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勒向海德格爾求助——但海德格爾卻迂腐地堅持自己的觀點，說：「我給出了唯一符合真相的答案。但是我還講了很多有理有據的好話呀。」
「那幫不了我，」繆勒回答道，「這句話還在呢。」
海德格爾說：「作為一名天主教徒，你應該知道人必須說真話。所以，我不能刪掉這句話。」
繆勒據理力爭其背後的神學，但海德格爾不為所動：「不，人家讓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我現在總不能把報告撤回來，說我絕對不會寫吧，畢竟人們已經知道我把一份報告給了大學，讓他們轉交一下。木已成舟。不要拿這個來怪我了。」
最讓繆勒驚訝的是最後這幾句話。海德格爾關心的似乎只是為他自己的行為尋找正當理由，而毫不考慮其他人面臨的危險。幸運的是，繆勒這次躲過了一劫，沒遭遇什麼嚴重後果，不過這並非因為海德格爾。他回憶了那天同海德格爾的臨別之言：「問題不是在於我可能會因此指責你，而是在於我的生存。」從此以後，他對前導師的看法就不一樣了：永遠無法忘記他所經歷的「海德格爾性格中的某種模糊性」。
在描述海德格爾時，「模糊性」這個詞還會一次又一次冒出來，不僅適用於他的性格或行為，也適用於他的哲學。從1945年開始，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便一直在試著搞清楚海德格爾的思想是否會被他的納粹主義完全否定，還是可以撇開他的個人和政治汙點，孤立地來評價其思想。有些人提出挽救某些部分，捨棄其餘部分，埋葬那些很像核廢料的危險部分，保留那些偶爾被認為有益的片段。但這似乎也不能令人滿意：海德格爾的哲學構成了一個複雜、難懂的整體，其中每一個部分都相互依存。如果你試圖把一切令人不快的東西移除出《存在與時間》，那麼整個結構就崩塌了。
更何況，海德格爾的每一種重要思想，幾乎都有某種內在的模糊性。最危險的觀念，也可以是貢獻最多的觀念——比如那些呼喚我們達至本真和「答覆感」的段落。最令人費解的是他寫mitsein（共在）的那些部分：他是第一位把這種體驗作為其哲學研究中核心一面的哲學家。他優美地寫到對他人的「煩神」（solicitude）：那些我們出於關切和同情，「奮不顧身」去幫助其他人的時刻。然而，這並沒有讓海德格爾展現出一點對那些在納粹德國遭受苦難或迫害之人的同情。他可以寫共在與煩神，但無法將其運用在歷史之上，或是他身邊之人的困境上，包括那些似乎與他很親近的人。
他無疑並不清楚他讓他的朋友們經受了什麼。許多瞭解他的人，尤其是胡塞爾、雅斯貝爾斯和阿倫特，不但被海德格爾的模糊性搞得很困惑，也被他的行為和態度傷害到了。他們無法讓自己忘了他，因此便只能為他感到苦惱。然而，他們想要努力瞭解他時，卻只瞥見了一片空白。不是說海德格爾個性很壞，漢娜·阿倫特在1949年寫信給雅斯貝爾斯時說道，而是他根本沒有個性。薩特在1944年的一篇文章中，談及海德格爾的納粹主義時，也講了一句非常相似的話：「海德格爾沒有個性；這就是事情的真相。」看起來，人類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東西，似乎是這位偉大的日常性哲學家所無法理解的。
***
整個20世紀30年代，海德格爾都在托特瑙山小木屋中沉思，在寫作與思考中掙扎前行。1935年，他痛苦地寫道：「世界在沉淪，諸神在逃離，地球在毀滅，人類被化約為大眾，對一切的創新和自由的東西感到憎恨和猜疑。」但這也是模稜兩可：他的意思是納粹要為這一切負責嗎，還是人性的普遍沉淪和大眾化，已經讓納粹主義成為某種必須？
