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隊到達後，停了下來；我們看到抬棺人把靈柩抽出來，一邊從人群中費勁擠過，一邊竭力保持著莊嚴肅穆的樣子，把靈柩抬到了墓邊上。一位抬棺人摘下他的帽子，然後意識到其他人沒有這麼做，於是又重新戴上：一個小小的尷尬時刻。在墓穴邊，他們降下棺材，送葬的人們手拉手向前走著。有人遞來一把椅子，讓西蒙娜·德·波伏娃坐下。她看起來茫然又疲憊，一塊頭巾系在頭髮上；她近來一直在服用鎮靜劑。她把一枝花扔進墓穴，更多鮮花隨之被扔下。
這段影片僅僅展示了兩場儀式中的第一場。在第二週更為平靜的那場活動裡，棺材被挖出來，裡面的小棺材被移出後，薩特的遺體最終進行了火化。他的骨灰被安置在了一個永久地點，還在同一個公墓裡，但對大隊人馬而言，那兒就不太容易進去了。第一場葬禮是為了公眾的薩特；第二次安葬則僅由親近的人參加。薩特的墓——六年之後，波伏娃去世，她的骨灰被安葬在他的身邊——現在還在那兒，保持得相當整潔，並且時常有人獻花。
伴隨著這些儀式，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同結束的，還有把薩特和波伏娃編織進如此眾多的其他人生命裡的個人故事。在被拍到的民眾裡，你看到各種各樣的臉龐，老年人與青年人，黑人與白人，男人與女人。他們包括學生，作家，還記得他戰時抵抗活動的人們，罷工活動受過他支援的工會成員，以及從印度支那、阿爾及利亞和其他地方來的民族獨立運動活動家，前來紀念他對他們的運動所做出的貢獻。對有些人來說，這場葬禮接近於一次抗議遊行：克勞德·朗茲曼後來稱它是偉大的1968年遊行中的最後一場。但是許多人參加葬禮，其實只是出於好奇或是為了湊熱鬧，或是因為薩特對他們人生的某些方面產生了點兒小影響——又或者是因為，這樣一個偉大生命的終結，需要他們擺出一點兒參與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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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網上看了十幾次那部短片，凝視著低畫素畫面裡的許多面孔，琢磨著存在主義和讓-保羅·薩特對他們每個人而言都意味著什麼。我僅僅真正知道這二者對我意味著什麼。薩特的書也改變了我的人生，儘管是以一種不直接和低調的方式。而且奇怪的是，1980年時，我並沒有注意到他去世和下葬的新聞，雖然那時候，十七歲的我已經是一名住在城郊的存在主義者了。
我對他的著迷始於一年以前。一時心血來潮的我，花了一些十六歲生日時得到的錢，買來了他那本出版於1938年的小說《噁心》（nausea），因為我很喜歡企鵝版封面上那張薩爾瓦多·達利的畫：一塊膽汁綠的大岩石和一塊滴融的時鐘。我也喜歡封面上的宣傳語，說《噁心》是「一部有關個人異化和存在之謎的小說」。儘管我並不確定異化是什麼意思（雖然那時候的我其實是一個異化的完美例子），但我毫不懷疑它會是我喜歡的那種書。確實是：開始閱讀後，我馬上與書裡那位陰鬱、與周圍格格不入的主人公安託萬·羅岡丹（antoineroquentin）有了情感聯結，他會花幾天時間憂鬱地遊蕩在鄉下的海濱小鎮「布維爾」（以勒阿弗爾為原型，薩特曾在那裡當老師）。羅岡丹坐在咖啡館裡，聽著藍調唱片，就是不趕緊去寫他該寫的傳記。他在海邊散步，把鵝卵石扔進像粥一樣的灰色大海中。他走到一個公園裡，盯著一棵栗樹暴露在外的粗糙多節的根，感覺它看上去就像煮沸的皮革，威脅著要用它那晦澀難懂的存在讓他不知所措。
我愛所有這些，並且饒有興趣地瞭解到，薩特是在通過這個故事，表達一種被稱為「存在主義」的哲學。但所有這些關於「存在」的東西是什麼？我從未對栗樹根的存在感到不知所措，也不曾注意過事物有存在。我試著到雷丁噹地的公園，盯著其中一棵樹看，一直看到雙眼模糊。沒什麼用；我以為我看到了什麼東西在動，但那僅僅是微風吹拂樹葉罷了。不過，這麼湊近地看東西，的確給了我某種喜悅。從那時起，為了去存在，我也忽略了我的學業。我本來就已經經常曠課了，現在在薩特的影響下，則成了一個比之前更愛曠課的學生。我不再去學校，而是到一間賣雷鬼音樂唱片和裝飾性雜湊管的加勒比商店，找了一份不正式的兼職工作。這給了我一種從未在教室接受過的有趣教育。
