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敏斯特市婚姻登記官
艾莉森·卡思卡特
我走進老馬裡波恩市政廳。一位新娘左手拿著一捧粉色玫瑰花束，右手提著一個「辦公室」牌鞋店的袋子，小心翼翼地走上前門的臺階。攝影師向路邊慢慢後退，等著整群人走下臺階。男人們穿著閃亮筆挺的西裝圍在新娘周圍——當一輛公交車從馬裡波恩路開過，新娘盡力讓自己看起來平靜。市政廳裡，展板上寫著婚禮通告，而在盡頭的一間辦公室裡，卡思卡特穿著一套精緻而保守的黑色西裝，坐在桌前。
每個人，從王子王妃，到掃大街的人，都在這裡登記結婚。威斯敏斯特包羅永珍，一直延伸到貝斯沃特和帕丁頓，還覆蓋了梅菲爾和貝爾格萊維亞。所以說，這片區域覆蓋了富有到貧窮的巨大範圍，所有人都在使用我們的設施和服務。幾年前，我甚至給一個皇室家庭成員做了婚姻登記。我還經手過一個人，他是女王的遠房表親，長得跟查爾斯王子很像，甚至講話也很像他，真是不可思議。
在這個國家，除非你是猶太人或教友會教徒，否則不允許在市政廳以外登記結婚。這項法律規定可以追溯到1837年，那時民事登記才開始，婚姻登記辦公室也是在那個時候建立的。在那之前，結婚登記的地方可以是教堂，也可以是登記處。再往前，就是我們說的「秘密婚姻」時期：在那個時候，妓女們只要把年輕男子們灌醉，就可以跟他們結婚。年輕男子第二天醒過來，都不知道自己前一天晚上結了婚，而這些人通常都擁有各種財產的繼承權。所以為了把這種混亂墮落的婚禮規範起來，我們規定婚禮只能在特定的建築或經過批准的宗教場所裡面、在早上八點到傍晚六點之間舉辦。
我們現在還是用鋼筆和墨水來登記婚姻，仍然把名字寫在登記冊裡面，格式和寫法還跟1837年一樣。這種特殊墨水是女王政府提供的，裡面有一種特殊物質，能讓字跡的顏色隨著時間變得越來越深。很多墨水會隨著時間褪色，但我們這種墨水叫藍黑墨水，寫上去的時候是藍色，過一段時間會變成黑色。如果不小心把墨水蹭到衣服上，墨水肯定就洗不掉了。所以要很小心，千萬不要把墨水弄到新娘的裙子上。有時候人們不習慣用鋼筆，一下子寫不出來字，他們就甩一下鋼筆，結果墨水就濺得到處都是。過去幾年，我們想辦法把這種鋼筆改造成圓珠筆，但始終未能成功。所以我們還在用鋼筆。我們有一條電話線路，可以直接打電話給女王文具辦公室呢。
在1995年以前，你必須在你的居住地結婚：你如果住在威斯敏斯特，就只能在威斯敏斯特結婚；你如果住在蘭貝斯，就只能在蘭貝斯結婚。限制還挺多的。你只能在教堂、登記處，或者經過官方許可的宗教場所登記結婚。規定儀式乏善可陳，誓詞簡短得有點敷衍了事。到了1995年，《批准場所法案》出來之後，情況才有改變，其他場所也可以獲批成為婚姻登記的場所了。
一開始，我們在威斯敏斯特大概有30個場所。我們想，傳統做法得升級一下了，畢竟現在有人要在凱萊奇酒店這樣的地方舉行典禮，我們肯定不能把原本在登記處搞的十分鐘儀式原封不動地搬過去。所以我們得儘可能為這些新婚夫婦提供更多的選擇來定製婚禮，把簡單的登記儀式變得更像一個活動。我們得為員工做一些制服，因為你如果要去這樣一個好地方，肯定要著裝體面——不是說員工們本來穿得不像樣，而是要提升形象，畢竟我們代表著威斯敏斯特呢。
這是巨大的改變。我們現在已經有130個場所了，這個列表還在不斷擴充。凱萊奇酒店是最受歡迎的場所。裡面有很多房間可供選擇，有舞廳、會客廳，還有法式沙龍廳——當然了，如果你很有錢，這些都不在話下。我看過一些婚禮，整個會場都用鮮花鋪滿，真是浪漫。6樓還有一些小房間，是給那些想要說自己是在凱萊奇酒店結的婚、卻……的人用的，你懂的。整個地方就是有一種歷史感。能走進薩沃伊酒店那樣的地方，或者麗茲酒店——我是麗茲酒店的常客，連門童都認得我——真是讓人興奮不已，你在一般的工作生活中是絕對不會常去的。
用來舉辦婚禮的場地應看起來妥當、得體。有那麼一兩個地方申請被登記為結婚場地時被我拒絕了，因為那些地方真的不怎麼樣。我們在倫敦動物園舉辦過很多次婚禮，那是在爬蟲館附近一所漂亮的小房子裡。選擇來動物園辦婚禮的人，你可以看出他們有著某種共同點。
