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比裡：我可沒這麼做過。假髮好貴的，不能這麼對它。
蘭加：你知道那些新人律師被叫什麼嗎？「白假髮」。因為他們戴的假髮又新又白。
奧比裡：魯波爾就是這麼叫他們的。
古普塔：還有傳統的裝假髮的鐵罐呢，不是麼？很多人都想要那個東西。我覺得，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律師事務所外面的銘牌上出現。你得到終身律師資格時，你的名字就可以在那個銘牌上顯示。銘牌上會顯示整個系統的層級，排在最上面的是王室律師，其他的就全是按字母順序來的，但你要是能提早拿到王室律師資格，你的名字就可以一下子跳到最上面王室法律顧問那一排了。除此之外，名字寫在假髮罐上，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奧比裡：對啊，我也喜歡。
古普塔：你有嗎？一個那樣的罐子好像要150英鎊呢。我覺得把它當成餅乾罐放在家裡很酷。
奧比裡：有的人可隨便了，就用紙板盒裝假髮。
古普塔：我也沒有把我的假髮放進鐵罐裡啊，我只是把它晾在外面，以免它變形。我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蘭加：有這麼個故事。一個訴訟律師，已經是個王室律師了。有一天他出門去，他的妻子就想，我不如幫他把假髮洗一洗，弄得乾乾淨淨的，給他個驚喜。結果他回來看到那頂假髮後說，我用了二十年才讓它變成現在這樣的！
古普塔：事務所裡有個男人，大家叫他「老狀師」。他已經執業三四十年了，總之他的假髮已經爛成碎碎了，整個是黃色的，都變形了。假髮後面變得像老鼠的尾巴一樣，一邊完全撕爛了，就那樣掛著。他沒有擔任王室律師，律師袍也破爛不堪。我有一次正好跟他打對臺，他看起來特別厲害。我想，完蛋了。他穿著一身破爛的衣裳，而我穿著嶄新的律師袍，戴著新假髮……
奧比裡：哈，聽起來好像都能聞到那股嶄新的氣息啊。
古普塔：我看起來就像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嗎，而法官也肯定不會聽我說一句話。
蘭加：這就是假髮背後的一層含義。你戴上假髮，就感覺自己確實像個律師了，你在提交辯護詞時就有了一點自信。
古普塔：是啊，只要戴上假髮，穿上律師袍，你就像進入了演說家的角色。
蘭加：還有一件事兒。今時今日，在郡法庭舉行的那種行政聽證會越來越多了，而他們會說，我們在電話上進行吧。於是他們就讓英國電信公司設立一個三方通話系統，而來自另外一家律師事務所的你的對手、法官和你這三方，就在電話上通話。你坐在桌前，可能只是穿著便服，可能只是剛剛走進房間，做了一點準備，馬上就要跟電話那頭的法官對話，這種對話其實是很正式的——穿著便服的感覺顯然不太對頭。
古普塔：我記得我在短期實習時——那個時候就是累積工作經驗嘛——有個白人跟我說過，如果我真的考到了律師執照，我的形象會對我往後的工作很有利。我說，為什麼呢？他說：「因為你戴著假髮的樣子很酷。」我記得他是這麼說的。我那時還沒上大學呢，才剛剛考完中學高階水平考試。這個白人，也是一名刑事律師，還對法院書記員說：「你不覺得亞洲人和黑人戴著假髮的樣子很酷麼？」「是的，確實。」我一直都記著他們說過的話。
奧比裡：就好像在《黑衣人》裡面，威爾·史密斯穿上別人的衣服，然後轉過身說：「我跟你之間的不同，就是我能把這件衣服穿得好看。」
◇◆◇