薩特教會了我如何放棄——這種回應世界的方式被低估了，有時其實挺有用的——但另一方面，他也讓我有了學習哲學的想法。可這就意味著，我得通過考試，於是，我老大不情願地在最後一刻逼著自己撲到了課程上，勉強通過了考試。我去的是埃塞克斯大學，在那裡拿了一個哲學學位，並且讀了更多薩特以及其他思想家的作品。我迷上了海德格爾，並以研究他的著作開始了博士生涯——但在我的第二次消失期間，又放棄了。
在這段時間中，我再一次被我的學生經歷改變了。我盡力把我的白天和黑夜或多或少過得像存在主義者曾經在咖啡館那樣：閱讀，寫作，喝酒，戀愛與失戀，交朋友，談論思想。我熱愛這一切，並且認為人生會永遠是一個大型的存在主義咖啡館。
另一方面，我也漸漸意識到，存在主義者已經被認為過時了。到20世紀80年代，他們已讓位於結構主義者、後結構主義者、解構主義者和後現代主義者這樣的新一代。這些型別的哲學家，似乎把哲學當作了一個遊戲。他們玩弄符號、象徵和意義；從彼此的文本里抽出怪異的字眼，來使整個體系崩塌。他們在過去作家的作品裡，點點滴滴地搜尋著更為精細和不太可能的意義。
儘管這些運動彼此間互有分歧，但卻不約而同地認為，他們與存在主義和現象學有著天壤之別。自由的暈眩與存在的痛苦，真是太丟人了。自傳作品出局了，因為生命本身出局了。體驗也出局了，比如，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就曾以一種特別輕蔑的語調寫道，基於個人體驗的哲學是「女店員的形而上學」。人類科學的目標是「把人消解掉」，他說，很明顯，哲學的目標也一樣。這些哲學家可能是振奮人心的，但他們也把哲學轉入抽象的境地，趕走了存在主義時代曾佔領過哲學領域的那些主動、有激情的存在者。
在第二次退學數十年之後，我偶爾還會翻閱一下哲學書籍，但已經無法再以它們配擁有的那種全神貫注來閱讀它們。我的舊愛仍然還在我書架上夠不到的角落裡擺著，讓那兒看起來就像是造物主廚房裡的香料架一樣：《存在與虛無》《存在與時間》《論時間與存在》《總體與無限》。但它們上面的灰塵都甚少移動——一直到幾年前。當時，我正在研究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蒙田，依稀想起來莫里斯·梅洛-龐蒂好像針對他寫過一篇文章，便找出了他的文集。
梅洛-龐蒂是薩特和波伏娃的朋友（在鬧僵之前），也是一位專精於身體與知覺問題的現象學家。他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散文家。所以，我的注意力從蒙田轉向了文集的其他文章，隨後又看了梅洛-龐蒂的主要著作《知覺現象學》。我再次驚訝於他的思考是如此大膽和豐富。難怪我曾經熱愛過這些東西！從梅洛-龐蒂開始，我接著重讀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自傳——在學生時代一個長長的暑假期間，我在灰暗陰沉的英國沙灘上賣冰激凌時，初識了她的自傳。現在，我再次閱讀了整本書。接下來，我看了阿爾貝·加繆、加布裡埃爾·馬塞爾、讓-保羅·薩特，最後，再次轉向了偉大的海德格爾。
讀這些書時，尤其看到書上那個年輕時的我寫下的奇奇怪怪的強調批註，我產生了一種與二十歲的自己再次融為一體的怪異感覺。
不過，現在的我也會從旁觀者角度，看著過去的我所做的那些回應，在邊角上發出或批判或譏諷的評論。在我閱讀的時候，兩個我交替出現，時而爭吵，時而對彼此愉悅地驚歎，時而認為彼此荒謬可笑。
我意識到，這二十五年以來，我在變的同時，世界也在變。一些曾經把存在主義擠到一邊的時髦運動，現在也變得老態龍鍾，開始走下坡路。21世紀的關切，已經不再是20世紀晚期那些：或許，現今的我們想在哲學中尋找的東西，也不一樣了。
若是如此，那麼重訪那些大膽和活躍的存在主義者，一定能在某種程度上更新我們的視角。他們可沒有坐著玩弄他們那些「能指」，而是提出了大問題，追問著在還有很多其他人同樣在努力生活的世界裡，過一種真誠、完滿的人類生活意味著什麼。他們討論核戰爭，討論我們如何侵佔了環境，討論暴力，討論在危險年代處理國際關係的困難之處。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渴望改變世界，想知道為了這個目標，我們需要或不需要做出什麼犧牲。無神論存在主義者問道，在沒有上帝的情況下，我們該怎樣才能活得有意義。他們都寫下了被選擇壓得喘不過氣來時的焦慮與經歷——在21世紀的世界裡，這種感覺在相對發達的地區變得愈發強烈，甚至對我們中的一些人來說，真實世界裡的選擇已經令人驚慌地關閉了。他們擔心受苦、不平等和被剝削，並想知道有沒有辦法來對付這些惡。而作為所有這些問題的一部分，他們還追問了個人能做什麼，以及他們自己能提供什麼。
