。課堂結束後，我讀了她寫的東西，裡面說，她在中國長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一天，有人來告訴她，她媽媽在英國，然後她就被帶上一架去英國的飛機，現在她跟媽媽和一個以前從來不認識的雙胞胎姐姐住在一起。
曾經有個孩子帶了一把彎刀來上學。一個孩子在學校入口處被刺傷了。於是我們經常要在校門口放一個安檢門，安檢門由警察帶過來，孩子們要通過安檢門才能進學校。但這些孩子會互相發簡訊說今天學校有安檢門，然後所有黑人孩子都故意晚二十分鐘到學校，他們進來之後就找藉口說，是啊，我遲到了，因為門口有安檢門，耽擱了，進不來什麼的。
學校裡有一個幫派，裡面的人以戴一隻手套作為他們的標誌。如果手套戴在右手，意思是他們現在處於邪惡模式，類似於「我現在想找人打架，如果我用槍射中了誰，也不會留下任何指紋哦」；手套如果是戴在左手，意思是「我今天不準備找碴，只是在亂逛，但我還是屬於這個幫派的」。我強行讓他們脫下手套。我說，把手套都交給我，就要那一隻。我不把他們叫作「幫派」，我把他們叫作「社團」，他們可討厭這個名字了。「我們不是社團，老師。」好啊，我明白。我上學時也參加過各種社團啊。他們超討厭我這麼說。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說，搞幫派很危險啊，別聚在一起搞幫派啊，他們反而會覺得幫派很酷，很刺激。於是我就故意說他們只不過是一個「社團」。
有一次，有個孩子沒做作業，我大聲批評了她。她說，她是因為要去接弟弟妹妹放學，所以沒有做。我說，這確實是一項很大的職責，我也知道這個很花時間，但你還是要做功課哦。她說，好的，好的。她是個很乖的孩子，一個很可愛的女孩，我就去年級辦公室告訴別的老師說，這個孩子在照顧她的弟弟妹妹，我不知道別的老師是不是知道。他們說他們知道。她母親去年去世了，她是十個還是十一個孩子裡面最大的。她肩負著母親的職責，還有傳統妻子的職責。他們覺得她不僅要照顧弟弟妹妹，很可能還被自己的父親強姦了。於是我想，那她當然做不了功課了。那是肯定的，怎麼做啊？
我還記得一些相當可怕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上公開課，「以教為先」的導師來聽課。導師來觀察我第一週還是第二週的上課情況。其中一節課上，有個孩子居然在吃棒棒糖。我說，莉莉，你不要吃棒棒糖了。她說，不，我就要吃。你能拿我怎麼辦，總不能過來搶我的棒棒糖呀。這種事情我都面對過，真不知道拿他們怎麼辦，什麼都不管用。有一次，她把棒棒糖拿在手裡，我走過去從她手裡把棒棒糖奪過來，她突然就爆發了，然後衝出教室。夏天的時候，我在操場上的一個小木屋教書，因為教室不夠。小木屋旁邊正好是放垃圾的地方，垃圾散發出來的氣味在夏天真的挺難聞的。這會兒，莉莉衝出小木屋，繞著它跑。小木屋有許多窗戶，其他孩子都通過窗戶往外看，大喊大叫。莉莉在外面用指甲抓破自己的臉，然後回來說，老師，你看你對我做了什麼，我要投訴你。她把自己抓出血來了。我的導師坐在教室後面問我，你準備怎麼做呢？我當時想，我天，完蛋了，我的教學生涯到這裡就算是結束了。才來一週半，就要被人投訴。但就在這個時候，前排一個可愛的女孩子說：「不，我們都看到了，是你自己把自己的臉抓破了。」我當時想，孩子，我愛你，我要給你打「a」。於是我對莉莉說，對，就是你自己抓的。你現在出去，冷靜之後再進來。她就出去了。
最讓人抓狂的事情是，一天中有五次，你站在30個不聽你使喚、只顧著跟彼此聊天的孩子面前。你也別無他法，只能繼續講課。我記得，那個星期的頭一天，我下課後走到我們存放課本的小儲物間，以為自己要哭出來了。你肯定不能讓孩子看到你哭，那會成為你的黑歷史。我就坐在這個小儲物間裡想，我沒事，我沒事。他們只是小孩，我沒事。就跟訓練動物一樣，你要懲罰他們五六次，他們才會知道你是來真的。他們才會知道，我不能玩手機，否則老師會沒收手機，老師肯定會沒收，沒收了就不會還給我。他們還會明白，這些懲罰不是針對個人的。他們很有趣，也很可愛。他們有時候確實錯得離譜，但是會道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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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情況真是令人鬱悶。在七年級，你會看到這些可愛的小男生。他們好小，但都把領帶系得漂漂亮亮，紐扣也扣得好好的，雖然他們穿的校服有點大；他們很乖，總是舉手回答問題，還顯得很興奮。但是，可能十個人中只有一個人能一直保持這個狀態。我們教出過一些非常成功的黑人孩子，他們很努力，成績也很好，準備去上大學，未來從事醫生、律師之類的職業。可是，剩下的大多數都不會成功。你會看到他們互相打鬥。他們其實也想做聰明的人、成績好的人，但同時也想被看作很酷的人，希望被別人喜歡，希望別人覺得自己有趣。這種情況實在令人心碎。
很快，那些系得好好的領帶越來越松，也越來越低；他們的行為越壞，領帶就越低越松。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會把領結系得那麼大，都跟我的手差不多大了。我們學校有個規定，就是領帶結上要能看到三道條紋；於是他們就想盡辦法把領帶系得短短的，同時還能露出三道條紋。