奧比裡：我剛考到律師執照的時候，人們把倫敦按照各個區域可能會碰到的陪審團型別來分門別類。比如說，如果審判的案件中，觸發點是種族挑釁，陪審團給被告判了無罪釋放，而剛好這個陪審團又是來自東倫敦，他們就會說：是啊，是啊，東倫敦的陪審團嘛，肯定不會在種族挑釁引起的擾亂公共秩序案中給有色人種判刑的。如果是來自騎士橋的陪審團，他們就會說：黑人孩子——搶劫——肯定判有罪。我記得自己是這麼想的：我可從來沒有這樣給倫敦劃分界限啊。我無意中聽到事務所裡有人說，有個案件是由種族挑釁引起的擾亂公共秩序案，只用了半小時就判了無罪釋放；其他人就說：那陪審團肯定是來自東倫敦的唄。
古普塔：我今天去參加了一個研討會，會上，有一個烏爾威治刑事法庭的法官被批評了兩三次，說他在上訴法庭中對案件管理不當。事情是這樣：這位法官不允許控方律師提起那些他認為陪審團會判被告無罪的案件。我事務所的同事其實有一系列的案子需要上訴，那些案件全都是由種族挑釁引起的擾亂公共秩序案，而法官說了，我不準備允許你們提起這些案件，因為我知道，烏爾威治的陪審團是不會給種族案件定罪的。
奧比裡：所以，你會怎麼來劃分倫敦？我是說，你比我更瞭解倫敦法庭。
古普塔：斯奈爾斯布魯克法庭是處理盜竊案和一些暴力案件的好地方，那裡的陪審團會放過你的。但如果是孌童案，在那裡打官司就必死無疑。如果是在內倫敦，也就是在大象與城堡附近，那裡的陪審團不介意你的委託人沾染了點毒品、暴力，甚至跟幫派有關，綁架之類的，問題也不大。但你如果在黑衣修士，他們的陪審團可是從肯辛頓和切爾西來的，對搶劫比較敏感，但對性犯罪比較松。比如約會強姦，他們會放過你的，懂不？再就是薩瑟克區，那裡的陪審團主要是從金融城來的。所以如果是詐騙案，在那裡就好打一點。但要是暴力和毒品案，在那裡就逃不掉。性犯罪相關的，比如約會強姦，也有可能逃掉。然後再往南，就到了克羅伊登，在那裡，跟毒品相關的案件是怎麼打都打不贏的，因為你就在蓋特威克機場的門廊上呢，他們一想到有人會把毒品帶進這個國家，帶到他們的街道上，就心生仇恨。艾爾沃斯也一樣，那是西倫敦了——毒品相關的案子打不贏，但盜竊、欺詐、貸款詐騙之類的，應該是可以的。但有一種型別的案子在這些地方都很難打贏，那就是偽造身份證明，還有非法移民罪。因為這是在人家的家門口，他們都在希思羅或者蓋特威克機場工作。哈羅，呃，哈羅的陪審團嘛……性、毒品相關的案子都能打贏，大部分案子都能。
蘭加：哈羅的陪審團是好陪審團。對於辯護律師來說。
奧比裡：也是總體而言啦，總體而言。
古普塔：因為他們是善解人意的一群人。
奧比裡：為啥？
蘭加：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更善解人意吧，但是要讓你的委託人被判無罪釋放，陪審團裡要有比較強悍、自由主義的人才行；但我不認為哈羅是強悍且自由主義的代表。這個地方有很多亞洲人。
奧比裡：如果我是在為一個黑人或者亞洲人辯護，看到陪審團裡有黑人或亞洲人，我就心安一點。
蘭加：啊，我也是。
奧比裡：絕對是。實際上，我幾乎試過在陪審團進來時緊緊看著他們，心想，我今天要為之辯護的是個黑人，我只要看到陪審團裡有兩個黑人，就覺得……有把握了。
蘭加：是，我同意你說的。
奧比裡：他們可能是年輕的託利黨什麼的。剛參加完託利黨大會。
蘭加：不過，現實是，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案件事實，也取決於陪審團的文化程度。但有時候，有些案件很難跟上。你很有可能因為一個不太聰明的陪審團成員而輸掉案子，因為他們聽著聽著覺得很無聊，就只聽法官說的話，然後就按法官說的來定罪或者判無罪。有時候那些呈現出來的事實真的不足以給被告定罪。
奧比裡：誰知道呢，誰知道。
蘭加：還有就是這些人——這又回到大衛說的問題上了——他們更不容易全心相信警察說的話，自動懷疑證詞的真實性。
