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海德格爾出場了，而我們則對存在感到困惑起來。
馬丁·海德格爾對胡塞爾發起了挑戰，出現在《存在與時間》（seinundzeit）一書的開頭。這本書於1927年在胡塞爾的現象學《年鑑》系列中出版，書的第一頁包含了一段看似無惡意的引文，引用自柏拉圖對話的《智者》：
很顯然，當你們用「是/存在」（being）這樣的表達方式，早就明白你們指的意思是什麼了。可我們，雖然曾以為我們理解了，但現在卻對它感到困惑起來。
海德格爾繼續寫道，在「是/存在」所有令人困惑的地方中，最令人困惑的是人們竟然對它感到充分的困惑。我會說，「天是藍的」，或「我是開心的」，彷彿中間的那個小小的字一點兒都不重要。但當我停下來思考的時候，會意識到，它提出了一個根本而且神秘的問題。說某事物是/存在，到底意味著什麼？大多數哲學家忽略了這個問題；戈特弗裡德·馮·萊布尼茨是少數幾個提及這個問題的人之一，他在1714年是這麼說的：為什麼會存在萬物，而非一無所有呢？對於海德格爾來說，這裡的「為什麼」不是那種從物理學或宇宙論中尋求答案的問題。宇宙大爆炸理論或神創論都不能解答它。問這個問題的意圖，主要是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如果你不得不用一個詞來總結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的開場白，那很可能會是「哇！」。正是這一點，才讓評論者喬治·斯坦納把海德格爾稱為「驚異的大師」——一個「在明白易懂的道路上放了一個閃閃發光的障礙物」的人。
作為哲學的新起點，這個「哇！」本身其實也相當於一次大爆炸，而對胡塞爾來說，則是一次大怠慢。它意在告訴我們的是，胡塞爾和他的追隨者，是最不會對是/存在感到驚訝的人，因為他們已經撤到了自己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內省之中。他們早已忘記了那個我們所有人都時常要在其中碰壁受傷的殘酷現實。海德格爾在書裡，禮貌地稱讚了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並用「飽含友誼與欽佩之情」的獻詞對他表示了感謝，但也明確地暗示道，頭腦是個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孤立性的地方，意向性本應把他們從中拯救出來才對，可現在胡塞爾和他那幫人卻迷失在自己的頭腦之中。醒醒吧，現象學家！還記得存在吧——在外面，在裡面，在你下面，在你上面，朝你壓上來。別忘了事物本身，別忘了你自己的存在！
奇怪的是，海德格爾走上這條路徑，是在閱讀弗朗茲·布倫塔諾時受到的啟發——不是布倫塔諾論意向性的章節，而是他的博士論文，其中討論了「存在」一詞在亞里士多德著作中的不同含義。同一個哲學家，讓海德格爾開始關注到了存在，也把胡塞爾引到意向性上，並由此引到內在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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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布倫塔諾的論文之時，海德格爾十八歲，住在他的家鄉梅斯基爾希，離弗萊堡不遠，但位於斯瓦比亞的多瑙河上游地區。這是一個安靜的天主教小鎮，聳立著一座極其誇張、地方風格濃郁的巴洛克教堂。與教堂冷峻的外表和小鎮周圍那肅穆的黑森林相比，教堂內部斑斕恣意的白色和金色，以及雲中的聖徒、天使和飛翔的小天使一起，帶給人一種欣喜的意外。
