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薩特做了噩夢，海德格爾試著思考，卡爾·雅斯貝爾斯很驚愕，而胡塞爾呼喚英雄主義。
1929年時的德國，剛剛從戰爭和1923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危機中走出來，便又陷入了經濟災難，所以，海德格爾那場極富魅力的演說，進一步提升了他在德國的號召力。許多德國人感到，那個在戰爭末期以類似政變的方式接管政權的社會主義政府背叛了他們。他們竊竊地議論著猶太人和共產主義者，指責他們密謀破壞民族大業。海德格爾似乎也有同樣的疑慮，對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產生了一種幻滅和困惑感。
那幾年造訪過德國的人，都對這個國家的貧困程度，以及人民以投向極「左」和極右政黨來應對的方式，感到震驚不已。1930年初，雷蒙·阿隆來到德國後，震驚很快就變成了疑問：歐洲怎麼才能避免再次被拖入戰爭？兩年之後，年輕的法國哲學家西蒙娜·薇依周遊德國時，在一家左翼新聞報紙上發回報道，記錄了貧窮和失業如何在摧毀德國的社會結構。那些有工作的人，害怕失去工作，所以憂心忡忡。那些無力養家餬口的人，要麼四處流浪，要麼只能投靠親戚，結果把家庭關係抻到了極限。災禍可能會降臨到任何人的頭上：「你可以看到身著筆挺衣服、頭戴圓頂禮帽的年長男人在地鐵出口乞討，或用嘶啞的嗓音在街頭賣唱。」年紀大的備受折磨，而對過去一無所知的年輕人，連可以讓他們逃避現實的美好回憶都沒有。
這種形勢下，革命的可能性顯而易見，但是它會倒向何方，是共產黨還是希特勒的納粹黨，沒人能猜得出來。薇依希望會是左派，但她擔心，在令人絕望的時代，相較於社會主義者那種模糊不清的平等夢想，納粹集會上統一的制服和嚴密的控制會更具吸引力。她猜對了。1933年1月20日，保羅·馮·興登堡總統領導的那個軟弱不堪的聯合政府，在重壓之下屈服，任命阿道夫·希特勒為總理。這個曾備受奚落的邊緣人物，現在一下子掌控了整個德國及其資源。3月5日的選舉，進一步增加了納粹黨的多數席位。3月20日，一項新的授權法案賦予了希特勒近乎無限的權力。隨後，他經過一夏天的時間，將其進一步鞏固。就這樣，自杏子雞尾酒談話後阿隆力邀薩特去德國，到薩特搬去柏林的這段時間裡，這個國家已經被改變得面目全非。
最初的變化很快在春天到來，以最基本和最具侵入性的方式影響了人們的私生活。3月時，納粹授予了自己隨意逮捕可疑人員和入戶搜查的新權力，並立法允許電話竊聽和信件監控這些曾被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隱私領域。4月，他們宣佈「抵制」猶太人的生意，並開除了所有被認為是猶太人或有反納粹關係的公職人員。5月2日，工會被取締。5月10日，第一場驚人的焚書事件發生。7月14日，除國家社會黨以外，其他政黨均被正式取締。
許多德國人，以及其他歐洲各地的人，驚恐地看著這一系列事件快速發生，卻感到無能為力。波伏娃後來也驚異於她和薩特在20世紀30年代初，對納粹在德國的崛起竟然不是很擔心——後來在政治上異常活躍的兩個人尚且如此。他們會看報，她說，但那時候，他們對兇殺或怪誕的心理學事件更感興趣，諸如帕潘姐妹謀殺了僱她們做女傭的僱主，或者一對觀念傳統的夫婦帶著另一對夫婦回家，來了一場四人性愛，然後在第二天自殺了這種。與個人行為的奇聞異事相比，法西斯的崛起似乎顯得有些抽象。不過，1933年夏天，在薩特搬去柏林之前，他和波伏娃倒是和義大利的法西斯有過一次令人不安的相遇。當時，他們用義大利鐵路提供的優惠去羅馬旅行，一天深夜在羅馬鬥獸場附近散步時，突然被探照燈照住，還有穿黑衣的男人朝著他們大喊。這讓他們受到了驚嚇，但並沒有讓他們的興趣轉向政治。
之後，薩特在柏林待了一年，但由於大部分時間他都專注於研讀胡塞爾和其他人的作品，起初幾乎沒有怎麼留意外面的世界。他會跟同學一起喝酒，然後散很長時間的步。「我重新過上了無須負責的生活。」他後來在筆記中如此回憶道。隨著學年向前推移，紅黑色的橫幅、納粹衝鋒隊的集會以及定期爆發的暴力行動，愈來愈搞得人心惶惶。1934年2月，波伏娃第一次去德國看薩特時，大體上感覺德國看起來還挺正常。但當她於6月再次過去，然後和薩特一起離開柏林，途經德累斯頓、慕尼黑和納粹最喜歡的城市紐倫堡時，軍隊遊行和在街上瞥見的殘暴場景，已經讓他們急不可耐地想永遠離開這個國家。到這個時候，薩特開始做噩夢，總是夢見城市發生暴動，鮮血飛濺到一碗碗的蛋黃醬上。