奧比裡：每個陪審團成員都會有偏見，不管是什麼型別的偏見。我也當過陪審團成員，我讀《衛報》《觀察家報》，是個自由主義者——這也就是我的偏見。這就是我帶來的意見和態度，而且會有另外一個人站在我的反面。我們都有自己的偏見。不過，雖然陪審團的人都各有偏見，最終還是會有某種偏見更佔優勢。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如果你要為一個由種族挑釁引起的擾亂公共秩序案的被告人辯護，最好在東倫敦——當你的委託人叫喊著，你這他媽的……他被定罪的可能性就比較低了，因為陪審團會覺得，哇，他是真的受到了挑釁和侮辱才這麼做的。
古普塔：我幾乎每週六都有這麼一場官司要打。
奧比裡：這是東倫敦嘛。這裡的人都是白人，要麼是工人階級，再不然就是低層次的中產……
蘭加：這種事可能在他們身邊一直髮生著。
奧比裡：陪審團的人認識這些人。他們跟這些人出去玩來著。
蘭加：他們一起看足球呢。
奧比裡：他們心裡肯定是有點什麼的，或者說他們是來自這個地方的，這種案件剛好反映了東倫敦某些地方的一些緊張狀況。所以他們會想，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在公眾場合講種族歧視的話就給他定罪。天啦。我們都這麼輕易地給人定罪嗎？這都成了什麼世界啦？但你如果面對另外一批陪審團，他們是有色人種，他們就會想，我的老天，這太過分了。這種情況不應該在倫敦出現。
◇◆◇
蘭加：最糟糕的部分是，當陪審團出去討論、你等著他們回來時，你聽到廣播說：請大家都回到法庭上。你不知道他們只是回來了呢，還是會接著問問題，或者說說別的事情。你只能乖乖回到法庭，然後聽到法庭文員說，結果已經出來了。他們不會告訴你結果是什麼，但結果有了。你只能坐在那兒等著。你情緒很糟糕，你感到很緊張，心跳加快，完全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你就像在等考試成績一樣，心裡不斷想著，我會考最後一名，我會考最後一名，我會考最後一名……然後結果就公佈了。你知道他們在走進法庭之前，要先在一個小房間集合，而到要宣判時，房門會開啟，他們就走進法庭。有些人會交頭接耳，你能聽到窸窸窣窣的聲音，是他們在開玩笑和聊天。如果是這種情況，被告應該會被判無罪。決定要給被告定罪的陪審團一般都很安靜，絕對的安靜。他們會陸續走進來。幾年前，有人告訴我，陪審團坐下時，如果看向被告席，那就代表他們不會給他定罪，而是要給他判無罪。因為如果你作為陪審團，要給一個人定罪，你就永遠沒辦法跟他四目相對。你會一點都不想看他的眼睛。但是，其實我從他們是交頭接耳、還是安安靜靜時就知道了。這週五我在法庭上，陪審團已經討論了四天，才回來宣判。當時我坐在那裡，我是辯護律師，本來應該不會因為陪審團而緊張，但畢竟等了整整四天啊。
奧比裡：是什麼案子？
蘭加：非常奇怪的案子，持械搶劫。我等了四五天後，真的有點累了，想趕緊得到一個結果，因為那是我的工作，然後……
奧比裡：你看到的是安靜。
蘭加：對的。陪審團成員集結在一起，然後法庭文員開啟門讓他們進來——他們一言不發。我那時候就知道了。他們魚貫而入，然後坐下來，我看看他們，沒有一個人敢看被告。對的，我可以從他們的眼神再次確認結果了。
奧比裡：我現在好像已經到了這麼個階段，就是陪審團進來時，我很緊張，我沒辦法去留心看陪審團是不是在看我的委託人，我只是坐在那裡。我看都不看他們。我只往下看。
蘭加：我會看看法官。