在那幾年裡，他或許自己也感到了一些困惑，而且無疑在表達他的思想方面遇到了困難。1935年7月，他寫信給雅斯貝爾斯，說他近來在研究中完成的東西，只有一點兒「輕微的口吃」。但他一直在翻譯東西，並隨信附上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中歌隊演唱《人之頌》（odeonman）的片段。（1943年時，他還私下把這部分譯文列印出來，作為送給妻子的生日禮物。）已出版的海德格爾德語譯文的英譯本是這麼開頭的：
多種多樣的離奇當道，沒有哪一種比人更離奇。
海德格爾的思想本身現在變得越來越「離奇」。在大雪茫茫的森林裡，他開始了一次長久而緩慢的改變，即眾所周知的「轉向」（diekehre）。不過，這種轉向無法被確定到某個單一事件上，而是一種過程，把海德格爾引向一種更接地氣、更可接受、更詩性的思考方式，遠離了有關決心和果斷的討論。
不過，他賦予森林詩意，與森林息息相通，也讓他做出了一些新決定。就在考慮是否繼續擔任弗萊堡大學的校長時，他收到了柏林一所大學的任職邀請——這個選擇肯定讓弗萊堡的決定更復雜了。但他拒絕了那個職位，並在一次廣播演講中給出了理由——1934年3月7日，文字本刊登在了納粹批准的刊物《阿勒曼尼人》（deralemanne）中。
儘管其中暗含了與政治有關的意思，但這次演講完全沒有公開討論政治。他說，他不會搬去柏林，因為這會奪走他的黑森林環境——遠離「緩慢而從容地生長的樅樹，散發明亮而樸素的光輝的繁茂草地，在漫長秋夜裡奔流的山間小溪，白雪皚皚、異常質樸的平原」。當寒冬的夜晚，木屋外颳著暴風雪，他寫道，「那是研究哲學的完美時間」。並且：
就如年輕的農村男孩拖著沉重的雪橇爬上山坡，把櫸樹原木高高地堆在上面，然後在危險重重中把它拉回坡下的家；就如出神的牧人，步履緩慢地趕著牛群爬上山坡；就如農民在木棚裡把自家屋頂所需的無數片木瓦準備好，我的研究與之異曲同工。
海德格爾說，剛收到任職邀請時，他向托特瑙山上的鄰居——一位75歲的農民，後來被證實是約翰·布蘭德（johannbrender）——尋求建議。布蘭德想了一會兒——那種漫長而又周全的一會兒，據說睿智的鄉下人都喜歡這樣——然後告訴了他答案，不過不是用語言，而是輕輕搖了搖頭。有這就夠了。海德格爾不去柏林了，也不需要國際大都市的生活，不再與「令人沉醉的權力」眉來眼去，他要返回德國西南部的森林，回到高高的樹木中，回到木頭的砍伐中，以及回到小徑旁邊那些質樸的長凳上，因為在那裡，他的思考狀態是最好的——或者換句話說，因為在那裡，「所有事物都變得孤獨而緩慢」。
這些景色——恰巧很像納粹那些拙劣的田園畫中最糟糕的那種——將會指引海德格爾此後的哲學思考。
***
整個20世紀30年代，卡爾和格特魯德·雅斯貝爾斯同樣在為他們自己的決定而焦灼：應該離開德國嗎？1935年的《紐倫堡法案》（thenuremberglaws）嚴重限制了他們的生活：法律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身份，禁止異族通婚，不過業已存在的婚姻關係，比如他們夫婦的，官方則會暫時容忍。第二年時，雅斯貝爾斯因為婚姻丟掉了大學的教職。但是他們還是不願意離開。相反，他們低調行事，小心生活，就像雅斯貝爾斯因為擔心損傷重要的身體器官，而早已學會了始終小心翼翼地呼吸和行動一樣。
