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先於自己的時代也有弊端，往往要死了之後才被賞識，可到了那時候也很難為此而得意了。
b波林·波蒂/b
paulineboty，1938—1966
藝術家
b用法：/b如果要聊起波普藝術，提到羅伊·利希滕斯坦和安迪·沃霍爾sup∗/sup這樣耳熟能詳的名字當然沒問題。但你也不妨丟擲一個相對冷門一些的，比如波蒂，證明你確鑿無疑是個行家。還有，念她名字的時候一定注意是「boat-ee」，不要引起什麼誤會。
波林·波蒂死了之後，她的作品被遺忘了三十年，就無所事事躺在她哥哥位於肯特郡的一個大谷倉裡。後來一個藝術史學家發現了它們，高呼這是天才的手筆。接著就是一個回顧展。突然波蒂又變得炙手可熱起來，她在波普藝術眾神殿中的席位也穩固了。
當年她和自己的波普藝術同僚們引起轟動，是因為把照理說很廉價的流行文化引入到了高眉的當代藝術中。他們的作品有種隨時可被丟棄的泡泡糖的意味，如同「披頭士」的新歌一般。波蒂自己經常會引入一些更精巧、深奧的原材料，只為了展現她有這個本事。比如，她曾做過兩幅拼貼畫，展覽時故意並排擺在一起。一件叫《這是鳥？這是飛機？》，引用的是很受歡迎的超人漫畫；而旁邊這件是名字叫《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引用的則是矯飾詩歌的女權威葛特魯德·斯泰因sup∗/sup。波蒂受女權主義者推崇，不僅因為她是一個當時很罕見的成功的女藝術家，而且她用自己的藝術讓社會關注對女性的物化和壓迫。比方說她的作品《這是一個男人的世界2》，就是用色情雜誌中剪下的圖片拼貼起來的。
波蒂在「搖擺六十年代」是個非常時髦的姑娘，是酷的化身，跟誰都有交情，其中包括鮑勃·迪倫和大衛·霍克尼。只是二十八歲時她就因為癌症不幸故世。
b埃爾·格列柯/b
elgreco，1541—1614
藝術家
b用法：/b提到他的時候，永遠先說多米尼克斯·希奧托科普羅斯，如果對方看上去很困惑，再解釋你指的就是埃爾·格列柯。
對於那些遺世獨立的天才來說，有一個好處是你不用太關心他們身處的藝術傳統是怎麼樣的，只需瞠目結舌看著那些作品，認得出它們的確有些不尋常。埃爾·格列柯的畫就是這樣，看起來如同人心裡浮現的幻象。的確，有人提過他的畫作裡之所以色彩那麼詭異，人物的四肢那麼修長，是因為他大麻實在抽了不少。另一些人的看法更乏味一些，認為他大概是眼睛有問題，或許是散光。
「埃爾·格列柯」——意思是「那個希臘人」——只是他的綽號。別人會這樣稱呼他並不奇怪，因為他的真名有點拗口，叫多米尼克斯·希奧托科普羅斯。（請注意，他簽在自己畫作上的是本名，而且會用希臘文的字母。）埃爾·格列柯出生於克里特島，當時隸屬於威尼斯帝國。他年輕時去了威尼斯，師從提香學習繪畫。後來他在西班牙的托萊多定居，而腓力二世新造了埃爾埃斯科里亞爾，是一個包括修道院和宮殿的建築群，正在那裡尋找畫師。可惜埃爾·格列柯的傲慢（他看不上米開朗基羅，說這個人「不會畫畫」）和古怪畫風惹惱了腓力二世，因此他被迫在沒有皇家資助的情況下繼續工作。
不少藝術家在活著的時候不被賞識，埃爾·格列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要等到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時期才被視作是個天才。自那以後被他啟發的藝術家包括巴勃羅·畢加索sup∗/sup和塞尚（有人說這兩個畫家比任何一個埃爾·格列柯的同時代人更與他接近），還有希臘電影配樂家範吉利斯。範吉利斯最著名的作品是給電影《烈火戰車》所作的配樂，而他還寫過一整張專輯，向埃爾·格列柯的偉大藝術致敬。
b亨利·大衛·梭羅/b
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
作家
b用法：/b當你說因為嚮往梭羅那種更簡單、更遠離都市的生活，不要錯把「thoreau」當成法國人名去唸。他的名字和「borrow」押韻。
美國作家亨利·大衛·梭羅在世時沒有多少聲名，但身後卻在兩個不同的領域擁有巨大的影響力。首先，對於全世界相信應該回歸本性，和大自然歸一的生態鬥士來說，梭羅是他們的守護神。因為那就是梭羅做的事情。不過也得承認他投身大自然的勇敢歷程也不是每次都成功的。有一回他和一個朋友沒有控制住火情，最後摧毀了三百英畝的林地。但1845年到1847年期間，他在馬薩諸塞州瓦爾登湖畔的森林親手造了一個小木屋，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他把這段經歷寫在一本文采飛揚、觸動人心，儘管經常有些太愛說教的書裡面，那本書叫《瓦爾登湖》。
梭羅還有一本關鍵的作品叫《論公民的不服從》，宣揚的思想是：如果一個政府是不道德的，那麼你就有權利反抗它。梭羅——一個永遠言出必踐的人——自己就是這麼做的；他拒絕納稅，理由是馬薩諸塞州當時沒有廢除奴隸制。為此他在監獄裡過了一夜，而他的一個姑媽不顧他的反對，替他付了稅單，讓梭羅重獲自由。被梭羅的榜樣力量所感染的人當中，包括了列夫·托爾斯泰、聖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最為重要的，他成了一個美國英雄，象徵著他的朋友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sup∗/sup所誇讚的堅強勇敢和自力更生的美德，也體現了一種與自然相和諧的哲學思想，叫做「超驗主義」。
這個誠懇的、相貌平庸的男人——他的另一個朋友納撒尼爾·霍桑sup∗/sup說他「醜得如同原罪」——因為自己不遺餘力的探索而死，倒也算死得其所。他在一場暴風雨中衝出去數某個樹根上的年輪，得了支氣管炎，最終不治而亡。這種忘我的精神真是了不得。事後我們再看，他的死有種象徵意義——獻身科學的人渾然忘了生死，或許也讓我們想起了一位希臘數學家的最後一幕，他太過醉心於自己的研究，甚至刀斧加身也懶得抵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