奧比裡：我只看桌子。如果我看陪審團，然後看到他們沒在看我的委託人，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所以，我只坐在那裡往下看，然後聽到陪審團主席說：「陪審團成員們，你們有一個達成一致的審判意見了嗎？」「是的。」「陪審團成員們，審判結果是？」「1，2，3……」我這時候才會看他們。但最糟糕的是，現在已經有人告訴我，可以通過聽他們是否交頭接耳來判斷結果。如果他不告訴我，我肯定怎麼都想不到的。這真是糟糕。而且每次都對，每次都對，每次都對啊。
蘭加：你需要一頂可以掛耳塞的假髮。是啊，我能想象到陪審團進來時一言不發，辯護律師這時候就知道自己輸掉了官司，他肯定要抓狂了——啊啊啊，我怎麼聽不到你說話！聽不到你說話！
副警長與倫敦二級警署
查爾斯·亨蒂
從大概1018年開始，這裡就有一座監獄——甚至再早一點可能就有了，因為樓下有一堵羅馬時代的牆。我們在這裡有一陣子了。總體來說，我們處理的是一級罪案，包括兇殺案和恐怖襲擊案——主要是這兩類案件。去年我們做過一個記錄。我們這裡有七個高等法院的法官，所以常駐法官不得不巡迴審判。這說明我們這裡處理的案件都很重大。我們一般不處理小案子。你肯定不能指望在中央刑事法院這種地方處理入店行竊之類的小案子。
他告訴我，他以前是個軍人，是最年輕的陸軍少校。20世紀80年代，他在北愛爾蘭服役，也參與了第一次伊拉克戰爭。在被派遣伊拉克的兩天半以前，他結了婚。他的辦公室相當整潔，被窗簾掩著的窗戶正對外面的院子，他坐在離窗簾很近的椅子上。他講起中央刑事法院的武裝安保系統時，提及了站在窗戶外面的武裝警衛；他拉開窗簾卻沒看見他們，臉上閃過一絲擔憂。我們走進警衛室，裡面的滾動螢幕即時更新著每個法庭發生的事。警衛室裡還有一塊白板，列明今日審理的所有案件，上面還用小小的劍形標誌標出高階法官們的位置。白板上還列出了罪案型別——謀殺，謀殺，會計犯罪，恐怖襲擊，謀殺——後面附有人名。回到辦公室，他又拉開窗簾看了看，這時窗外的警衛已經到位，他們看起來大大方方、有氣勢、全副武裝。
我的工作是讓這個地方正常運轉，保證每個人通力合作。中央刑事法院可是塊亮招牌啊。外人走進來，在前門看到一個保安，不會把他和別人區分開來，也不會想他究竟是為我服務，還是為法院服務，他只會想，這就是中央刑事法院的樣子。我這裡有電氣工人，有鍋爐房，有清潔工，也有保安。保安總共有64個。不言而喻，保安工作非常重要，因為我們這裡經常有一些很不好的人進來。我們在外面封過路，每天都有直升機在天上盤旋。我們每天要搜查牢房，夜裡也要搜查，因為目前來說，我們這裡關押的是全國上下危險係數最高的犯罪嫌疑人。我不準備告訴你這些犯罪嫌疑人是誰，但他們的危險性毋庸置疑。每天，這裡大概有2,500人來來去去，這還是不向公眾開放的日子呢。所以說，這裡的人實在太多了。你可以把我的角色理解成訓導主任。我們要讓法庭保持良好運轉。我們不想浪費時間，所以每天很早就開始工作。清晨六點，我們就開始了，首先是排查每個法庭是否有故障，因為要是開庭時有燈泡一閃一閃，那就很尷尬了。我們這裡有金融城的警隊，他們的存在讓人放心。說到這裡，我得提一下，我的隊伍是全國第一支被授予高等法院安保員資格的隊伍。實際上，今明兩天，他們正要練習鎖臂勾腿等可以限制人活動的摔跤動作。他們必須具備這些技能，因為被押到這裡的好些人，可一點都不希望進來。
我們會對每個案件做一個安全評估。如果需要武裝保護，我們會立即部署武裝警察。是否部署由高階主審法官和警方決定，且必須經過法律程式，以嚴格的指導方針來部署。這些部署下來的武裝警察不一定出現在法庭上，通常坐在外頭的一輛車上。這是這裡的現實情況。去年，我們首次在法庭周圍公然部署武裝警察。一般來說，武器要用袋子裝好，不能直接露出。目前，我們有一個佩泰瑟槍的警官在法庭裡。他們不必使用致命武器，但法庭裡危險係數很高，警官完全可以在使用任何其他東西之前先使用泰瑟槍。指導方針確實很嚴格。