民事伴侶關係是另一個重大變化。我剛開始做這份工作時，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給同性戀人舉行婚禮。事實上，有一些員工——不是這裡的員工，而是其他部門的一些人——就因不能接受民事伴侶關係而離職了。對他們來說，這太過分了。民事伴侶關係被法律承認始於2005年。一開始我們完全沒料到會收到多少份申請，結果最後可能處理了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同性結婚事務。第一年我們就收到了很多份申請，工作量巨大，很多是等待了立法修改多年的老年伴侶。他們都已經70多歲，相伴了40多年；也就是說，在同性關係合法之前，他們就在一起了。民事伴侶關係開放登記的第一天，大家都非常激動。我們辦了20場儀式，從早上八點開始一直到下午五點半。那天真的很累，但我們都很開心，因為我們參與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做結婚登記很複雜，因為你必須在登記日之前，給人提供很多資訊，包括國籍問題，儀式順序問題，要準備的離婚證明檔案等等，以確保他們準備好一切。重點不僅是那些心形裝飾、花、飲食服務、車之類的東西。我是說，法律事務是最重要的——我們負責給人們提供正確的資訊，要結婚的伴侶則要把這些東西準備好，確保知道自己在幹嗎。整個流程很複雜，根據不同的國籍、移民狀態、婚姻狀況等等，情況都會有所不同。還有，他們是否來自國外也很重要，因為有很多人從國外來英國登記結婚。
當然也有假結婚這檔事了，有的人很明顯是為了移民身份而結婚。我們一眼就能通過他們的肢體語言看出來。他們不講同一種語言，而且有些文化天然無法相融在一起，比如東歐和巴基斯坦。他們什麼都不必說，我們只要觀察他們如何跟對方交流，就能知道他們是不是在假結婚。我不能舉出什麼具體的例子，也不能說什麼具體的證據，但如果有人假結婚，我們真的能看出來。
我們如果懷疑，就要向內政部報告。但我們不會阻止婚禮。他們已經結過婚，或者虛報年齡，或者精神狀況不達標等等，我們掌握了切實證據，才有權力叫停婚禮。但他們的婚姻如果沒有明顯不合法，我們就很難叫停了。畢竟，不為愛而結婚，也不是犯罪啊，不是嗎？
我們鼓勵人們定製自己的婚禮。總的來說，大部分人傾向於傳統婚禮，但偶爾也會有一些古怪的做法，挺好玩的。我曾經勉強答應一位新郎在他的婚禮上用豎琴演奏《當日比賽》節目的主題曲。最近，我有一個同事來跟我說，你能不能去給那個婚禮做證婚人啊，新娘可能要用新郎的髒內褲來做點什麼。我想，不，這不太合適吧，所以我們沒有讓他們這麼做。還有些時不時讓我感到尷尬的誓詞。比如有一句出自約翰·庫珀·克拉克作品的話：「我想成為你的吸塵器。」整段誓詞都是那個風格……問題是，當你在做證婚人時，新郎新娘面對著你，賓客也面對著你，而你讓宣讀誓詞的人面向大家，所以所有的眼睛都盯著你和宣讀人。你一定要面無表情，就算誓詞裡有什麼讓你覺得不舒服的話，你也不能表現出來。有時候會碰到一個不太有技巧的宣讀人。這也很尷尬。我記得有一次，婚禮邀請了新娘新郎的一位朋友來唱歌，她唱走調了，而且一直唱一直唱，我還是面無表情，因為我不能表露出「感興趣」以外的任何表情。所以有時候自己還得當當演員。
我收到過婚禮之前的反對意見，但從來沒碰見過在婚禮現場的反對意見。可能以後會碰到吧，說不定不久就會碰上，誰知道呢？婚禮過程中，或許會有人假裝咳嗽或者發出一些聲音，通常只是開開玩笑，而不是真正表示反對。我想，如果真有人在婚禮現場表示反對，我可能要心臟病發了。
離開時，我看到一個老人站在臺階上，用吸塵器清理著五彩紙屑。他每天要做好幾次這個工作。他說他現在不能停下來聊天，因為下面第三級臺階還沒有弄乾淨。他拉了拉吸塵器，繼續吸著地上的三葉草和心形紙屑。
目擊者
亞歷克斯·布雷克
那是聖誕節前的一個週六。我家住在喬克農場，那天我要去南倫敦沃克斯豪爾邦寧頓廣場的一家飯館跟幾個朋友見面。有人在那裡搞生日派對，誰知道他為什麼選那裡。