今年我又開始教新一屆學生，都是年齡小一些的孩子，因為上一屆學生去年畢業了。我幫上一屆學生填的學校申請裡，大概有25份都是水管工和木工的課程申請。我又被安排教最差的班，雖然學校領導跟我承諾過，我在上一屆差班那裡經受那麼多痛苦之後，他們會給我安排好一些的班。但領導居然又說，你把差班教得很好啊！來吧！再來一次。反正，我還是在他們早上出去之前幫他們繫緊領帶，把領帶結推高，把領釦扣好，然後才讓他們出去。a班的學生會在外面說，老師，他們一走到走廊盡頭就會馬上解開領結，你幹嗎費那麼大勁啊？
好吧，原因是，如果有人一直對你說，你很聰明，你會變聰明，你會好好學習……我也不確定這樣對他們有沒有效果，反正是某種暗示吧，逼他們做好孩子。我也不會幫他們把領帶結系得太緊，而是要不太緊也不太鬆，我不想把他們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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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有公民教育。一個不教孩子政府、政治或社會學的國家是瘋狂的。公民教育在2002年由伯納德·克里克提出，克里克認為，公民教育能夠改善人們政治冷漠、脫離社會之類的態度。所以公民教育包含犯罪和法律、政治和政治組織，以及社會、社會學和社會變革等內容。政治課裡，學生得出去跟一名政客對話；環境課裡，學生要在學校裡圍繞環保做一個專案，比如呼籲廢品回收等。學生們很喜歡這樣的課程，因為在這些課程裡他們有參與感。我很早就開始教多元文化主義課，當我講到英國國家黨，孩子們問，他們怎麼證明自己的立場呢？我說，我們打電話問問他們吧。我教的這個班是十年級，挺優秀的，大概有15個學生。我把電話的擴音器開啟，然後打給英國國家黨的助選熱線，電話那頭的可憐女人說：「哦，你們問我什麼是英國人的特性？」我們那節課的學習目標是：搞清楚英國人意味著什麼。我們討論說，根據英國國家黨的定義，只有白人才是英國人，這很明顯是錯的，因為從這個國家形成伊始，居民就來自一百萬個不同的地方。電話那頭的英國國家黨女接線人說：「你必須生於英國，且全家人都來自英國，你才算一個英國人。」我的學生就問，這樣的話，你的家人最早是什麼時候到英國的呢？是你之前四代嗎？還是五代？這個女人回答說：「對啊，反正很久了。」孩子們說，那你怎麼界定一個人到這裡夠不夠久呢？女人回答說：「夠不夠久一看就知道的呀，不是麼？」她用了這樣一句話來掩飾她的種族主義。問答一直持續，直到一個孩子問了一個關鍵性問題：你會對人們進行基因檢測麼？你會看看他們的基因夠不夠「白」麼？
又有一次，我給他們一張地圖，想讓他們探索「英國是多元文化國家」這個話題。我想讓他們去問不同的人，問問他們的家庭來自哪裡，然後畫一條線，把故鄉和英國連起來。這個專案的最終目的是希望表達，我們其實都來自五湖四海。但他們做不出來，因為他們缺乏地理知識，不知道哪裡是哪裡。他們問，老師，德國在哪裡？美國在哪裡？英國在哪裡？我回答說，好啦，你回到座位上吧，我們聊聊。大家看到這個小島了嗎？這是英國。誰知道哪裡是倫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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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也特別喜歡我帶領的辯論社。他們上週四才上了電視——是我訓練出來的辯手呀。我為他們感到驕傲，他們都非常非常棒。我在上綜合師範學院時，就參加了辯論，一開始是別人拉我去的，因為我特別愛講話；有人說，天啊，這個女孩挺能講的，讓她去辯論吧。這也是我後來申請牛津大學的原因。在這之前，我從未想過要申請牛津大學，直到有一次我去牛津大學參加辯論賽，居然打敗來自伊頓公學的、戴著昂貴領帶的男生，於是我想，好吧，我要試試。於是我成立了這個辯論社，並且有了一支很友愛的辯論隊。辯論隊裡有一個女孩，父母都是老師，中產階級背景，很可愛。還有一個女孩，她媽媽生她的時候只有14歲，懷孕時被學校開除了，到了週末，她就和媽媽一起喝醉。這個女孩非常聰明，她說她想成為一名律師，然後好好運用這些辯論技巧。
這兩個女孩是很好的朋友，總是結伴辯論。看她們跟那些上私立學校的富二代對戰，那感覺真是太好了。有一次，她們辯論的主題是關於從阿富汗撤軍的問題，這兩個留著棕色長頭髮的漂亮女孩，操著埃爾瑟姆口音說：「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好琢磨琢磨，你可能覺得自己什麼都不知道，但艾哈邁迪—內賈德是不會後退一步的，他會說，不，我才不要後退呢。」關鍵是，她們的表達非常機智，但她們講話的口音很重，所以當她們一張嘴，對面幾位頂著鬆鬆軟軟的頭髮、穿著貴得離譜的衣服的男生就想，哈，我們肯定要贏了。但只要比賽開局兩分鐘，你就能看到他們臉上的表情開始轉變。比如當她們滔滔不絕地陳述外部影響如何導致社群內部分裂的一系列觀點時，你會看到男生們突然開始在草稿紙上飛快地記筆記、做準備。
辯論社的常規成員有大概八個人。我有一個三年計劃：第一年，我要帶著他們去參加很多比賽，在那些比賽上，他們會被很多中學生打敗——因為人家是十年級嘛。他們會被比他們大、比他們有錢的孩子打敗，這種情況會持續好一陣。但沒關係，沒關係。他們一開始會度過一段艱難的時期，因為一直在被這些大孩子打敗。比賽過後，我會給他們買比薩，然後鼓勵他們說，沒關係，會好的。這麼一來，到了年底，他們就會贏得倫敦所有公立學校參與的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