薩特和波伏娃這種焦慮和不真實感混雜在一起的感受，並不稀罕。除了納粹的支援者或堅定的反對者和直接的攻擊目標外，許多德國人也有類似的混合感受。這個國家籠罩在了海德格爾所謂的「離奇感」（uncanniness）中。
有時候，受過最好教育的人，卻往往最傾向於不拿納粹當回事兒，認為他們太荒唐可笑，不可能成什麼氣候。卡爾·雅斯貝爾斯後來回想起來，認為他自己就是犯此錯誤的人之一，而在柏林的法國學生中間，波伏娃也觀察到了類似的不屑情緒。無論如何，大多數不贊同希特勒意識形態的人，很快就學會了不表達自己的觀點。如果一支納粹的遊行隊伍從街上經過，他們要麼溜之大吉，要麼一邊像其他人那樣不得已地敬禮，一邊自我安慰說，我不信仰納粹，所以這個動作不會有任何意義。心理學家布魯諾·貝特爾海姆（brunobettelheim）後來曾寫道，這一時期，幾乎沒有人會為舉起胳膊這種小事而冒生命危險——但人們那種抵抗的能力，正是這樣被一點點侵蝕掉的，最終，人們的責任心與正直感也會隨之消失。
記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納（sebastianhaffner）當時正在讀法律系，他在日記中同樣用了「離奇」（uncanny）一詞，並且補充道：「一切都發生在某種麻醉狀態下。客觀上很可怕的事情，只能激起一絲淡薄、微弱的反響。殺人如同兒戲。羞辱和道德淪喪，彷彿小事一樁，可以接受。」哈夫納認為，現代性本身要承擔部分責任：人們已經成為習慣和大眾傳媒的奴役，忘記了停下來思考，或者中斷各自的日常事務，騰出點足夠的時間來質問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
海德格爾曾經的情人兼學生漢娜·阿倫特，後來在她出版於1951年的研究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theoriginsoftotalitarianism）中認為，極權主義運動的興起，原因部分要歸咎於現代生活的分裂化，讓人們更易受到政治煽動者的影響。在別的作品中，她創造了「惡之平庸」（thebanalityofevil）這個短語，來描述個人道德意識的極端缺失。這個術語引來了一些批評，主要原因是，她把這個說法用在了種族滅絕積極分子、猶太大屠殺的組織者阿道夫·艾希曼身上，而他的滔天罪惡可不只是沒能負起責任那麼簡單。但阿倫特仍然堅持她的分析：在她看來，如果你沒有在時代要求你回應的時候給予充分的回應，那麼你展示出的這種想象力與關注力的缺乏，便與故意去犯罪一樣危險。或者說，這相當於違背了她在馬堡時從海德格爾學來的那條指令：思考！
但是，思考到底是什麼？或者，就像海德格爾後來用一篇論文的標題問的那樣，washeisstdenken？——可被翻成「什麼稱之為思考？」或「什麼需要思考？」，他在這兒玩了一個文字遊戲。人們可能覺得，海德格爾經常提醒人們要擺脫遺忘並質詢日常的實在，所以他是所有哲學家裡最有能力好好思考的人，可以呼籲他的同胞們負責任地警惕起來。
確實，他認為這正是自己做的事情。但是，他做的方式，並不是阿倫特、雅斯貝爾斯、胡塞爾或者後來的大多數讀者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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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與時間》中至少包含了一個本應被用來對抗極權主義的偉大觀念。海德格爾寫道，此在容易被一種叫dasman——「常人」（thethey）——的東西所擺佈，這是一種非個人的實體，會奪走我們為自己而思考的自由。因此，想要真實地活著，就要抵抗或戰勝這種影響。但這並不容易，因為dasman非常模糊不清。這個man在德語中的意思，不是英文裡的man（那個man在德語裡是dermann），而是中性的抽象概念，有點兒像英文中用來泛指的one或者they，比如「onedoesn'tdothat」（人不幹這事兒），或「theysayitwillallbeoverbychristmas」（人們說聖誕節之前，一切都會結束），所以，thethey大概是目前最好的翻譯，只是它聽起來好像是在指某個「在那裡」的群體，與我無關。但事實上，在海德格爾看來，dasman就是我。它無所不在而又無處尋覓；它不是確切的事物，但我們每個人都是它。和存在一樣，它隨處可見，以至於到了視而不見的程度。可如果我稍不留心，dasman就會取代我，替我做那些本該由我自己來做的重大決定。它會耗盡我的責任或「答覆」（answerability）。或者用阿倫特的說法，讓我們陷入平庸，不再思考。