隨著過去一個世紀中，人們對腦科學和人體化學日益精密的理解，他們同樣追問了人是什麼。如果我們受制於神經元和荷爾蒙，那麼如何依然確信我們是自由的？是什麼把人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僅僅是程度的不同，還是在某些方面能被真正區分開？我們該如何思考自身？
最重要的是，他們追問了自由，在他們中的好多人看來，這才是所有問題中最根本的問題，而且從個人和政治的角度予以瞭解讀。在存在主義衰落之後的歲月裡，這個話題在世界某些地方日漸式微，或許是因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各種偉大的解放運動，在民權、殖民地獨立、婦女平等和同性戀權益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些運動似乎已經收穫了它們想要的結果，那麼，也就沒有必要繼續討論解放政治了。在1999年的一個電視訪談上，法國學者米歇爾·龔達（michelcontat）回顧20世紀60年代的薩特時，認為薩特給予了他們那一代人「一種指引我們人生的自由意識」，但他又立馬補充道，這個話題很少有人再有興趣了。
但那距離我寫作本書時，已經過去了十六年，自那之後，自由早已再次回到了聚光燈下。我們發現，我們受監視和管控的程度已經非比尋常，我們的私人資料被拿去謀利，我們被提供著各類消費產品，但不被允許表達自己的想法或是做任何太具破壞性的事情，各種各樣的事件也在不斷提醒著我們，種族、性別、宗教和意識形態衝突其實根本沒有結束。那麼，或許我們已經準備好再來討論一下自由了——而且從政治的角度討論它，同樣意味著要從我們的私人生活角度去討論它。
這就是為什麼，當人們閱讀薩特論自由，波伏娃論壓迫的隱蔽機制，克爾凱郭爾論焦慮，加繆論反叛，海德格爾論技術，或者梅洛-龐蒂論認知科學時，有時會覺得好像是在讀最近的新聞。他們的哲學仍然很有價值，不是因為它們是對的或者錯的，而是因為它們關注的是人生，因為它們挑戰的是人類最重要的兩個問題：我們是誰？和我們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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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這兩個問題時，大部分（不是全部）存在主義者，都利用了他們自己的人生經歷。但這種經歷是圍繞著哲學建構的。就像梅洛-龐蒂總結這一關係時說的那樣：「生活變為觀念，觀念迴歸生活。」這種聯結，會在他們彼此間把觀念徹底討論清楚後——他們經常幹這事——變得更為明顯。梅洛-龐蒂還寫道：
討論並非觀念的交換或對抗，彷彿每個人形成了他自己的觀念，拿給他人看看，再看看別人的觀念，然後回來用自己的觀念來糾正它們……無論他高談闊論還是低聲細語，每個人表達的都是他的整個人，是他的「觀念」，但也帶著他的困擾、他的秘史。
由於在工作中投入太多，所以思想家之間的哲學對話，常常會變得感情用事，有時甚至就是在吵架。他們的思想鬥爭製造出的一連串敵意，把存在主義者的故事兩兩連到了一起。在德國，馬丁·海德格爾反對他之前的導師埃德蒙德·胡塞爾，但後來，海德格爾的朋友和同事也背棄了他。在法國，加布裡埃爾·馬塞爾攻擊讓-保羅·薩特，薩特與阿爾貝·加繆爭吵，加繆與梅洛-龐蒂爭吵，梅洛-龐蒂又與薩特爭吵，匈牙利學者阿瑟·庫斯勒則同所有人爭吵，還在街上揍了加繆。而當兩個國家的哲學巨人薩特與海德格爾，最終在1953年見面時，搞到了不歡而散，以至於此後兩人提起對方時，永遠都帶著一股子嘲諷的口氣。
不過，有些關係卻異常親近。最親密的是薩特和波伏娃，他們會閱讀彼此的著作，並且幾乎每天都會討論他們的思想。波伏娃和梅洛-龐蒂自年少起就是朋友，而薩特和波伏娃初次見到加繆時，也都很喜歡他。
這些友誼的分崩離析，原因一般都是理念——通常是政治理念。存在主義者生活在有著極端意識形態和深重苦難的時代，不論他們願意與否——通常是主動——都參與了世界上的歷史事件。因此，存在主義的故事，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和歷史的故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整個歐洲世紀的故事。現象學最初形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及期間的幾年裡。