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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是親戚(第1頁,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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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保羅·薩特sup∗/sup的母親是諾貝爾獎得主阿爾伯特·史懷哲sup∗/sup的堂妹,這層關係對薩特來說顯然只能是有益無害的。接下去要提到的幾個人在文化圈裡的人脈也很深厚……

b埃米爾·涂爾幹/b

Émiledurkheim,1858—1917

社會學家、哲學家

b用法:/b對於社會幾乎所有方面,從法律系統到寵物的存在,你都可以把它們形容為「一種社會事實,就像涂爾幹所說的那樣」。

埃米爾·涂爾幹是馬塞爾·毛斯sup∗/sup的舅舅,他不僅僅是個社會學家。他是最初幾個建立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偉大社會學家之一(也是法國最早的社會學教授)。當弗洛伊德sup∗/sup正在探究個體潛意識之時,涂爾幹提出更能開拓我們認知的研究是去考察支配所有人生活的上部結構。這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社會。

涂爾幹是一個拉比的兒子,但他沒有把自己的人生獻給經文而是獻給了科學,並且相信一個發展中的社會渴望聚合力,用它可以來解釋宗教。但儘管如此,他也遺憾於伴隨現代發展興起的「個體崇拜」(這是涂爾幹發明的詞)和對科學的信仰,認為這是對社會的衝擊。隨之而來的結果涂爾幹稱之為「失範」:過去確信無疑的事情被剝奪,社會開始動盪。「失範」也會在個體身上出現,這是他在自己開創性的著作《自殺論》(1897)中指出的,書中論證自殺是一種「社會事實」(這也是涂爾幹發明的術語),和嬰兒夭折率或公民中藍眼珠的比例一樣刻板和無法避免。

關於自殺,很多今天已被廣泛接受的事實是涂爾幹最早發現的,比如男人的自殺率比女人更高。除了「失範」型自殺(那些因為社會不再告訴他該怎麼做而感到迷失的人),他還界定了自我型自殺(那些不合群的陰鬱的人),利他型自殺(那些瘋狂計程車兵)和宿命型自殺(消沉的囚犯)。雖然發表了很多真知灼見,批評者還是說涂爾幹沒有考慮到個體的複雜性——對精神疾病也沒有足夠重視。

b弗朗索瓦·莫里亞克/b

françoismauriac,1885—1970

作家

b用法:/b要是有人請你評論哪個年輕氣盛的臭小子最新出的小說,你可以提到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的觀點,他認為作家不到中年是寫不出好小說的。

在法國,弗朗索瓦·莫里亞克被認為是幾百年來最好的小說家之一。在法國之外,他最著名的作品應該是《泰芮絲的寂愛人生》(1927),寫法國鄉村一個百無聊賴的家庭主婦,試圖毒殺自己的丈夫,結果被發現。這本書最不同尋常的地方——除了莫里亞克從他看的默片中引進了很多電影手法,比如閃回——在於作者敦促我們要從泰芮絲的視角看問題,去理解甚至原諒她。

「和解」一直是莫里亞克生命中的一個主題。二戰之後他和阿爾貝·加繆sup∗/sup惡吵了一場,因為這個頭腦發熱的年輕哲學家主張對那些親納粹分子進行清算。這是個壞點子,莫里亞克說。法國現在需要的是仁慈。他經常和年輕人針鋒相對,有時候甚至像是故意在引起對方反感。比如,在接受《巴黎評論》一次著名的採訪中,這位聲望卓著的小說家宣稱要寫好人生經歷必須先經過歲月的累積。換句話說,年輕人沒有一個能寫得出好的小說(除非是寫童年,或許是可以的)。莫里亞克說得顯然很有道理——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在1952年。

在無神論的時代,做一個天主教徒,在一個極端的年代,做一個和平主義者,莫里亞克總體來說,就是一個所謂「格格不入之人」。但他在一個方面還是很入時的,就是他總能結交到正確的人,而且他的後代也是如此。他的兒子娶了普魯斯特兄弟的孫女,他的孫女——演員安妮·維亞澤姆斯基,嫁給了一個年輕導演,名字叫讓·呂克·戈達爾sup∗/sup。

b讓·呂克·戈達爾/b

jean-lucgodard,1930—

電影導演

b用法:/b如果要勸說一個朋友不要為了掙幾個快錢就在藝術上背叛自己,提一下在戈達爾的《蔑視》中,那個電影編劇就是這樣失去了碧姬·芭鐸對他的愛。

對於一個藝術上的革命者來說,讓·呂克·戈達爾的人脈實在堅實至極。他的祖父成立了巴黎巴銀行,他自己則娶了弗朗索瓦·莫里亞克sup∗/sup的孫女(前面提到過的)——雖然婚姻很快結束了。困擾重重的愛情一直算是戈達爾的主題。他最成功的電影中有一部是1963年的《蔑視》,開場的一個長鏡頭極為驚豔,赤身裸體的碧姬·芭鐸躺在床上,一個年輕的作家逐一欣賞她身體的各個部分。如此一來,觀眾自然都一個個專心致志起來。電影接下來審視這段戀情是如何崩塌的,作家答應背棄自己的原則,給一部電影寫劇本,芭鐸突然就不可挽回地對他滿心鄙夷。

戈達爾是「新浪潮」中最有名的兩個導演之一。這個藝術浪潮致力於拍出突破性的新電影,撼動當時統治法國電影界發黴的保守主義。另一個導演是弗朗索瓦·特呂弗sup∗/sup;戈達爾的第一部電影一直是他最知名的作品,其中就獲得了特呂弗的協助。他的另一部電影,1960年的《精疲力盡》改編自一個真實的故事。講了一個偷車賊(讓-保羅·貝爾蒙多飾)殺死一名警察之後,又回到巴黎試圖說服自己的美國女友(一個留著新潮短髮的珍·茜寶)跟自己遠走高飛。這部電影吸引觀眾的倒也不是這個故事本身,而是它的拍攝手法。戈達爾讓自己的攝影師坐在一個移動的輪椅中,讓電影有一種搖晃的感覺,就像家庭自制的影片。而且他沒有用過一個完整的劇本。每天早上到達片場前,他會飛快地寫出當天要拍攝的對白。所以電影給人一種即興感,讓人覺得隨意,酷得要死要活。

關於戈達爾還有幾件事不妨瞭解一下。他出道時是個影評人,而他的電影也似乎總在評論電影藝術本身。他在女演員中最心儀的繆斯是安娜·卡里娜,她出演過的電影包括1963年的《隨心所欲》和1965年的《狂人皮埃羅》。戈達爾六十年代之後的電影不如他早期的作品,這是一個讓人傷感的共識。在他比較新的作品中,影評人都抱怨電影中的那些沉默太長了。而有些人說他1982年的電影《受難記》裡的對話根本就聽不明白,因為女主角是結巴……

也譯作迪爾凱姆。涂爾幹和法語發音接近,迪爾凱姆和英文發音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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