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你瀏覽報紙的訃告欄，一定驚訝於那麼多有成就的人童年時都得過病。經常看起來是在養病期間他們獲得了大量時間去閱讀，也讓他們的思想能不受打攪地發展。
b瓦爾特·本雅明/b
walterbenjamin，1892—1940
文化評論家
b用法：/b只要談起電影，有一句話必定可以讓你的對話者不知所措：「當然了，電影從本質上還是一種‘後靈暈’的媒介，這一點我們不能忘記。」
德國作家瓦爾特·本雅明孩童時身體很差。他在柏林長大，經常大段大段時間下不了床，於是就讓自己沉浸於書本中。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讓他後來成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公知之一。跟西蒙娜·薇依sup∗/sup一樣，本雅明沒有寫什麼大部頭的作品，但通過他博學和形式多樣的散文，留下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他在1923年的作品《譯者的任務》中提出，翻譯無可避免會扭曲，但同時也可以展現隱藏在原文中的好處。1936年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探討了大量工業複製（特別是照片）對文化的負面影響。凡·高的《向日葵》做成海報，和原作的區別在哪裡？原作有「靈暈」，本雅明說這是因為真實而放射出的幾乎帶著魔力的光。他相信，在某種意義上，帶有「靈暈」的作品會回望欣賞者。在「後靈暈」的現代社會就丟失了這種光和回望。而且「後靈暈」的電影作為媒介會被有毒的政治宣傳所利用，就像萊妮·裡芬施塔爾那些支援納粹的作品。
本雅明的文章有種碎片化的才情。我們也給出一些「後靈暈」的剪影來表現他的人生和性格。他為了不在一戰中服役，和他的朋友——卡巴拉學者格舒姆·索羅姆——通宵喝咖啡，偽造出心臟衰弱的症狀。他寫字很小，而且經常反握鋼筆，用筆尖另一側寫字，好讓字寫得更小。他一輩子研究的題目都是西方文化岌岌可危，這一點似乎也被納粹的崛起而證實。這位猶太作者逃難到了法國-西班牙邊境，緊緊抱住一個旅行箱，說裡面的手稿「比他本人更重要」。他被邊境的官員擋了回去，在絕望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所說的手稿再也沒有找到。
b馬塞爾·普魯斯特/b
marcelproust，1871—1922
小說家
b用法：/b普魯斯特效應：當一種感官體驗（喝到一小口某種飲料，比方說，或者聽到一首特定的歌曲）開啟了記憶的閘門。
誰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兩個名字經常被提起，一個是詹姆斯·喬伊斯sup∗/sup，還有一個就是法國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巧的是，他們兩人還正好在巴黎的一次聚會上見過。兩人的相遇是幾個朋友處心積慮安排的，但現場頗為尷尬。雖然各種說法不一，不知道他們具體談了些什麼，但似乎兩人都承認沒有讀過對方的作品，接下去就開始抱怨自己身體的疾患——喬伊斯這一邊是眼睛的毛病，而普魯斯特從小就體弱多病，長期受胃痙攣折摩。
事實上，普魯斯特是如此的體弱多病，以至於最後幾年都是在臥室裡度過的，牆上都鋪滿了軟木，用來隔絕外界擾亂心神的噪音。也就是在這裡他最後修訂了他的皇皇鉅著——七卷本《追憶似水年華》。故事的緣起是敘述者把一塊瑪德琳蛋糕浸在花草茶中。這種味道讓他想起童年，引發了三千頁纖毫畢現的記憶和文辭精妙的回想。像這種因為某種感官體驗而觸動記憶，之後被稱作「瑪德琳效應」，有時候也說成「普魯斯特效應」。
普魯斯特面色蒼白得異於常人，眼瞼厚重，眼珠是黑色的，留著怪怪的八字須；他是個同性戀，喜歡的也是跟自己模樣差不多的男子。雖然在他支援者的眼裡，這是個文學的聖人，但也有些人指責過他反猶（雖然他的反猶態度按當時的標準來看是很輕微的），還有些人說他應該對自己的性向更公開（同樣的，普魯斯特的做法在當時頗為尋常）。當時有個記者在一篇文章中暗示普魯斯特和他的某個男性朋友是戀愛關係，普魯斯特就要和他決鬥。兩人都開了槍，但還好都沒射中。否則這個荒唐的儀式可能就終止了一段非凡的文學生涯——而一個世紀之前，這樣的悲劇的確發生在某個俄國作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