生於1889年9月26日的馬丁是家中長子，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分別叫瑪麗和弗裡茨。他們的父親弗里德里希是教堂的執事，全家人就住在教堂對面：他們的尖頂房子是並排三棟房子裡最平淡無奇的中間那棟，現在仍然在那裡。馬丁和弗裡茨從小就幫教堂幹些雜務，比如採花做裝飾，早晨爬上塔樓敲七下鍾。每個聖誕節，他們還會早早地起床，在家裡的聖誕樹旁喝完加奶咖啡，吃掉蛋糕之後，穿過小廣場，在凌晨4點之前來到教堂，敲響schrecke-läuten（嚇人的鐘聲），把鎮上的居民叫醒。復活節時，他們不敲鐘，而是轉動手柄來讓小錘子敲打木頭，製造出咯咯、嗒嗒的聲響。
錘子敲擊木頭或金屬的聲音，迴盪在馬丁的世界裡，因為他父親也是鎮上的箍桶師傅，製作桶和其他器皿。（去網上隨便搜一下，我們就能發現，箍桶匠過去常常製作「酒桶、圓桶、吊桶、浴盆、奶油攪拌器、英制大桶、費爾金小桶、中號木桶、隆勒小桶、70到120加侖的大桶、菸斗、大啤酒桶、槍托、別針和小水桶」——一系列美好的物件兒，而今聽來卻像個依稀記得的夢。）兩個男孩會在伐木工經過之後，去附近的森林撿些他們父親用得上的木塊。海德格爾後來寫信給他的未婚妻，描述了他對箍桶作坊以及對他祖父的回憶——祖父是一位鞋匠，會坐在三條腿的工具上，就著玻璃燈罩裡透出來的亮光，把釘子釘入鞋底。之所以對這些大書特書，是因為相較於很多別的作家，這些童年的畫面對海德格爾的一生都很重要；他從未拋棄對它們所喚起的那個世界的忠誠。
完成了「樂於幫忙的兒子」要乾的活兒後，馬丁會跑出去，經過教堂，穿過同樣浮誇的梅斯基爾希城堡的庭院，來到森林深處，坐在小道旁的一條粗製長凳上寫作業。長凳和小道能幫助他仔細思考正在學習的任何複雜課文；後來，每當他在艱難的哲學思考中陷入僵局，都會想著回到森林裡的那條長凳上，看看他的出路。他的思想總是充滿了黑森林的形象，森林裡斑駁的光穿過樹葉，照在敞開的小徑與林中的空地上。他會給他的書起《林中路》（holzwege）和《路標》（wegmarken）這樣的名字，書頁間迴盪著錘子的聲響與鄉村平和的鐘鳴，迴盪著鄉民的手工藝和體力勞作的分量與感覺。
就連——或者說尤其——在他最精妙的後期著作中，海德格爾也喜歡把自己想成一個謙卑的斯瓦比亞農民，在他的著作中又是劈又是砍。不過，他其實從來都不能算是平民的一員。從孩提時代起，他身上似乎就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東西。他害羞、瘦小、黑眼睛，長著一張乾癟的小嘴，而且一輩子都不習慣與人對視。然而，他對他人卻有一種神秘的影響力。1999年，在bbc的一次電視訪談中，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回憶說，當梅斯基爾希的一位老人被問到是否還記得小時候的馬丁·海德格爾時，那個人答覆道：
「馬丁？是啊，當然記得他。」
「他那時候什麼樣？」
「tscha（呃），」這人回答說，「我能說什麼呢？他是個子最小的，他是身體最弱的，他是最難管教的，他是最沒用的。但他卻統率著我們所有人。」
長大後，海德格爾上了神學院，之後去了海德堡學習神學。但他與布倫塔諾論文的相遇，使他迷上了亞里士多德，越來越多地疏遠了神學探索，而被哲學探究所吸引。他拿起弗萊堡大學圖書館裡那本胡塞爾的《邏輯研究》，借走後一直在自己的屋子裡放了兩年。看到胡塞爾的哲學毫不關涉上帝，他很是著迷。（儘管胡塞爾是個基督徒，但他沒有把信仰和研究混在一起。）海德格爾仔細研究了胡塞爾通過近距離描述和關注現象來進行研究的方法。