我當時應該是24歲，所以我們會在出去喝酒之前先在家裡喝幾杯，你懂我的意思嗎？我跟兩個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其中一個是跟我一起住的，另外一個住在南倫敦，跟我關係更好，認識的時間更久。那天下午他先過來，我們一起玩了一會兒；我很確定，我們之後就去了附近肯特鎮的一家酒吧，喝了幾杯。
我們在肯特鎮上了地鐵，然後去了滑鐵盧還是南邊的什麼地方，準備從那裡往沃克斯豪爾走。我們在卡姆登鎮停留了一下，然後轉車去查令十字車站，不去金融街那邊了。那時大概是晚上八點，到處都是人。沿著地鐵站臺候車的人擠了裡三層外三層。幾乎每個人都喝了點酒，好多人戴著聖誕帽，女孩子們穿著高跟鞋。畢竟是聖誕節前的週六晚上，畢竟是倫敦，畢竟是卡姆登嘛。我們站得離地鐵列車進站的位置很近，大概有一節半車廂的距離，也就是不在站臺的最尾端，但非常接近它——我們當時想盡可能往前端位置走，那裡不會太擠；我們就站在那裡等車。地鐵列車駛進站臺時，我看到了車頭，它開得很快，不是快得出奇，但確實很快。地鐵列車從我的右手邊開過，緊接著我聽到左手邊傳來一聲尖叫。一聲決絕的尖叫。這聲尖叫並不可怕，但引人注意。不是恐怖，也不是驚奇，它帶著……完全的決絕。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描述。我用眼角餘光可以看到，在站臺尾端——我們差不多是站在人群的最前面——那個姑娘從站臺邊緣跳下去，迎向開來的列車。她整個人基本上在車的衝勁之下四分五裂了，直白地說是這樣。她不存在了。她瞬間變成了血、肉、骨，真的就是一瞬間。天知道這件事情對地鐵司機造成了多大的影響……因為她直接撞在他面前。她和他之間僅隔著一面玻璃。可以說她的身體是直接爆炸、碎裂了，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被碎片濺到身上，但好像並沒有弄到任何人或者任何東西上，因為列車繼續往前開。
我們這邊的站臺上一下子變得混亂極了。幾秒鐘之後，另一邊的人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也亂起來。我們三個人只是轉頭看著彼此，然後說：「我們趕快離開這鬼地方吧。」然後跑向出口。但所有人都在這麼做。所以我不太記得自己是怎麼離開站臺的，我只記得我們衝向扶手電梯，想要走到卡姆登大街上去。我們都很震驚。我們跳上一輛計程車，繼續前往我們原本計劃的目的地，同時想搞清楚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那幅景象停留在我的腦海裡：列車開進來，開得飛快，但還不算太猛，然後是一聲尖叫，一個人在奔跑。我一直想，她應該是一個相當漂亮的女孩子，留著長長的金髮，但是明顯已經露宿街頭好一陣子。她看起來有些衣衫襤褸，穿一條破爛的牛仔褲，一件髒髒的棒球衫和一雙球鞋。她面色蒼白，但以前一定很美。我只記得她尖叫、奔跑、跳躍，然後就碎裂了。
我想，這件事情要是從物理角度分析，一定包含許多不同的因素，你懂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這個女孩只是碰巧「做對了」，我是說，她下定決心，一定要「成功」。她應該花了不少時間觀察列車，並且想辦法搞清楚了做這件事的最佳方式是什麼。因為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最糟糕的情況是你被列車碾過去，卻仍然活著。
列車的速度和她奔跑的速度結合起來，加上她那乾淨利落的跳躍方式，她是直接朝列車跳去的。她找準一個角度跳向列車，而不是橫過去。她跳下去，擊中目標。
這件事發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會在列車進站時轉身沿著站臺走動。我很樂意站在那裡等，只是當列車進站時，我會轉身走開，以防自己跟她做一樣的事。這種感覺很像是站在高樓上往下看的那種眩暈感。你知道，那種眩暈可能會讓你忍不住往下跳。你不是畏高，而是害怕控制不住自己。