如果我想要對抗dasman，必須要答覆我的「良心的呼喚」。這個呼喚，不像傳統基督教的定義所認為的那樣來自上帝，而是來自一個真正存在主義的源頭：我自己的真實自我。不過，這個聲音是我不認得，也可能沒聽過的聲音，因為它不是我習慣的「常人自我」（they-self）的聲音，而是我平常聲音的一種異化或離奇的版本。我對我的「常人自我」很熟悉，但對我未異化的聲音並不熟悉——所以，怪事出現了，我的真實聲音反倒聽上去是最陌生的。我也許聽不到它，抑或聽到了，但不知道那是我在呼喚。我可能錯把它當作來自遠方的某種東西，也許是一聲微弱而尖銳的慟哭，就像1957年的電影《不可思議的收縮人》（theincredibleshrinkingman）中被縮小的主人公無人聽到的求救聲一樣——這部電影是20世紀中葉對真實人性力量正在消失的恐慌最有力的表達之一。呼喚真實性，成為後來存在主義中的一個重要主題，這種呼喚可以被理解為是在號召「做真實的你自己」，而不是裝模作樣的自己。但對海德格爾來說，這個呼喚其實更為根本，是在要求你接受一個你從不知道自己還擁有的自我：去意識到你的存在。此外，它也是一個行動的召喚，要求你去做點兒事：做個什麼決定。
你可能覺得，這個決定對抗的是公共領域中那個「常人自我」的海妖之歌，進而抵制恐嚇以及從眾的總體趨勢。你可能會推斷，此在的真實聲音會要求你在遊行隊伍經過時，不要舉起你的胳膊。
但那不是海德格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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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海德格爾與納粹關係的謠言，已經流傳了好一陣。1932年8月，作家勒內·席克勒（renéschickele）在日記中寫道，據說，海德格爾「只跟國社黨黨員」來往。有人告訴胡塞爾，海德格爾曾說過一些反猶言論。漢娜·阿倫特也聽說了類似的故事。1932年到1933年的那個冬天，她寫信給海德格爾，直言不諱地問他是不是納粹支援者。他怒氣衝衝地在回信裡予以了否認，並強調他曾如何如何幫助過猶太學生和同事。然而，她仍然心有疑慮，結果，之後有十七年的時間，他們再無聯絡。
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時候，海德格爾似乎能夠隱藏他的觀點。與阿倫特戀愛時，她的猶太身份似乎並沒有讓他感到困擾；後來和他走得很近的伊麗莎白·布洛赫曼（elisabethblochmann），同樣有猶太血統。他曾教過的學生中許多都是猶太人，在職業生涯早期跟胡塞爾共事時，也沒有表現出任何厭惡。在那個時代，日常言論中出現些反猶說辭，其實是常見之事；因此，這類有關海德格爾的謠言，究竟意義有多大，本來可以有懷疑的餘地。
但事實證明，阿倫特把他往最壞處想是正確的。1933年4月，所有對海德格爾的猜疑，都被驅散了：他接受了弗萊堡大學的校長職位，這份工作不但需要他貫徹新的納粹法律，還要求他加入納粹黨，而他也這麼做了，並且向學生和教職工發表了振奮人心的親納粹演講。據說，有人還看到他參加了5月10日的弗萊堡焚書，在下著毛毛雨的晚上，舉著火把去了大學圖書館外廣場的火堆旁——幾乎就在他自己的哲學系的臺階上。而在私底下，他用哲學思想把筆記本填滿的同時，也穿插寫下來很多帶著納粹色彩的反猶言論。這些「黑色筆記本」在2014年出版後，進一步證實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海德格爾是納粹，至少有一段時間是，並且不是出於一時的權宜，而是因為真正的信仰。