之後他追隨胡塞爾轉攻哲學，並做了幾年編外無薪的講師來勉強維生，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跟胡塞爾一樣，他也有了一個要他供養的家庭：1917年3月，他和埃爾芙麗德·佩特里結婚，生了兩個兒子，約爾克（jörg）和赫爾曼（hermann）。埃爾芙麗德是一位新教徒，因此他們照顧了各方各面：在民政廳辦了一場婚禮，然後又舉行了新教與天主教的宗教婚禮——但之後，兩人都與各自的教會完全斷了來往。海德格爾公開宣佈不再認為自己是信徒，儘管在他的著作中，並不難找到對神聖事物的渴望。許多年之後，赫爾曼·海德格爾揭開了老早以前他從母親那兒聽來的一個秘密：他的真正父親不是馬丁·海德格爾，而是一位與母親偷情的醫生。
海德格爾早年在弗萊堡學習和教書期間，胡塞爾還不在那裡；1916年他甫一到來，海德格爾就有意討好他。最開始，胡塞爾以一種含糊而正式的方式來回應。但隨後，就像很多人那樣，他也被這位陌生的年輕人吸引住了。在戰爭結束之時，胡塞爾已經像海德格爾一樣熱衷於symphilosopheín（哲學會飲）——即一起討論哲學，他們那個圈子喜歡使用這個希臘詞。
在那時候，胡塞爾仍然沉浸在兒子戰死沙場的悲痛之中——而海德格爾跟胡塞爾的孩子們年紀相仿。（跟他們不同，他因心臟虛弱，沒有上前線，而是被委以了信件審查員和氣象站助手的任務。）年輕的海德格爾陪伴在身邊，對胡塞爾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哦，你的青春——讓我實在感到快樂」，他寫道。他一反常態地感情外露，在一封信裡新增了三段附言，然後又責怪自己聽起來像個老話匣子。後來胡塞爾回想起來，還對海德格爾竟然讓他變得如此深情感到十分驚訝，但為什麼會這樣，並不難看出。1920年，在胡塞爾的六十一歲生日派對上，馬爾文娜·胡塞爾開玩笑地把海德格爾稱為「現象學的孩子」。海德格爾則興高采烈地配合著這個養子的角色，有時候以「親愛的父親般的朋友」作為寫信的抬頭。他有一回寫信感謝胡塞爾的招待時，曾寫道：「我真的有種被接納為兒子的感覺。」
1924年，胡塞爾幫助海德格爾在離弗萊堡不遠的馬堡大學找到了一份帶薪的工作。他在那兒待了四年。到1928年，也就是三十九歲時，他返回弗萊堡——再次在胡塞爾的鼎力支援下——接替了胡塞爾退休後留下的教席空缺。回來是一種解脫：海德格爾在馬堡從未感到快樂，並把那裡稱作一個「迷霧的洞穴」（foggyhole），但這次經歷確實給他的事業提供了第一次大助力，而且那段時間裡，他還在那兒跟學生漢娜·阿倫特發生了一段令人陶醉的婚外情。
在馬堡的歲月裡，埃爾芙麗德·海德格爾用一筆繼承來的錢，購買了托特瑙山的黑森林村莊外面的一塊地，那裡與弗萊堡相距29千米遠，俯瞰著有如馬蹄形般壯麗延伸的村莊與山谷。她設計了一座木瓦小屋，傍著小山坡建在了那塊空地上。這是她送給丈夫的一份禮物：全家人常常會一起去，但大多數時候，海德格爾都是在那裡獨自工作。那裡的景緻甚至比他小時候見過的還好，到處都是能幫助他思考的那種十字交錯的小道，而且跟現在一樣，那裡在白天雖然常常有滑雪者、雪橇愛好者和徒步旅行者光顧，但一到晚上，或是過了旺季，便會寂靜而安寧，高大的樹木看上去像是威嚴的成年人，正在注視著其間玩耍的人類。獨自待在那裡時，海德格爾會去滑雪、散步、生火、做簡單的飯、同農民鄰居交談，長時間坐在書桌前——用他在1925年時寫給阿倫特的信裡的話來說就是——以一個男人在森林裡伐木一樣的平靜節奏，筆耕不輟。
海德格爾還越來越多地把這副農夫的形象帶到了他在城裡的工作中。他開始穿一款特別定做的黑森林傳統服裝：一件有著寬翻領和高衣領的棕色農夫夾克，搭配一條及膝的馬褲。他的學生稱之為他的「存在主義的」或「一個人最本己」的打扮，後一種說法借用的是一個他最喜歡的短語。他們認為他很好笑，但他不認為好笑，因為他的幽默感要麼很古怪，要麼就不存在。這無所謂：他的衣服、他那鄉土的斯瓦比亞口音以及他的不苟言笑，反倒助長了他的神秘性。學生卡爾·洛維特曾形容海德格爾「高深莫測」的特質賦予了他一種威懾全班的魅力；跟他在一起時，你永遠不知道你會跟著他去哪兒，所以必須認真去聽每一個字。曾跟隨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學習過的漢斯·約納斯，在後來一次廣播訪談中談論道，海德格爾絕對是兩人中更令人興奮的那一個。被問到為什麼時，他回答說，多半是「因為他更難以理解」。