然後，海德格爾的哲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德國的麻煩中嶄露頭角。1933年抵達柏林後，薩特目睹了納粹無處不在的遊行和標語，而這種不安的情緒後來便體現到了他的作品中。他的存在主義，以及波伏娃的存在主義，隨著法國的潰敗和被佔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展成熟，之後，又藉著對1945年之後的世界的狂熱期待，進一步揚帆起航。存在主義思想匯入了20世紀50年代愈加洶湧的反傳統大潮中，之後又流入到20世紀60年代遍地開花的理想主義中。在此過程中，存在主義者的思想，一直在應世界之變而變；他們反覆變化的方向，雖然會讓他們前後不一——或者說至少沒有總是站在對的那一面——但也讓他們一直都很有趣。
簡而言之，和他們棲居在自己的思想中一樣，存在主義者也棲居在他們的歷史與個人世界中。「棲居哲學」（inhabitedphilosophy），這個概念是我從英國哲學家、小說家艾麗絲·默多克那裡借過來的，她寫了第一本全面討論薩特的書，也是存在主義的早期踐行者（不過後來就放棄了）。她說，我們不必期待道德哲學家以一種簡單化的方式，遵循他們的觀念而生活，彷彿在遵循一套規則一樣。但我們可以期待他們能展示一下，他們的觀念是如何被棲居的。我們應該能透過哲學的窗戶，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來觀察一下人們如何住在裡面，如何到處活動，如何做人。
受梅洛-龐蒂生活觀念的箴言和默多克「棲居哲學」的啟發，又經歷了我回顧自己的人生時產生的那種怪異感之後，我很想通過把哲學和傳記結合在一起的方式，來探討一下存在主義與現象學的故事。這樣的混搭曾經吸引過許多哲學家（不過有一個人拒絕了：海德格爾），也讓我很想試試同樣的東西。我覺得，哲學融入到生活中後，會變得更有趣，同樣，個人經歷從哲學角度去思考時，也會更為有趣。
這會是一個20世紀的故事，所以，有關存在主義者先驅尼采和克爾凱郭爾的內容只涉及了一點點。同理，神學存在主義者和存在主義精神治療師，我也著墨不多：他們確實很有意思，但也真的需要單獨的書才能恰如其分地介紹好。另一方面，出於各種理由，比如艾麗絲·默多克、英國「新存在主義者」科林·威爾遜、好鬥的諾曼·梅勒和他的「存在主義黨」，以及受存在主義影響的小說家理查德·賴特，都出現在了本書中。有的人出現在這裡，則僅僅是因為他們在別人的生活裡扮演了有趣的角色：如倫理哲學家伊曼努爾·列維納斯，勇敢的胡塞爾手稿保護人赫爾曼·李奧·範·佈雷達，以及反抗國家政權並因此犧牲的捷克現象學家揚·帕託什卡。
故事中的兩位巨人，必然是海德格爾與薩特——但那些熟悉《存在與時間》或《存在與虛無》的人也許會驚訝地發現，這些傑作像餅乾裡的碎巧克力一樣，被切碎後混在了一起，而不是分開來做討論。而且到最後，他們可能也不是說得最多的思想家。
在我看來，這些哲學家，連同西蒙娜·德·波伏娃、埃德蒙德·胡塞爾、卡爾·雅斯貝爾斯、阿爾貝·加繆、莫里斯·梅洛-龐蒂等其他人，似乎參與了一場從20世紀初一直延續到20世紀末的多語言、多角度對話。他們中的很多人彼此從未謀面，不過，我還是願意想象他們都聚在一座精神咖啡館裡，而且很有可能是巴黎那種又大又熱鬧的咖啡館，裡面充滿了生機與活力，以及交流和思想的喧鬧聲，絕對是一家「被棲居的咖啡館」。
當你透過窗戶往裡瞧的時候，首先看到的人是那些熟悉的面孔，一邊抽著菸斗，一邊傾著身子爭辯，強調他們的觀點。你會聽得到杯盞相碰的聲音；服務生在桌子之間穿行。在前面人最多的那桌，一個矮胖的傢伙和一位包著頭巾的優雅女士，正和他們的年輕朋友們喝酒。而其他人，則坐在後面更安靜些的桌子旁。有幾個人在舞池裡；也許某個人正在樓上的私人包間裡寫東西。在裡面不知哪個地方，有人憤怒地提高了嗓門兒，但在陰暗處，情侶們則在呢喃低語。
我們可以走進去，找個位子坐下來：或許坐在前面，或許坐到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有太多的談話要偷聽，讓人幾乎都不知道該朝哪個方向轉耳朵了。
但首先，在服務生過來之前……
***
究竟什麼是存在主義？