1933年5月27日，在一個掛滿納粹橫幅的大廳裡，海德格爾對著一大群大學教職工和納粹黨員發表了就任校長的演說。如果要想感受一下他在那個時期講話和思考的方式，可以讀讀這篇演講。他的講話大部分反映的都是納粹黨的綱領，比如談到了德國學生該如何把以前那種所謂的「學術自由」，替換為勞動、軍事和「知識」服務。但他也在其中融入了獨特的海德格爾氣息，比如他解釋道，這種知識服務會讓學生把他們的存在，放置於「壓倒一切的存在裡最為嚴峻的危險之中」。就像德國大眾要面對「對其自身存在的最嚴重質疑」一樣，學生們也必須讓他們自己投身於「人民的歷史-精神世界裡這種關鍵與純粹的質問之中」。就這樣，海德格爾用他的演講歪曲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兩個深刻主題：自我質疑和自由。在當年11月的另外一次講演中，他再次強調了他所謂的「質疑」——這一次是為了附帶宣佈（按規定必須）他「對阿道夫·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政府的支援」。他還給自己制訂了狂熱的教育計劃，自願在他的托特瑙山小木屋為教師和學生舉辦夏令營。這些夏令營的目的是將身體訓練同專題討論結合起來——可以說相當於哲學上的納粹新兵訓練營了。
海德格爾的納粹主義很值得重視，因為他現在處在了一個能真正影響他人生活的位置上。這個曾經有些瘋瘋癲癲、衣著滑稽的教授，原本只為少數人撰寫優美而晦澀的天才著作，現在卻搖身一變，成了每個學生和教授都要去討好的官員。要是他願意的話，可以毀掉別人的職業生涯，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海德格爾說過，此在的呼喚可能無法辨認，但在讀過《存在與時間》的人裡，恐怕沒有幾個會想到，它聽起來竟然會像服從納粹的召喚。
他的職位還給他帶來了個人的背叛。在海德格爾必須執行並維持的那些1933年4月新規之中，有一條是凡被納粹認定為猶太人的人，都要開除其公職和大學職位。這影響到了胡塞爾：已退休的他丟掉了名譽教授頭銜以及使用大學設施的相關特權。胡塞爾的兒子吉爾哈特——在一戰中曾負傷，弟弟則為德國獻出了生命——本來是基爾大學的法學教授，也由於這一規定丟了工作。對於一個貢獻如此之多的家庭來說，這樣的新法律是一種莫大的侮辱。可海德格爾一家給予的幫助，卻僅僅是送了一束花給馬爾文娜·胡塞爾，以及一封來自埃爾芙麗德的信，她在信中強調了胡塞爾一家的愛國記錄，目的顯然是希望他們在必要之時，拿出這封信來保護自己，但是信的口吻很平淡，馬爾文娜又不是那種面對侮辱會逆來順受的人，所以氣憤不已。而在同一年，新版《存在與時間》出版時，海德格爾給胡塞爾的獻詞已經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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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朋友同樣在失望地看著海德格爾的新角色：卡爾·雅斯貝爾斯。在胡塞爾的生日宴會上相知之後，他和海德格爾關係越來越親密——也就是在那場宴會上，馬爾文娜把海德格爾稱為了「現象學的孩子」。雅斯貝爾斯住在海德堡的時候，他們雖然只是偶爾才見見面，但通訊往來和異地友情是很溫暖的。
他們有著許多哲學觀點的交流。在早年接觸到胡塞爾的思想之後，雅斯貝爾斯以他的心理學知識背景和克爾凱郭爾式的存在主義為基礎，發展起了他自己的研究。他尤其感興趣的是克爾凱郭爾對「或此或彼」的選擇和自由的研究，即我們直面兩難窘境和選擇做什麼的方式。雅斯貝爾斯把關注點放在了他所謂的grenzsituationen之上，也就是「界線境遇」（bordersituation），或者說「極限境遇」（limitsituation）。在這種時刻中，人們會發現自己受到所發生之事的束縛或限制，但同時又被這些事件推向了正常經驗的邊界或外緣。例如，你可能不得不做出「生或死」的抉擇，或者某些事物突然讓你想起你終將一死，或者某件事可能讓你意識到你不得不為自己做的事擔起責任。在雅斯貝爾斯看來，經歷這樣的情境，幾乎與存在是一個意思，克爾凱郭爾的那個存在。儘管難以承受，但它們是我們的存在中的謎團，會為我們開啟哲學探索之門。我們無法通過抽象思考來解答它們，它們必定要被經歷才行，而最終，我們要用自己全部的存在來做出選擇。它們是存在的境遇（existentialsituations）。