我想，不管是想從山上跳下去，還是想在地鐵北線的卡姆登站縱身躍下，從心理學角度來看，都是痛苦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你的理性思維會與非理性思維、不可理喻的想法不斷進行鬥爭。你在這個過程中把所有感覺釋放出來，與自己對峙，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正確的選擇，然後你就走過來了。
我沒有看到那位姑娘嘗試讓身邊的人讓開。那個時候，在她身邊的，除了我之外，應該還有四五個人。但我完全不記得她有推搡大家，讓大家讓開的動作。她只是用那聲尖叫清出一條路。她那時離站臺邊緣大概有2米的樣子。她得跑過去。她在奔跑之前就開始尖叫，她撞到列車上時，尖叫聲戛然而止。
所有人，不約而同的、即時的反應就是「離開」。每個人都想盡快離開。沒人想留在那裡。如果你開車經過一場車禍，情況就完全相反了。但在地鐵站臺，每個人都想趕緊離開，越快越好。
◇◆◇
那件事發生時，我24歲，那是我生命中對死亡最直接的體驗。大概八年後，我在中學和大學時的一個好友在肯薩綠地被謀殺了。
他叫湯姆。那是2006年1月，他是被人突然襲擊的。他那時候在肯薩臺站以北的一條公路上買了一套公寓。他是一名年輕的律師，那時才31歲，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預備在當年6月結婚，那個時候在籌備婚禮。我到現在與他的女朋友還有聯絡，也就是他的前未婚妻，我們很熟。實際上，是我介紹他們認識的，所以我在他們在一起之前就跟她是朋友了。
他下了班，準備回家見未婚妻；他沿著巴瑟斯特花園走著，突然被兩個十七八歲的傢伙襲擊。他們用刀砍他，他還擊，因為那是他的本能，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們管他要錢；他給了他們一些錢，把錢包也給他們了。我不記得事情的先後順序是怎麼樣的，反正他們搶劫了他，而他確實給了他們一些錢，但沒有全給。他們就再次攻擊他，他還擊，然後他們沿著街追他，把他砍倒。他們砍他的後腿，砍斷他的腿筋，最後把他生生捅死。這兩個人最後拿到的不過是20英鎊和一張牡蠣卡而已。這就是這場謀殺的全部「價值」。
發生在湯姆身上的事情並不典型。我是說，那種住在倫敦不安全的說法實際上是鬼話。從機率上來說不成立。從經驗來說也不成立。媒體會渲染，讓你覺得這樣的事情是典型，它隨時可能發生在你身上。我想，這座城市裡有一個巨大的問題，是媒體的問題，不管是倫敦的地方媒體，還是那些以倫敦為中心的國家媒體，他們通過煽動恐懼增加報紙的銷量，而糟糕的是，這些媒體被用作控制人民的器官，限制人們的期待、希望和自信。在這方面，倫敦的情況比這個國家其他地方的情況都要嚴重。我認為從經驗上來說，被雷擊兩次的機率微乎其微，接近於零。同樣，我這位好友在一次街頭搶劫中被謀殺的可能性非常小。他沒有做任何蠢事，只是非常倒霉，這種情況再次發生在我或我認識的人身上的可能性更小。
在他死後，我有好長一段時間都在想，可能我要搬離倫敦，到鄉下生活。這也是這座城市裡90％的人在90％的時間裡的夢想。這是一種持續性的願望。總有一天我會這麼做的。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但是四年過去了，我還沒有這麼做。
急救護理人員
佩裡·鮑爾
我們哪裡都去，這也正是這份工作的好處之一。我去過銀行的保險庫，去過賣漢堡的小車和豪宅，真的是哪裡都去過。還有公園——有一次我在公園裡接生了一個孩子，那可真是有趣。你能去很多別人從未去過的地方，比如聖潘克拉斯的歐洲之星終點站，那裡也很有趣，因為法國警察不太情願放我們進去。