一些講存在主義的書，根本都懶得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它實在不好定義。幾位主要的思想家之間本身就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管你怎麼說，都註定會歪曲或是排除了某人。此外，誰是存在主義者，誰又不是，也不太清楚。薩特和波伏娃是少數幾個接受了這一標籤的人，可即使是他倆，一開始也不情不願。其他人則拒絕了這一標籤，而且理由往往很正當。本書中一些主要的思想家，有些是現象學家，但不是存在主義者（胡塞爾、梅洛-龐蒂），有些是存在主義者，但不是現象學家（克爾凱郭爾），有人兩者皆非（加繆），有人以前是其一或兩者皆是，但後來改了主意（列維納斯）。
不過這無所謂了，以下是我試著給存在主義者下的一個定義，放在這兒先作為參考，讀者想要跳過去，絕對沒問題，可以在有必要或有需要時，再翻回來看。
——存在主義者關心的是個人（inpidual），是具體的人類存在（humanexistence）。
——他們認為，人類存在不同於其他事物的存在（being）型別。其他實體是什麼就是什麼，但作為人，我在每一刻，都可以選擇我想讓自己成為的樣子。我是自由的——
——因此，我對我所做的每件事，都負有責任，這一令人眩暈的事實會導致
——一種焦慮，而這種焦慮與人類存在本身密不可分。
——但另一方面，我只有在境遇（situations）中才是自由的，這個境遇包括了我的生理和心理因素，也包括我被拋入的世界中那些物質、歷史和社會變數。
——儘管存在各種限制，我總是想要更多：我熱忱地參與著各種個人計劃（projects）。
——因而，人類存在是模糊的：既被侷限在邊界之內，同時又超越了物質世界，令人興奮。
——一位從現象學角度來看待這一境況的存在主義者，不會提出簡單的處理原則，而會專注於描述生活經驗本身的樣子。
——通過充分地描述經驗，他或她希望能理解這種存在，喚醒我們去過更真實的生活。
好了，現在讓我們回到1933年，回到薩特去德國向那些新興哲學家學習的時刻吧，看看他們為什麼要讓薩特注意桌子上的雞尾酒，以及生活裡的其他一切——或者簡而言之，回到事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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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義譜系：沃爾特·考夫曼1956年的existentialismfromdostoevskytosartre把存在主義回溯到了聖奧古斯丁；mauricefriedman的theworldsofexistentialism（newyork：randomhouse，1964）把存在主義回溯到約伯、《傳道書》和赫拉克利特。雞尾酒：薩特後來認為他們是在喝啤酒，但他的回憶在那一階段不可靠：sartrebyhimself，25–6。波伏娃說的是杏子雞尾酒：pol，135，由此出發大部分敘述隨之而來。
「回到事物本身」：胡塞爾的logicalinvestigations，i，252。這句話成了一個口號，部分原因歸於海德格爾，因為海德格爾稱之為現象學的「準則」：bt，50/27–8。
「因為我們一個字也不理解」：pol，79。對於其他先前遭遇的猜測，參見stephenlight的shūzōkukiandjean-paulsartre（carbondale＆edwardsville，il：southern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87），3–4，rybalka撰寫的引言，xi。
「破壞性的哲學」：薩特的文章lalégendedelavérité，bifur，8（1931年6月），有一篇署名文章稱他為「在寫作一卷破壞性的哲學著作」。亦見於pol，79；hayman的writingagainst，85。「我可以告訴你」：sartrebyhimself，26。約翰·濟慈，onfirstlookingintochapman'shomer，引自thecompletepoems（johnbarnard編），第三版（london：penguin，1988），72。薩特正在閱讀的是列維納斯的lathéoriedel'intuitiondanslaphénoménologiedehusserl（paris：alcan，1930）；後由a.orianne翻譯成thetheoryofintuitioninhusserl'sphenomenology（evanston，il：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95）。
碼頭、僧侶，等：mdd，341。
「存在先於本質」：sartre，existentialismandhumanism，27。