雅斯貝爾斯對極限境遇的興趣，多半與他早年曾面對過死亡有關。從孩提時代起，他就飽受嚴重的心臟病之苦，以至於總覺得自己有可能隨時會死。此外，他還患有肺氣腫，造成了他說話速度很慢，經常要停下來喘好久的氣。兩種疾病都意味著，他想要完成工作，就必須要小心翼翼地分配身體能量，以免造成生命危險。
正因如此，他在很多事情上都要依賴關係親密異常的妻子格特魯德（gertrud）。同許多哲學家的妻子一樣，她掌管他的日程安排，幫他處理文書，還與他合作進行研究。雅斯貝爾斯的思想，就是在與她討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幾乎與薩特後來和波伏娃合作的方式一模一樣，最大的不同是波伏娃有她自己的哲學事業。得知雅斯貝爾斯與格特魯德的合作研究後，海德格爾大為驚訝；他從來都沒想讓埃爾芙麗德如此密切地參與到他的思想生活中。對他來說，哲學就是在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裡獨自研究——或者，最多就是和專門選出來的弟子和學生一起推敲。
比起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更相信共同思考的價值。儘管他呼吸急促，但卻喜歡與人交談。漢娜·阿倫特，一位畢生的摯友，後來曾回顧了他們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那些談話：「我想起了你的書房……椅子擺在書桌旁，對面是扶手椅，你坐在上面，在雙腿上打了很多不可思議的結，隨後又把它們解開了。」海德堡以學術沙龍和社交圈子聞名遐邇：圍繞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圈子最為著名，但雅斯貝爾斯成為另一個圈子的中心。作為文化活動的焦點，他對大學的理想有著一種近乎宗教般的尊重，這讓他更加一絲不苟地做著枯燥的行政工作。他的交流理想進入了一種完整的歷史理論中：他把所有文明都追溯到西元前5世紀的一個「軸心時代」，在這期間，哲學和文化同時在歐洲、中東和亞洲爆發，彷彿一個思想的大氣泡從地球表面噴出。「真正的哲學需要交流來獲得存在」，他寫道，並補充道，「哲學家的不交流性，事實上是他思想中謬誤的判據。」
在胡塞爾的宴會上結識海德格爾之後，雅斯貝爾斯對哲學對話的熱情驅使他在1920年邀請海德格爾去海德堡參加首場「哲學會飲」，然後在1922年又是一次為期八天的逗留。第二次的時候，格特魯德不在，所以這兩個男人像孩子一樣玩起了一個星期的哲學睡衣聚會。雅斯貝爾斯被合作創辦一本期刊的想法鼓舞了——兩名編輯，兩名撰稿人——期刊會被叫作《這個時代的哲學》（thephilosophyoftheage）。它將登載他們的時代裡短小、清晰、明確的論文。這一切從未發生，但他們的計劃讓他們更加親近如朋友。一開始在信裡稱呼彼此為「教授」，而後是「海德格爾先生」和「雅斯貝爾斯先生」，到1923年後期他們就互相稱為「親愛的雅斯貝爾斯」「親愛的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比較壓抑情感；他們在一起時，他時常陷入沉默，這使得雅斯貝爾斯說得更多，以填滿談話的間斷。但海德格爾也寫信告訴過雅斯貝爾斯，友誼中的這些第一步給他一種「離奇」（uncanny）的感覺——非常海德格爾式的讚揚詞彙。
他和雅斯貝爾斯都覺得哲學需要一場革命，但對於應該採用什麼形式卻意見不一。他們對各自的風格也有分歧。海德格爾認為，雅斯貝爾斯在其研究中對錶格和欄列的狂熱是乏味的，而雅斯貝爾斯閱讀《存在與時間》的草稿時，也認為其晦暗不明。當然，還有一些兩人不和諧的早期徵兆。比如一次，有人告訴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在背後說他的壞話，於是他找他對質。海德格爾否認了，並用震驚的語調補充道：「我之前從未經歷過這種事。」這也讓雅斯貝爾斯感到困惑。這次質疑以他們二人迷惑不解和受到冒犯結束，但雅斯貝爾斯決定讓這件事過去。
困惑更多了。隨著納粹的崛起，兩人的關係中，如雅斯貝爾斯多年後在私人筆記中寫到海德格爾時說的那樣，出現了一些「讓人疏遠」的東西。雅斯貝爾斯感到與朋友疏遠了，是有理由的：他自己不是猶太人，但格特魯德是。跟其他人一樣，這對夫婦一開始也傾向於對納粹的威脅不屑一顧。他們權衡了一下通常那些考量：這些野蠻人顯然不可能長期掌權吧？即便是一位知名教授，逃離這個國家在別處重新開始，與一切給予他生命以背景的東西相分離，也是很困難的。除此之外，離開還意味著要支付懲罰性的「帝國資本外流」稅和獲取簽證。從1933年開始，卡爾和格特魯德隔一段時間就會考慮逃跑的可能性，但都沒有去做。