根據伽達默爾的說法，海德格爾的招牌風格是「一連串令人歎為觀止的問題」，這些問題會不停地向前翻滾，直到他最後把問題捲進「一團團電光閃現的句子烏雲中」，讓學生們驚得目瞪口呆。這事兒的確有幾分不可思議，所以學生們給他取了個外號——「來自梅斯基爾希的小魔法師」。不過，雖然混雜著烏雲和閃電，但他的講課通常會聚焦於細緻入微地閱讀經典哲學家的作品，並且要求學生極度專注於文本。按照漢娜·阿倫特跟隨他學習時的回憶，海德格爾教會了他們思考，而思考便意味著「挖掘」。她寫道，他用這套方法深入事物的根基，但不是把它們挖出來，而是仍舊留在裡面，僅僅在它們周圍開闢探索之路——就像他最愛的那些小徑在森林裡蜿蜒一樣。多年以後，丹尼爾·丹尼特（danieldennett）和阿斯比約恩·施特格利希-佩特森（asbjørnsteglich-petersen）抱著一種不太同情的態度，在他們那本諷刺性的《哲學詞典》中，把「海德格爾（heidegger）」定義為了「一種笨重的裝置，用來鑽鑿厚厚的實體層」，例如，「它被埋得如此之深，我們得用一臺海德格爾才能挖出來」。
喬治·皮西特（georgpicht）在十八歲時曾上過海德格爾的課，他回憶道，海德格爾的思想所具有的那種力量幾乎可以摸得著。海德格爾一走進房間，你就可以感受到，而且他還帶來了一種危險的氣氛。他的講課就像在演戲，「經過了巧妙的安排」。海德格爾會敦促他的學生去思考，但不一定要回應。「他認為，說出那些第一時間浮現在腦海中但未深思熟慮的想法——今天被稱之為‘討論’——是無意義的閒聊。」他喜歡學生尊敬師長，但不喜歡他們阿諛奉承。「有一次，當一個學生宣讀課堂筆記，其中充滿了海德格爾自己的措辭，他打斷了她：‘我們不是在這裡海德格爾化！讓我們轉到當前的重要問題上。’」
皮西特懷疑，海德格爾的粗魯部分是一種防禦性回應：他覺得受到了他人和內在自我的威脅了。「存在（being）的歷史會突然間闖入個人之中，而個人又會闖入所思的東西之中。」皮西特覺得，他有一回驚恐地體會到了成為海德格爾可能是什麼樣子：「該如何描述海德格爾這個人呢？他住的地方時常打雷。有一次暴風雨期間，我們正在欣特察爾滕散步時，十米開外的一棵樹被連根拔起。那一幕讓我觸動，彷彿我之後就能想象出他內心發生了什麼。」
即便他們開著惶恐的玩笑之時，海德格爾身邊的學生也很清楚，能目睹一種偉大的哲學逐漸發展起來，是他們的榮幸。整個20世紀20年代中期，在教授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或康德的課程時，海德格爾會把每一個文本扭轉為某種原創和不常見的解讀，直到讓學生感到以前的哲學家建立的整個體系可能會在他們頭腦中坍塌成碎片為止。漢娜·阿倫特總結道：「思想再次活了過來；被認為已經死去的昔日文化寶藏，正被迫開口說話……那兒有一位教師；人們或許能學著去思考。」
不過，在他們經歷的所有這些激動人心的時刻中，沒幾個能與發生在1927年初的那一刻匹敵。學生赫爾曼·穆爾琛（hermannmörchen）回憶道，海德格爾出現在他們的一個討論會上時，「一聲不吭又滿懷期待，像個孩子顯擺他最喜愛的玩具一樣，拿出一頁直接來自印刷廠的校樣」。那是一張扉頁，來自他的傑作《存在與時間》——在這本書呼喚世人要驚訝的偉大開場白之後，是一頁頁怪異的正文，而且這些文字絕不會被錯認為出自別的哲學家之手，不管是老的還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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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海德格爾想讓我們在《存在與時間》中感到驚奇的存在到底是什麼，而擁有存在的存在者又是什麼呢？