國王與王后：foc，98。「女人被迷暈」：existentialism，time（28jan.1946），16–17。關於這次講座，參見georgemyerson的sartre'sexistentialismisahumanism：abeginner'sguide（london：hodder＆stoughton，2002），xii–xiv，以及cohen-solal的sartre，249–52。
「電車難題」：可進一步參見davidedmunds的wouldyoukillthefatma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3）。學生的故事：薩特的existentialismandhumanism，39–43。這與他朋友兼前學生雅克-洛朗·博斯特的情況有相似之處，他在1937年就參加西班牙內戰一事尋求過薩特的意見：參見thompson的sartre，36。在小說thereprieve裡，薩特給了他的角色鮑里斯相似的困境，靈感就來源於博斯特。
「沒有劃定的道路」：見薩特與c.grisoli的採訪，引自thelastchance：roadsoffreedomiv，15（最初刊登在paru上，1945年12月13日）。
薩特論廣島：薩特的theendofthewar，引自theaftermathofwar（situationsiii），65–75，此處內容在65頁。《禁書目錄》：j.m.debujanda的indexdeslivresinterdits，xi：indexlibrorumprohibitorum（geneva：droz，2002）中包括了薩特的operaomnia，808（decr.s.off.27-10-1948），和波伏娃的《第二性》和《名士風流》，116（decr.27-06-1956）。參見thompson的sartre，78。「令人噁心地混合」：lesnouvelleslittéraires，在existentialism一文中有所引述，time（1946年1月28日），16–17，這部分在17頁。
「如果你二十歲」：cazalis，lesmémoiresd'uneanne，84。「先生，太可怕了！」：馬塞爾的文章anautobiographicalessay，48。私人房間：pol，534。享受咖啡館的吵鬧：contat和rybalka編，thewritingsofjean-paulsartre，i：149，引用了rogertroisfontaines的lechoixdejean-paulsartre，2ndedn，（paris：aubier，1946），這反過來引用了薩特1945年10月23日在布魯塞爾的話。
「只要他們是有趣的」：grégoireleménager的mavieavecborisvian（parmichellevian），引自lenouvelobservateur（2011年10月27日）。「溺水者」和「破爛不堪的襯衫」：michellevian的manualofsaint-germain-des-prés，46，48，分別引自pierredrouin的tempètetrèsparisienne，出自lemonde（16–17，1948年5月），和robertdethomasson的opéra（1947年10月）。長頭髮：gréco，jesuisfaitecommeça，81。頭巾：pol，504；亦見於beauvoir，wartimediary，166（1939年11月22日）。你可以在jacquesbecker優秀的1949年電影rendezvousdejuillet裡的羅里昂黛爵士俱樂部一幕中看到這種「裝扮」。
沃爾斯：foc，248–9。卡蒙貝爾乳酪：cohen-solal，sartre，262。唱歌：mdd，335。唐老鴨：pol，324。薩特的臉：阿隆的memoirs，23；維奧萊特·勒迪克，madinpursuit，由derekcoltman翻譯（london：r.hart-davis，1971），45–6；sartre，‘thepaintingsofgiacometti’，situations[iv]，175–92，此處內容在184頁。