在每個案件中，被告都會從關押他們的牢房出來，從同一個入口進入法庭。這就有風險，因為所有被告都通過一個入口，然後根據他們的犯罪分類，進入相應的牢房區，他們會在那裡被再搜查一次。如果他們隨身攜帶任何物品，這些物品會被打包、記錄，然後他們會被關進離法庭最近的拘留室。我們有三層牢房，共74間。還有一棟a類副樓——a類代表安全級別最高。我不能說得太詳細，只能這麼說吧，你把不鏽鋼板切開，才能把一部手機弄進來——簡直像是用來關漢尼拔的牢房。我們現在有近20間a類牢房，挺多的了。這裡也關押了一些脆弱的犯人，而令人遺憾的是，其中有很多是青少年。去年，一個男孩被判謀殺罪，他犯罪的時候才10歲，後來這個案子被推翻為過失殺人罪。還有幾個14歲的孩子，他們犯下了殘暴的罪行，謀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們不一定會說現在的謀殺案越來越多，但我認為，謀殺犯的年齡層在降低，這是很可怕的一點。
◇◆◇
說實話，我很高興，我的孩子們不住在倫敦。它已經不是我在其中長大的那個倫敦，我比以前警覺多了。但這也有可能是我變老的跡象。我不像以前那樣喜歡倫敦了。還有，在這座城市裡，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世隔絕的，因為我們被照顧得太好，人們都很專業。我們看到青少年犯罪的數量在明顯上升，而且上升速度很快，這讓我很擔憂。人們好像只要有一點不滿，就會向別人捅一刀。現在剛好有個人正在受審，他就因為別人在上公交車時看了他一眼，就拔出刀來把那人殺了。他們以前從未見過面。看到一些青少年的那種「我不在乎」「那又怎麼樣呢？我牢都坐了」的態度，我覺得，我們不住在倫敦的決定，是對的。
抗議者
芭芭拉·塔克
她徘徊在國會大廈對面的國會廣場的人行道上，抽著菸捲，戴一頂淺粉色的針織帽，帽子總是往下滑。旁邊，一塊皺巴巴的帆布蓋著睡袋。
我老說，這裡的每一棟大廈都應該被真相覆蓋。應該到處都是真相，不是嗎？那他們很快就會停下來，不是嗎？因為我留意到，這些人一點也不介意他們現在正在做的事，他們毫無羞恥心。他們所做的事情真的很可恥。令人難以置信。我們一定要把真相說出來。這裡非常有活力，因為全世界的人都經過這裡，我們要在這裡發聲，讓人們瞭解儘可能多的事實。我們不僅是為了向人們傳達資訊，還是為了告訴他們，是的，你可以質疑你的政府。是的，你可以說「不」。
只要我們還在這裡，那些正在受苦和死去的人就不會被遺忘。如果這種事發生在你或你的家人身上，你肯定希望有人為你發聲，不是嗎？
下面的地鐵穿行而過，國會廣場的地面隨之震動。春天，我看到新栽的三色堇的葉子顫動。另一群抗議者在廣場上種植了萵苣和胡蘿蔔等作物。他們在和平營裡建了一間廚房，裡面有飲用水，還有一張桌子，桌上放了幾顆被塗鴉過的石頭，石頭底下壓著一本關於加沙的小冊子。塔克遠離營地，在人行道上走著自己的抗議之路。現在，幾個月過去了，那些帳篷撤掉了，新立起來的是一些金屬柵欄。穿著反光背心的警察在人行道上排著長隊，盯著塔克。
我對人們說，「歡迎來到威斯敏斯特村。我們唯一做得好的一件事，就是從別人的痛苦中大撈一筆。」我在過去五年內被拘捕過39次。我學到了什麼呢，如果你沒法在公共場合堅持你的立場，沒法在沒有武裝保護的情況下說出真相，你就不配做你正在做的事。政府裡的那些人，總是躲來躲去，藏東藏西，躲在他們的大門背後，躲在武器背後，躲在電視演播室裡，躲在腐敗的法庭裡。
有時候，他們很晚才從國會大廈裡出來，我就拿著大喇叭站在那裡對他們說：在你餘生的可悲時光裡，你會不斷地往回看，不斷地、惴惴不安地檢查你的假日行程，因為不管是10年、20年還是30年之後，你知道，人們會想辦法抓住你，將你繩之以法。我們並不是說我們要去殺了你，而是說我們會讓你受到公義的制裁，並且改變制度，從而使這種可能性得以發生，真正保護人們的生命。這是我給他們講的睡前小故事。希望他們帶著擔憂和驚恐入睡吧。