海德格爾的sein（存在/being）一詞不太好定義，因為它所指涉的東西和任何型別或特性都不一樣。它肯定不是某一類物件，也不是物件的一般共有特徵。你可以通過指著從茅草屋到摩天大樓的大量建築物，來教會某人什麼是一棟「建築」；這可能會需要一段時間，但他們最終還是會明白。然而，你不可能持續永無止境地指著小屋、餐點、動物、森林小徑、教堂大門、節日氣氛和逼近的雷雨雲，每次都說：「看——存在！」那樣的話，你的對話者很可能會越來越困惑不解。
對此，海德格爾總結道，存在（being）本身並不是存在者（being）。意思是，存在不是任何一類可被定義或描述的實體。他區分了德語詞seiende和sein，前者指的是任何單一實體，例如一隻老鼠或一扇教堂大門，而後者意思是這類特定存在所擁有的存在。（在英語中，一種區別方法是把後者翻成首字母大寫的「being」。）他稱之為「本體論的區別」——來自「本體論」（ontology），也就是研究什麼是「存在」的學問。在一般人的腦子裡，要明確區分這二者並不容易，但存在與存在者之間的本體論區分，對海德格爾來說格外重要。如果我們被這兩個詞搞糊塗了，就會犯錯——比如，專心研究某種具體事物的科學，諸如心理學乃至宇宙學，卻以為我們在研究存在本身。
與存在者不同，存在難以被指明，而且也很容易忘記去思考它。不過，有一個特殊的實體，其存在卻要比別的實體的存在更易被注意到，那就是我自己，因為不同於雲和大門，我這個實體會思考自身的存在。而且事實證明，其實我原來已經有了對存在的一種模糊、初步、非哲學的理解——否則我也不會想到去追問它。這就使我成了本體論探究的最佳起點。我既是那個自身的存在有待質疑的存在，又是那個多少已經知道答案的存在者。
那麼，我自身就將是途徑。不過，海德格爾再次強調說，這並不意味著我應該報名參加人類科學的課程，諸如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或社會學。這些「形而下的」（ontical）研究對本體論研究毫無貢獻。就像被胡塞爾的懸擱判斷清走的推測的殘骸一樣，它們也會用無關的概念來阻塞我們的探究，很可能只是在礙事。如果我想知道人是什麼，把他接在一臺腦電圖掃描器上測量腦電波或分析行為例項，並沒有什麼用。正如卡爾·雅斯貝爾斯從心理學轉向現象學，就是為了實踐「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海德格爾認為，存在問題一定是真正的哲學問題，要不然就什麼都不是。此外，這不應該用過去的哲學方法來研究，狹隘地盯在我們能知道什麼這種問題上。因此，一個新的新開端是必要的。
對於海德格爾來說，這意味著不僅要從存在起步，而且要在思想上保證恆常的警惕與細心。他通過使用一種令人懊惱的語言，慷慨地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
正如他的讀者很快注意到的，海德格爾往往拒絕常見的哲學術語，倡導他自己杜撰的新術語。他基本上保留了sein或存在的說法，但在談及其存在被質疑的提問者（也就是我，一個人）時，他會極力避擴音及人性、人、心靈、靈魂或意識，因為這樣的詞掩蓋了科學、宗教或形而上學的假設。相反，他談的是「此在」（dasein），這個詞通常表示一般的「存在」，由那裡（da/there）和去存在（sein/tobe）構成。這樣，它意思是「在那裡存在」，或「存在於那裡」。