法國榮譽軍團勳章和法蘭西學院：johngerassi，‘theseconddeathofjean-paulsartre’，出自w.l.mcbride編輯的sartre'slife，timesandvisiondumonde（newyork＆london：garland，1997），217–23，這在218頁。波伏娃在1982年被授予法國榮譽軍團勳章，並拒領：bair，simonedebeauvoir，606。「我的人生與我的哲學」：cohen-solal，sartre，142（摘自薩特的日記，1949年1月15日）。二百萬字：m.scriven，sartre'sexistentialbiographies（london：macmillan，1984），1。
《最後的非學術性附言》：完整的丹麥語標題是afsluttendeuviden-skabeligefterskrifttildephilosophiskesmuler.mimisk-pathetisk-dialektisksammenskrift，existentieltindlæg。
「總是被他擠到」：garff，sørenkierkegaard，313。馬與激情：kierkegaard，concludingunscientificpostscript，261。「抽象物是客觀公正的」：ibid.，262。笛卡兒：ibid.，265–6。
「憂慮」：kierkegaard，theconceptofanxiety，61。19公交車站：sartrebyhimself，16。
「一種不自覺」：friedrichnietzsche，beyondgoodandevil，r.j.hollingdale譯（london：penguin，2003），37（第一部分第六節）。
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jr.traceshispilgrimagetononviolence’，出自arthurandlilaweinburg編輯的insteadofviolence（newyork：grossman，1963），71。他讀了薩特、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和其他人，以及美國存在主義神學家保羅·田立克。亦見於：eugenewolters，‘theinfuenceofexistentialismonmartinlutherking，jr.’，criticaltheory（2015年2月8日），這篇文章引用了金的論文‘pilgrimagetononviolence’：馬丁·路德·金檔案中的筆記。
標語：listedonhttps：rg/history/slogans-68。要求自由：sartre，‘self-portraitatseventy’，出自sartreintheseventies（situationsx），3–92，這在52頁。索邦：瑪格麗特·杜拉斯咕囔道「我受夠了明星體制」，根據波伏娃的說法。見asad，460–62和cohen-solal，sartre，462。
葬禮：‘enterrementdesartre’見youtube：https：/watch？v=c9uohwwd214。見於hayman，writingagainst，439；cohen-solal，sartre，522–3；lévy，sartre，2。
朗茲曼：引自ursulatidd，simonedebeauvoir（london：routledge，2003），160。
栗樹：sartre，nausea，183–4。
「女店員的形而上學」：claudelévi-strauss，tristestropiques，j.和d.weightman譯（london：penguin，1978），71，亦參見法語版，tristestropiques（paris：plon，1955），63。「把人消解掉」：claudelévi-strauss，thesavagemind（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6），247。
「一種自由意識」：michelcontat，為bbc節目human，alltoohuman（1999）所做採訪，第3集：‘jean-paulsartre：theroadtofreedom’。
「生活變為觀念」和「討論並非」：merleau-ponty，thevisibleandinvisible，119。
「棲居哲學」：murdoch，thesovereigntyofgood（london＆newyork：rkp，2014），46。
標籤：foc，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