當上校長之前不久，海德格爾在1933年3月去拜訪雅斯貝爾斯時，發生了一個尷尬的瞬間。兩人聊起了國家社會主義的話題，海德格爾說：「人們必須步調一致。」雅斯貝爾斯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因為不想聽到他再說什麼，所以也沒有追問。那年6月，海德格爾去海德堡再次發表他有關新政權和大學的演講時，同樣住在了雅斯貝爾斯家裡。坐在聽眾中的雅斯貝爾斯注意到，對於海德格爾的言辭，學生們致以了「雷鳴般的掌聲」。至於他自己，他寫道：「我坐在邊上，雙腿在面前伸著，雙手插在口袋裡，紋絲不動。」曾給阿倫特留下深刻印象的修長雙腿，現在對海德格爾的演講發表了自己的評論。
隨後，在自己家裡，雅斯貝爾斯開始對海德格爾發表議論，「這就像1914年……」，然後像接著說，「又出現了這種欺騙性的大規模迷狂」。但他剛說完前幾個字，海德格爾便強烈地點頭贊同，所以雅斯貝爾斯便把後面的話嚥了回去。晚餐過後，聊到希特勒以及他沒受過什麼教育的話題時，海德格爾莫名其妙地說道：「教育完全無關緊要，只看他絕妙的雙手就夠了！」如果出自其他人之口，這話可能聽起來僅僅有些古怪。但出自強調手工藝和工具使用的海德格爾之口，這話就意義非凡了。吸引他的，似乎不是納粹的意識形態，而是希特勒用靈巧而堅定的雙手把這個國家打造成一種新模樣的想法。
格特魯德·雅斯貝爾斯一直害怕海德格爾來訪，但為了丈夫，她還是努力盡了地主之誼。在他來之前，她寫信給父母：「現在我必須告訴自己：你是一位東方女性，東方人懂得如何招待客人！我一定要和顏悅色，保持安靜！」她確實這麼做了，但海德格爾在離開時，卻對她很無禮，雅斯貝爾斯寫信給阿倫特說：「他甚至都沒說再見。」對於這件事，雅斯貝爾斯尤其感到無法原諒。多年以後，海德格爾聲稱他當時這麼做是因為他很「慚愧」，言下之意大概是他對自己的納粹經歷感到尷尬，但雅斯貝爾斯對這種解釋表示懷疑。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都沒有通訊，而海德格爾也再沒有踏進雅斯貝爾斯家一步。
後來，雅斯貝爾斯認為，自己可能錯在對待海德格爾太過小心了。1933年，海德格爾寄給他校長就職演說的列印版本後，雅斯貝爾斯的回信極其圓融得體：「在報紙上讀到過之後，很高興見到原稿。」他後來想，他是不是應該更有批判性一些？也許他辜負了「這個迷醉和狂熱的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或許需要一場後來人所說的那種「干預大會」，把他從他自己那裡解救出來。雅斯貝爾斯暗示，是他自己那部分沒有處理好——並把這與一種更普遍的失敗聯絡到了一起，那就是寬容、受過教育的德國人沒有勇於直面時代的挑戰。
當然，後來人（或者活到後來的人）肯定會相對更容易看清某種特定「界線境遇」會帶來什麼挑戰；但對那些正在經歷著的人來說，這樣的回溯視野並不存在。儘可能長久地保持一種儘可能平常和文明的生活，是人類的天性使然。在納粹統治下，布魯諾·貝特爾海姆後來觀察到，只有一小部分人立刻意識到了生活不可能維持不變，也就是最快逃離的那群人。貝特爾海姆自己不在他們之列。希特勒吞併奧地利後，他在奧地利被捕，先被送往達豪（dachau）集中營，接著又被送到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但在1939年為希特勒賀壽的大赦中被釋放——一次意想不到的緩刑，之後他立即去了美國。
那一年，對事件保持開放心態以及在需要做決定時能當機立斷的重要性，還被另一位存在主義哲學家探索過，這次是一個法國人：加布裡埃爾·馬塞爾。馬塞爾是一位以劇作家身份成名的基督教思想家，主要通過論文或與學生、朋友在巴黎的公寓聚會來傳遞自己的思想，最終發展出了一種具有強烈神學傾向的存在主義。他的信仰讓他和薩特、海德格爾拉開了距離，但他對歷史如何對個人提出要求抱有同樣的看法。