此在的影響同時令人不安又引人生趣。閱讀海德格爾時，你會感覺到（很多人都如此）你認出了他正在描述的某種經驗，會想說：「是的，那就是我！」但是此在這個詞本身卻會把你從這種解讀上引開，會迫使你繼續追問。單是養成說此在的習慣，你就已經走在去海德格爾那個世界的半路上了。這個術語非常重要，以至於英文譯者一般都會直接保留其德語形式；亨利·科賓（henrycorbin）翻譯的一個早期法語節譯本中，把此在譯為了「人的實在」（réalitéhumaine），結果又增添了一層困擾。
因此，人們才常常哀嘆，為什麼海德格爾不能說得更直白些呢？他那些糾纏不清且不尋常的術語，難免會招來戲仿——比如在君特·葛拉斯（güntergrass）寫於1963年的小說《潦倒歲月》（dogyears）裡，有一個角色受到一位不具名的哲學家的深刻影響，總是把沒煮透的土豆稱為「遺忘了存在的馬鈴薯」，或者把老鼠從廚房水管裡清理出來時，會疑惑：「為什麼是老鼠而不是其他存在物？為什麼萬物存在而不是無物存在？」人們會覺得，要是海德格爾真有什麼值得講的東西，應該可以用日常的語言來表達。
但事實是，他不想變得日常，他甚至可能不想進行通常意義上的交流。他想要的，是把熟悉的事物變得費解，來惹惱我們。喬治·斯坦納認為，海德格爾的意圖不是要被理解，而是要通過「感覺到的陌生感」被體驗。這是一種類似貝爾託·布萊希特（bertholtbrecht）在他的戲劇中運用的「異化」（alienation）或疏離的效果，其目的是防止你變得入戲太深以及對熟悉事物的錯覺信以為真。海德格爾的語言會令你一直緊張不安，是動態、突兀的語言，有時會顯得荒誕，但總是很有力；在海德格爾作品的隨便一頁上，事物通常被展現為是在湧動或者推搡，被展現為被扔出去、點燃或打破。海德格爾承認，他這種寫作方式造成一些「尷尬」，但他認為，那是為了顛覆哲學史並把我們帶回到存在而付出的小代價。
對於非德語讀者來說，必須要補充的是，有些尷尬是來自翻譯的痕跡。德語可以有很長的單詞結構，但在英語中，這些單詞往往以帶著一串連字元的詞語形式出現，像不匹配的火車車廂一樣緩緩前行。例如，「存在問題」（thequestionofbeing），在德語中就是一個優雅的詞seinsfrage。不過，即便是德語，也不能自如地容納下sich-vorweg-schon-sein-in-（der-welt）alssein-bei（innerweltlichbegebnendemseienden），即「先於自身-已存在於世界中-同時與世界裡遇到的存在者一起的存在」。
理解海德格爾的方式之一，是把他想成一位文學上的革新者，甚至是某種現代派的小說家。我已經開始寫這本書之後，偶然在珍尼特·馬爾科姆（janetmalcolm）的研究《兩種人生》（twolives）中，讀到了格特魯德·斯坦（gertrudestein）的實驗性小說《美國人的成長》（themakingofamericans）的節選。斯坦像在記述標準的家族傳奇一樣開始講，但為了能像這樣談論她的角色，她放棄了常規的寫作方式：
我總是感覺到，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更暗、更亮、更薄、更厚、更渾濁、更清澈、更光滑、更不平整、更顆粒狀、更混合、更純粹的實體……我總是感覺到，他們每個人之中的東西有很多，有很少，在他們中是整個一塊，在他們之中是一塊塊的，有時被同樣的部分維繫在一起，有時被他們中的其他東西維繫在一起……你會慢慢感覺到在他們中，一些是由某種被維繫在一起或彼此分開的團塊存在組成，他們中的團塊之間被別種的存在分開，有時則是被與他們之中的團塊幾乎完全相反的別種存在分開，一些是因為，團塊總是融化到周圍那些讓他們免於相互觸碰的存在中，一些則是因為，他們之中的存在被散佈得如此之薄，以至於他們學到的一切，想要在生活中得到的一切——全是對一切有趣事物的反應——在他們之中，真的與他們薄薄的存在毫無關係了……有些人總是完整的，儘管他們之中的存在總是黏糊糊一團，只是被一張皮膚包在一起，才成為完整的一體。