通常在週二或者週一晚上，議員們喜歡在十點半排成一隊往外走，互相吹捧。他們會立刻離開。一天晚上，交通大臣還是誰吧，居然夠膽搖下車窗對我說「滾你媽的」，然後看著警察，希望警察把我弄走；警察什麼都沒做，只是看著他，然後對他說：「我覺得你最好還是走吧。」這就是我們的政府人員啊。
我有「拘捕戰犯」「停止殺害兒童」等橫幅。他們有又大又厲害的機關槍。保護什麼呢？它只是喚醒了人們。當我把橫幅掛在唐寧街首相府外，那才有趣呢，因為那裡的人流非常大，所以很容易找到跟你說話的人。遊客們尤其喜歡看我們抗議，他們能拍到首相府門口掛著「這才是真相」橫幅的照片。他們會想，這些大塊頭的傢伙是在保護什麼呢？在唐寧街周圍，那些大塊頭最終對抗議者採取了零容忍態度。
我們真的是在野獸的肚子裡。我們被包圍了。我拿著擴音器，對路過的人說，只要英國還想去侵佔別的國家，我們就會一直侵佔威斯敏斯特村。我們會佔領你的頭腦，佔領你的時間，佔領你的金錢，以此提醒在威斯敏斯特工作的成千上萬的人，你們所做的一切，是在幫助這個導致無辜平民受苦的政府撒謊。而且，當這些所謂的合法戰爭中，90％的傷亡物件都是無辜平民時，這就不是「戰爭」了，而是權力的槓桿，不管你怎麼稱呼它。這些人是你需要喚醒的，是你需要給他們施加壓力的。
他們給我判處了社群令，噢，糟糕。限令的內容是，一年內我不得在未經倫敦警察廳廳長許可的情況下進行抗議活動。那麼，在我們社群裡，大家應該都知道這位被「判刑」了的「罪犯」是誰。於是，我把這張社群令貼在所有路燈柱上，告訴大家，我就是那個可怕的「罪犯」。他們忙著把我貼上去的社群令撕下來，我就對他們說，先生們，打擾一下，你們在幹嗎呢？其實他們完全可以把我關押起來，但他們臨陣退縮了，因為把和平抗議定為犯罪的做法違反人權法。但他們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這幾年來，情況越來越糟。
你可以逮捕我們，可以把我們關押起來。你也可以傷害我的身體，但你永遠沒辦法戰勝我的靈魂。你可以殺了我，但我的精神會活下去。因為我對人類的精神有信念，我在這條路上也有同伴。你沒有辦法扼殺人類的精神。可以說，這個國家對人類的精神感到困惑。
◇◆◇
他們把這條路當作護城河，保護著他們不被我們傷害。
你總要先想辦法把他們喚醒，才能讓他們理解你，不是嗎？這就是喚醒的部分，我在想辦法跟他們的人性連線。我想讓他們看著我的臉，我要他們面對我。
議員們對我的擴音器很不滿。我有一個功率25瓦的擴音器，用了三年了，一點問題都沒有。也不能完全這麼說，畢竟麻煩還是有的——我被逮捕過好幾次嘛。雖然他們從來沒起訴我。這個25瓦的小擴音器是我在埃奇韋爾路用49英鎊買的。他們那兒的好貨挺多。
她回過頭，看著廣場周圍的金屬圍欄。
如果可能，我會把那些雕像搬走。我覺得，把整個國會廣場變成綠地，周圍放些椅子，應該會很不錯。再栽點樹就更好了，不是嗎？不過，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在這裡為人們設定適當的十字路口，讓他們不再對有人過馬路，有人跨過「護城河」感到恐懼，讓他們發現，我們其實是一群正常人。
我們如果希望有一個正常的世界，就要把人們聚集、聯合起來。因為他們想要塑造的一種景象是，「這裡的人都是瘋子」，在他們的眼中，這就是遊戲的玩法，不是嗎？「那些抗議者都是瘋子。」所以他們故意把這條路弄得難走，這樣人們就過不來，不會發現這邊的人其實很有趣，也不會知道這邊的人在做什麼。我希望看到這個國會廣場變成人民的廣場，向所有人開放。如果人們都沒有辦法接近它，設立這麼一個廣場又有什麼意義呢？這是人民的廣場，它應該永遠屬於人民。