地點不同，工作的具體內容也不太一樣。在紹索爾，你會遇到很多醫療問題。打比方說，南亞人更容易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要處理心臟病發的問題，或者呼吸道問題。在最貧窮的那些地區，會有很多藥物濫用的問題，所以我們處理的可能是海洛因服用過量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在伊靈基本上聞所未聞。如果是在市區，比如威斯敏斯特或者倫敦西區，那我們救助的很多都是遊客。我想，很多外國人都會對我們的服務印象深刻吧：救護車會在你呼叫後的八分鐘內趕到，不管你來自何方，不論你姓甚名誰，而且免費。
我們坐在夏洛特街上的一張桌子旁，時近中午，周圍是來往穿行的車流——穿著西裝的人騎著鮑里斯腳踏車拐進旁邊的斯卡拉街，那裡的單車停放架上滿滿當當的全是腳踏車。大家開始罵罵咧咧，說著市長和共享單車計劃的壞話。離我們不遠處，一個亞洲男人兩口就吃掉一整個雞蛋芹菜三明治，好像他整個職業生涯都在練習怎麼快速吃完東西；卡車在他身後轟鳴而過，往拉斯伯恩廣場開去。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與人交談，跟各種各樣的人交談，跟很多我從未接觸過的人交談。跟那些凌晨三點躺在貧民區、想辦法看清你臉的酒鬼交談；跟那些身患絕症的臨終老人交談。我覺得救助孩子是一項很難的任務。在這之前，我完全沒有救助孩子的經驗。我覺得，對大部分急救人員來說，健康狀況很差的孩子是最令人恐懼的，因為很難對他們進行評測。他們的情況經常急轉直下，而且你要跟他們的父母打交道。對啊，有些人根本不會說英語，也增加了困難。你要靠電話那頭的翻譯或者手語來幫助他們穩定情緒，同時採集他們的疾病資訊，並且全程保持微笑。
我知道倫敦是個混雜的城市，但我以前實在不喜歡那種族群聚居。去年，我在漢韋爾工作，那地方就在伊靈附近，等於是在紹索爾的門檻上，完全是另一個世界。那個地方跟我看到的倫敦其他地區都不一樣：你開車經過高街和百老匯，一張白人臉都看不見，但你會看到所有的雜貨鋪和商店都湧上街頭，人們從敞開的櫥窗裡叫賣食物。那種景象迷人、獨一無二。我竟從未見識過這樣的地方。我一直認為，倫敦相當混雜，人跟人都緊挨在一起。但這樣的景象著實令我大開眼界。這跟我在奧瓦爾工作時見識到的一樣，很多非裔加勒比人聚居在一起，他們跟其他地區是隔離的。
我原以為文化隔膜會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但文化隔膜其實並沒有那麼嚴重。有人告訴過我們，進清真寺需要脫鞋，但我們不能脫掉靴子，因為它們是安全靴，鞋頭是用不鏽鋼做的；所以我們進清真寺時他們給了我們一些鞋套，有點像浴帽的東西，套在鞋上。我還從來沒碰見過文化造成大問題。如果有人叫了救護車，大家就會知道這是出了緊急狀況，人們會說：「直接進來吧。」這不是什麼問題。那些男女有別的地方也是一樣。
關於產科，有人說，在某些文化裡，男性參與接生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我接生過印度寶寶、白人寶寶、黑人寶寶等等，這些從來都不是問題。
◇◆◇
通常來說，我們輪班作業，開車的和作業的輪著來。我想，大部分人會對我們要出車的次數感到很懷疑，甚至還會冷笑幾聲吧，可是我們真的出了很多車，雖然很多情況不是急救。比如有些病人其實可以等幾天去看全科醫生就能好的，還有隻需吃幾顆撲熱息痛藥，睡一覺看看第二天感受如何的情況。出這樣的車會讓你疲憊，你還要花許多時間在急救車後部或在病人家中實施救助時跟他們溝通——也就是說，你只要不是在開車，就要花很多口舌來維持專業表現，但實際上你可能只想說一句：「拜託，自己振作點行嗎！」出車的電話響個不停，大家都對急救車求之不得。假設有個14歲的孩子呼吸不過來了，而我這時卻要跟另一個人維持禮貌的對話，僅僅因為他剛剛碰傷了腳趾。你會忍不住想給他一巴掌。關於這一點，我不想撒謊。我負責開車時，這些事情就不用管了。你可以把你的「系統關閉」，不用聽他們在講什麼，也不用大費口舌。你還是需要幫忙，幫著做點事之後，你就坐到前排，開車去醫院，泡茶，清潔車廂，前往下一個目的地。除此之外，頂著藍燈駕駛，也是很好玩的。