他們的「存在」，她解釋道：「可以是黏糊糊的、凝膠狀的、膠水狀的、白色不透明的東西，它可以是白色的、充滿活力的、清晰的和熱的，這對我來說，都不是很清楚。」
海德格爾可能會不喜歡斯坦的含混不清，但他也許會欣賞作者的洞見，為了避免日常感知的遲鈍影響，而把語言拉伸到了它的極限。他可能也會認出她對於角色及其「存在」的區分，要早於他自己有關本體論差異的概念。
因此，或許我們可以把海德格爾想成是一位實驗性的小說家，或是一位詩人。不過，即使拒斥了傳統哲學的明晰品性，他仍堅持自己是一位哲學家，且他的語言中可並不僅僅是典雅或者好玩。他的意圖是顛覆人類思想，摧毀形而上學的歷史，並重新開創哲學。畢竟，總體目標是如此極端、如此暴力的話，那麼，對語言做一些小小的暴力改動，也該在預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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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與時間》對傳統哲學的最大顛覆，是通過日常生活來處理此在及其存在的問題。這種方式，胡塞爾本來也採用過，但做得不夠明顯。
可以說，海德格爾給了我們穿著日常服裝的此在：沒有穿著假日盛裝，而是穿著「日常便裝」（everydayness）。其他哲學家會從一個狀態不同尋常的人說起，例如，獨自坐在房間裡，緊盯著火堆的餘燼思考——笛卡兒就是這麼開始的。接著，他們會用簡單、日常的詞彙，來描述結果。海德格爾與之相反。他在其最平常的時刻中理解此在，然後竭力用最具創新性的語言來討論它。對於海德格爾來說，此在的日常存在就在這裡：它是「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德文中是in-der-welt-sein）。
這裡，此在的日常在世存在的主要特徵是，它通常在忙著做什麼事。我一般不會傾向於沉思事物；我會把它們拿起來，然後用它們來做事。就像海德格爾所說的，如果我抓著一個錘子，通常不會去「盯著錘子-這物」（他用了一個可愛的詞dashammerding），而是去用來釘釘子。
此外，我做敲打，乃是服務於某個目的，比如為我的哲學書造一個書櫃。我手中的錘子喚起了一整套目的與情境。它揭示了此在對一切的參與：它的「操勞」（concern）。他舉例說：生產某物，運用某物，照看某物，並放任某物，以及消極性的參與，如忽視某事，或不做完某事。這些他都稱之為「匱乏的」的形式，但它們仍然是操勞的形式。它們表明此在的存在，大體而言是一種操心（care）。操勞（concern/besorgen）和操心（care/sorge）之間的差別令人困惑，但二者都表示此在深深捲入於世界中，而且它很忙。我們離克爾凱郭爾及其看法並不遙遠，那就是我不只是存在，而是在我的存在中有利害或者投入。
海德格爾繼續寫道，我的參與引導我去利用「有用之物」或「裝置」——如錘子這樣的用具。它們擁有一種特殊的存在，海德格爾稱之為zuhandenheit：「當下上手狀態」（readiness-to-hand）或「易上手狀態」（handiness）。當我正在敲打的時候，錘子於我而言擁有那種型別的存在。如果出於某些原因，我放下了錘子，並盯著它看為「錘子這物」，那麼它就是一個不同的類別：vorhandenheit或曰「現成在手狀態」（presence-at-hand）。
對於海德格爾來說，哲學家的第二大錯誤（僅次於對存在的遺忘）是討論每一事物時，彷彿它就是「現成在手狀態」。但這樣就把事物與我們大多數時候遇到它們的那種日常「操勞的」方式分開了，把它們變成了某位整天除了盯著東西看之外無事可做的不操勞主體的沉思物件。然後，我們還敢問為什麼哲學家似乎隔絕在日常生活之外！