在他寫於1932年而發表於災難性的1933年的論文《論本體論的奧秘》（ontheontologicalmystery）中，馬塞爾寫道，人會容易囿於習慣和普遍觀念中，對財產和熟悉的場景產生一種狹隘的眷戀。因此，他敦促讀者去培養一種在面對各種境遇時，自己仍能保持「有暇」的能力。類似的disponibilité（availability，有暇性）觀念，早已被其他作家探索過，尤其是安德烈·紀德（andrégide），但馬塞爾把它變成了核心的存在主義信念。他明白這會有多稀有和艱難。大部分人都會掉進他稱之為「攣縮」（crispation）的東西中：一種緊繃、被硬殼覆蓋的生命形式——「彷彿我們每個人分泌出一種殼，它會慢慢變硬並囚禁我們。」
馬塞爾的「殼」讓人聯想到了胡塞爾所謂的累積、僵化的先入之見，在胡塞爾看來，我們應該在懸擱判斷中將其放在一邊，才能開啟通往「事物本身」的道路。在這兩種情況中，僵化的事物被清除後，下面那種顫動、鮮活的東西成了哲學家關注的物件。對於馬塞爾來說，學會以這種方式對現實保持開放心態，是哲學家的首要任務。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但哲學家是被要求無論如何保持清醒的那個人，這樣的話，如果有什麼出了差錯，他便第一個拉響警報。
海德格爾也相信要保持警覺：他決心把人們從他們的忘性中驚醒。但在他看來，警覺不是意味著去注意納粹暴力，去注意政府監視的侵犯性，去注意對同胞的人身威脅，而是意味著變得果斷和堅決地完成歷史對於有著獨特存在和命運的德國提出的要求，意味著與天選英雄的步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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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20世紀30年代初的海德格爾來說，這一切真的事關所有德國人。
我們很容易會忘記他研究中的這個部分，因為我們習慣於把哲學理解為一種提供給所有時代和地域的普遍資訊——或者至少旨在如此。但海德格爾不喜歡普遍真理或普遍人性的概念，他認為這是一種幻想。在他看來，此在並非如啟蒙哲學家所思考的那樣，可以被理性和理解的共通能力所定義。它同樣不太可能像在宗教傳統中那樣，被任何超驗、永恆的靈魂型別所定義。我們根本不是存在於一個更高的永恆層次之上。此在的存在是本地的，有著一種歷史的境遇，構成於時間和地域之中。
在《存在與時間》的最開頭，海德格爾曾許諾說，本書會把我們帶向一個盛大的終場，他屆時將論證一個終極的觀點，那就是此在的存在之意義就是時間。他沒有做到這一點，因為他沒把書寫完：我們所看到的只是第一部分。但他明確展現了他打算走的那條路。如果我們在本質上是時間的存在者，那麼真正的存在便意味著，首先，要接受我們是有限的與會死的。我們將會死去：這一最重要的領悟，就是海德格爾所謂的真正的「向死而在」（being-towards-death），在他的哲學中具有根本地位。
第二，意味著要明白我們是歷史中的存在者，並領會我們獨特的歷史境遇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在海德格爾所謂的「先行決心」（anticipatoryresoluteness）中，此在發現了「其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存在於自我放棄之中」。在那一刻，通過向死而在和直面自身命數的決心，人會從常人自我中解放出來，並獲得真實、本真的自我。
在《存在與時間》的這些頁裡，海德格爾聽上去最法西斯。毫無疑問，他寫關於死亡和決心的段落時，是在用政治術語思考。然而，即使在這兒，海德格爾的基本概念也本可能得出一種完全不同的解釋。就像他的「常人」和本真性觀念可能引導他對極權主義的洗腦進行抵制一樣，他的決心和接受必死性的觀念，本來也可能形成一種勇敢抵抗納粹及其恐嚇手段的框架。它本來能成為一種反極權式英雄主義的宣言。但很顯然，海德格爾是有意在文本中呈現了大量異常激烈的政治意涵——不過，也或許只有那些早已親納粹的人才能看出來。