現在，我們每天接到的出車電話大概是十年前的四倍，但救護車的數量並沒有相應增加。所以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疲於奔命。在清晨，你可以用幾個小時放鬆休息，這意味著你正在為下一個工作任務隨時待命，只是暫時還沒有接到任務，但這種情況極少。他們會想辦法讓我們這些員工辦事越來越高效，在某種程度上，這也能夠理解。不過，你在把病人轉交給醫院之前，還得填寫一些材料，特別是在病人的情況非常不好的時候，你得確保你已經把你能想到的關於這個病人的所有情況都寫下來了。要做完這一切，多多少少也要花半個小時。如果你是個吸菸者，還想抽根菸，那你就得花33到34分鐘啦。是啊，而他們希望你在20分鐘之內就進入到下一個任務裡，又不斷要求你記錄自己的遲到情況。20分鐘的轉場時間真的很緊張啊，尤其是在你每次輪班長達12小時的時候。有時候你真希望自己能有45分鐘的休息時間，但十有八九是不可能的，因為大家都太忙了。所以你能在填完材料之後的5到10分鐘裡趕緊吃點午餐，或者跟同事聊聊，都是很寶貴的。
即使從讓員工保持情緒穩定的角度來說，用幾分鐘跟別的同事交流工作上的事，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會面對很多令人感到壓力巨大的狀況，你總要時不時放鬆、發洩一下，也要確保自己已經為病人做了你能做的一切。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全部了，雖然要求不多，但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現在我們已經很少能看到急救站了。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完成一次任務之後馬上就可以休息一陣，你還可以回到急救站裡喝杯茶，跟其他同事一起坐著看會兒電視、開開玩笑之類的。以前是這樣。但現在我們越來越忙，這樣的機會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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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天謝地，我在接生工作中還從來沒有出現過意外狀況，因為我們做過兩天的產科培訓：第一天培訓技師課程，第二天培訓護理課程。我們知道如果出現意外狀況該怎麼做，但我們永遠不希望自己真正面對這樣的情況。
我第一次帶學生出去輪班作業時，還一次都沒有接生過。我們當時在里士滿公園，那天我負責開車，而我的搭檔負責作業。我們走到現場，那個女人非常友好地說，很抱歉把你們叫來，我知道這不是很緊急，但我一般分娩速度很快。上一次生產從陣痛到生出來，整個過程才用了30分鐘，所以我不想冒險等待。我們說，好的，沒事，我們帶齊了工具。我讓搭檔看了看開宮口的情況，與此同時，我把一些用具拿出來。這時候，寶寶的頭已經露出來了，我們決定即時即地幫她接生。關於是馬上去最近的產科中心接生，還是即地接生，是有幾個指標的。讓寶寶在救護車裡出生不是一個理想選擇，因為車裡又擠又髒。於是我們跟她解釋，她現在的情況良好。實際上她非常放鬆，沒有哭，也沒有喘粗氣，非常冷靜。她以前生產過，這已經是她的第三個孩子了。過了一會兒，她的丈夫對我們說，你們知道嗎，上次救護車來的時候，那隊人居然從來沒接生過孩子呢，你們能相信嗎？我們看了看彼此，然後說，哦，是嗎？那可真糟糕啊。哎呀，寶寶出來了，把臍帶剪斷。最後，我們把寶寶遞給母親。
等到一切都結束後，我們對那家人說，其實，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接生。那個丈夫笑了。他說，哎呀，真看不出來啊。真是讓人鬆了一口氣。我們假裝的冷靜再次起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