哲學家犯這個錯誤，就會讓整個在世的存在結構有可能分崩離析，而之後，又很難再將其恢復成哪怕是與我們所認識的任何日常存在相類似的東西。與此相反，在海德格爾的在世存在裡，一切事物出現時都已經連線在一起。如果整個結構崩潰，那就是一種「匱乏的」或次級的狀態。這就是為什麼順利整合在一起的世界可以由最簡單的行動來揭示。一支鋼筆會讓人想起墨水、紙、書桌以及檯燈這一系列東西，並最終讓人想起我為誰而寫或正在寫給誰，而這每個誰都帶著他或她的目的活在世上。正如海德格爾在別的地方寫道的那樣，一張桌子不僅僅是一張桌子：它是一張家庭的桌子，是「男孩喜歡忙著做各種事」的地方，或者，也許桌子是「那次與朋友一起做那個決定的地方，那次寫那部作品的地方，那次慶祝那個節日的地方」。我們在社交上，以及在功用上都參與其中。因此，在海德格爾看來，所有的在世存在也是一種「共在」（being-with），或曰mitsein。我們與他人共居於一個「共同世界」（with-world），或曰mitwelt。
我們如何證明他人心靈存在，這個古老的哲學問題，現在已經消失不見了。早在好奇他人的心靈之前，此在就已經徜徉在共同世界中。他人是那些「在大部分情況下，一個人不會把自己與之區分的人——那些一個人也屬於其中的人」。就算存在失事在一個荒島上，或者為了躲開其他人而生活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共在也始終保有其特性，因為這些情況主要是通過談及缺失的同類此在來界定的。一位高柱苦修士的此在仍然是一種共在，但這是一種「匱乏」（共在的海德格爾很愛這個詞）形態。
海德格爾舉了一個把一切都歸在一起的例子。我出去散步，發現岸邊有一條小船。對我來說，那條船有什麼樣的存在？它不可能「僅僅」是一個物件，是供我從某個抽象的觀察角度去沉思的「船這物」。相反，我遇見的這條船，可以是（1）潛在的有用事物，處在（2）一個有一系列這種事物的世界中，即便對我沒用，也（3）處在一種這條船顯然對別人有用的情境中。這條船一下子同時點亮了功用性、世界和共在。如果我想把它僅僅視為「物件」，也可以，但這樣就破壞了日常存在。
讓人驚訝的是，哲學竟然等了這麼長時間，才等到一個人把這些事說出來。美國的實用主義者，如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charlessanderspeirce）、約翰·杜威（johndewey）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曾經把人的生命從實際、活動的角度來研究，但他們沒有海德格爾那種宏大的哲學視野，並且更傾向於運用實用主義讓哲學變得更加切合實際，而不是讓它回想起自己最偉大的任務與追問。胡塞爾的確也有著海德格爾那樣的野心，但卻把一切都遷入了他那唯心主義的洞穴之中。對海德格爾來說，那是一個致命的錯誤：胡塞爾括除了錯誤的事物。括除了存在，可這是唯一不可或缺的事物。
海德格爾是哲學的偉大轉向者。在《存在與時間》中，日常存在——而非觸不可及的宇宙論或數學——才是最「本體論的」東西。實際的操勞與操心，比反思更為原始。有用性先於沉思，「當下上手狀態」先於「現成在手狀態」，「在世存在」和「與他人共在」先於「獨自存在」。我們不是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上空盤旋，從上往下凝視，而是已經在這個世界上，並且參與其中——我們「被拋」到這裡。而「被拋性」必定是我們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