海德格爾之前的一位學生漢斯·約納斯回憶說，這些迂迴的術語即便在更早的講座裡也有，只是約納斯那會兒並沒有察覺到。他沒有發現是因為他沒有被調節成那種思維方式，但回過頭再看的話——他告訴一位採訪者——他認出了講座中那種「鮮血與土地」的語言，以及在海德格爾對決心和歷史的討論中，與偶爾具有反法傾向的政治題外話和他對黑森林鄉村風俗的強調中，所具有的那種「（該怎麼說？）原始的民族主義」。在那個時候，這看起來似乎僅僅是一種古怪想法罷了。約納斯直到得知海德格爾在1933年的就職演說後，才重新評估了他對很久之前那些研討會的記憶。「我第一次意識到了海德格爾思想中的某些特徵，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腦門，然後說，‘是的，我之前漏掉了某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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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到1933年的聖誕節時，海德格爾開始感到自己並不如預想的那樣適應這個國家社會主義哲學家的公開角色。根據他自己的陳述，他最終在那個寒假裡做出決定：在下學期期末辭去校長職務。他這樣做了，辭職信的落款日期是1934年4月14日。他後來宣稱，在那之後，他便與納粹再無關聯了。他甚至還冒險做了一次小小的反叛，在1935年版的《存在與時間》中恢復了寫給胡塞爾的獻詞。不過，他堅稱，這一新的立場也讓他付出了巨大代價，因為從那時起，他開始受到納粹黨鷹犬的騷擾和監視，一直至戰爭結束。
海德格爾不喜歡談論這段時期，而他自己對1933年所發生之事的解釋，也沒有一個能讓人滿意。1945年，他僅僅用一篇短文回應了這個問題，題目是《1933/34年任職校長：事實與思考》（therectorate1933/34：factsandthoughts）。在文章中，他承認，他曾短暫地認為納粹黨提供了「一種內在自我管理和再造新人的可能性，以及一條通往發現其歷史的、西方的目的的道路」。他說，但隨後他便認識到了錯誤，並從中脫身出來。一言以蔽之，文章想要表達的就是：「哎呀，我不是故意要當納粹的。」海德格爾讓自己聽起來這般幼稚，符合自身利益。不過，同樣在1945年，當法國作家弗裡德里克·德·託瓦尼基用一瓶上好的紅酒讓海德格爾卸下戒備之後再問他「為什麼」時，海德格爾把身體向前一傾，以那種要鄭重吐露秘密的語調回答道：「dummheit」。他又一次重複了一遍，用強調的語氣說：「dummheit」。愚蠢。言下之意就是，他最嚴重的錯誤在於不諳世事。他甚至還讓向來大度的雅斯貝爾斯相信了這一點，雅氏在戰後談到1933年的海德格爾時，說他是一個「做夢的男孩」——一個被捲入了複雜到他根本無法理解的事情中的孩子。
但真相其實很不一樣。比如，在辭職之後的很長時間內，海德格爾顯然還在支援納粹。1934年8月，他向提議在柏林建立哲學學院的科學與教育部提交了自己的方案——托特瑙山訓練營的城市版本，教師和學生一起生活其中，可以追求「科學研究、消遣、專注、軍事遊戲、體力勞動、徒步、運動以及慶典」，接受一名負責人和幾位教授的指導，他們都是「政治上安全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海德格爾提交的方案被駁回了，但並非因為他呈現的方式不夠熱忱。兩年之後的1936年，當他去羅馬做一場關於詩人荷爾德林的報告時，衣領上仍然彆著納粹的胸針，甚至當他和有部分猶太血統的前學生卡爾·洛維特請了一天假，兩家人一起出去觀光遊覽時，他還一直戴著。洛維特被噁心壞了：且不論海德格爾的觀點如何，即便僅僅是為了讓朋友感到自在，他也可以順手把胸針摘下來的。
這並不是海德格爾唯一一次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展示他的硬殼——極端形式的馬塞爾「攣縮狀態」。1937年時，曾跟隨胡塞爾學習並擔任過他助手的哲學家麥克斯·繆勒，因為撰寫政治文章和為一個天主教青年會工作而招惹上了政府。弗萊堡大學的副校長西奧多·毛恩茨（theodormaunz）告訴繆勒，海德格爾被要求寫一份關於他這個學生的政治問題報告，並認為，「作為一個人、教育者和哲學家」，他在總體上還是很不錯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加了一句，說據他觀察，繆勒對政府有負面看法。如此簡單的一句話可能意味著厄運。「去找他吧，」毛恩茨對繆勒說，「只要他去掉那句話，一切就安然無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