這裡是抗議的絕佳場所，這裡的抗議最有力量，因為政府認為這裡是他們自己的地盤，所以不希望有任何外人來這裡，這裡一直奉行「零容忍」政策。我有一個朋友在唐寧街外被捕，就因為他抬出了喬治·奧威爾的名言：「在一個欺騙的時代，說真話是一種革命行為。」於是被抓了。你能想象嗎，一個人居然因為在唐寧街外舉了寫著喬治·奧威爾名言的標語就被定罪了！在法庭上，被告需要宣誓，法官問他，你要以什麼宣誓？他說，我以喬治·奧威爾的《1984》來宣誓。法官說：「你讓法庭名譽掃地！」他回答說：「讓法庭名譽掃地的人不是我，是你！」
還有一件事就是，你永遠都不知道你在威斯敏斯特村碰見的下一個人是誰。很多人都會在這裡出現。過去，倫敦警察廳旁邊有一家小咖啡館，現在已經不在了，我在那裡碰見過戈德史密斯勳爵。他就是為在伊拉克使用武力提供法律依據的人。那次他也看到了我。
他那會兒正跟一個人說話，準備離開；接著他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了他。我對自己說：接下來的幾分鐘非常重要。我向他走過去。我知道自己要非常、非常地冷靜；但我同時也像一位飽含著極度憤怒和反感的母親。我看著他的眼睛，說：「總有一天，你會因戰爭罪受到審判。」
他的臉色突然就變了。對我來說，這意味著他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他知道。他身邊都是些唯命是聽的人，所以他需要聽到護城河對岸的人說話。不然他什麼時候才能聽到這樣的話呢？聽到這句話後，他馬上離開，溜進他的車裡。
這些人就在威斯敏斯特的街上走著。只有跟他們面對面，你才能真正瞭解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我想看看他真實的樣子。你知道我看到了什麼嗎？我看到一個受驚的、恐懼的男人。一個知道自己做錯事情的男人。在這個地方，這種事情不常見。他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他可以在這附近躲藏、逃避，但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了。
損害控制，指採取措施將造成的損害降到最低。
科傑克，美國探案連續劇《偵探科傑克》中的主人公。
糾察，在英國指非專業警察，但受過訓練，能協助警察維持治安，特別是在緊急情況下。
富樂客，英國體育用品零售商。
愛顧商城，英國百貨零售連鎖店。
埃德和拉芬斯克洛夫，倫敦最古老的裁縫店。
善贊裡，倫敦一條單行街道，聚集了很多高階法院大法官和律師事務所。
魯波爾，英國國家廣播電臺法庭劇《法庭上的魯波爾》中的主人公。
《黑衣人》，美國科幻喜劇電影，威爾·史密斯在其中扮演對付外星人的黑衣人特警。
黑衣修士，英國倫敦市中心的一個地區，位於倫敦市西南角，地名取自於身穿黑衣的道明會修士，並於1317年首次使用。現在這裡有黑衣修士地鐵站、黑衣修士橋、黑衣修士鐵路橋等以其冠名的設施。
託利黨，1679年成立，1833年改稱保守黨，是英國兩大主要執政黨之一，另一個是英國工黨。
一種電休克槍，非致死性武器。
加沙，巴勒斯坦國加沙地區最大城市。
英國法庭的社群令是一項集懲罰和教育於一體的處罰。
戈德史密斯勳爵，指彼得·戈德史密斯（1950—），皇家律師，曾任英國總檢察長，參與了伊拉克戰爭前討論戰爭合法性的內閣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