和他們相反，漢娜·阿倫特一開始就離開了：她得益於一次強力的警告。納粹剛剛掌權之後的1933年春天，阿倫特在柏林普魯士國家圖書館為德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研究反猶主義材料時遭到逮捕，她的公寓被搜查，她和母親被短暫收押。被釋放後，她們在連相關手續都沒有辦理的情況下便逃離德國，穿越邊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她們逃走的方法現在聽上去都神奇到有一種不真實感：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德國家庭，在邊境上有一所房子，前門開在德國，後門開在捷克斯洛伐克。這家人會邀請人們來吃飯，然後晚上讓他們從後門溜走。接著，阿倫特和她母親從布拉格去了日內瓦，借道巴黎，最終抵達紐約，並在那裡定居下來。後來接受電視採訪時，她告訴記者，大家從一開始就知道納粹德國如何危險，但理論上知道是一回事，採取行動，並將其變成「個人命運」就是另一回事了。她們活了下來。
海德格爾之前在達沃斯的辯論對手恩斯特·卡西爾連警告都沒等。他從1919年開始到漢堡教書，之後便一直生活在那裡，1933年4月的法律一通過，他就看清了事情的走向，隨即在次月和家人離開了漢堡。他先在牛津大學待了兩年，之後在瑞典的哥德堡又待了六年；當形勢看上去好像瑞典也快要落入德國之手時，他又搬到了美國，先在耶魯，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他一直活到了戰爭結束之前：1945年4月13日，在紐約，他出去散步時死於心臟病發作。
伊曼努爾·列維納斯早在納粹上臺之前就去了法國。他在索邦大學教書，於1931年成為法國公民，戰爭開始後，他報名參了軍。
胡塞爾的孩子愛莉和吉爾哈特移民去了美國。胡塞爾於1933年9月收到過南加州大學的任教邀請；他本可以成為一個加利福尼亞人。而且，我發現很容易想象出他在那裡的樣子，穿著西裝，一如既往的整潔，在棕櫚樹和驕陽下拄著柺杖遛彎——就像其他很多歐洲流亡知識分子一樣。但是，他不準備離開德國，那是他的家。馬爾文娜也堅決支援胡塞爾，同樣無畏。
在自己汗牛充棟的私人圖書館裡，胡塞爾繼續著他的研究。被海德格爾危及人身安全的學生麥克斯·繆勒，常常被海德格爾差去胡塞爾家，通常是讓胡塞爾瞭解些最新訊息，比如哲學系裡誰正在研究什麼，哪些論文正在寫作中。顯然，海德格爾不希望胡塞爾完全與世隔絕，不過，他卻從未親自去拜訪過。繆勒很高興能以這個藉口去見見偉大的現象學家。就他的所見而言，他推斷胡塞爾的確比較閉塞，而主要原因是他對外界事物不太感興趣。「他是非常喜歡獨自待著的人，而且由於他完全專注於他的哲學研究，所以和妻子不一樣，他實際上並不覺得從1933年起的那段時間是‘艱難的’。」
不過，胡塞爾其實比他表面看起來更關注世界。1934年8月，他申請去布拉格參加第八屆國際哲學大會，此次大會的主題是「哲學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他沒獲得旅行許可證，因此便寫了一封信，讓人在大會上代讀。那是一份寥寥數語卻激動人心的宣言，胡塞爾警告說，一種危機正在威脅歐洲的理性和哲學探究傳統。他呼籲，每一個領域的學者都擔起他們的責任——他們「對自己的答覆感」，selbstverantwortung——來對抗這場危機，尤其要建立超越國界的國際網路，把思想家團結起來。
1935年5月，在維也納文化協會的一次演講中，他又親自重複了一條相似的資訊——這一次他獲得了出行的許可。學者們必須聯合起來，他說，以避免滑向危險、不理性的神秘主義。「理性的英雄主義」是歐洲的唯一希望。1935年11月，他再次申請去布拉格，並獲得了批准，於是他又發表了另外一場演講，重申了類似主張。那一整年，他都在把自己的想法整合進一個更長的課題中。他在1936年1月完成了前兩部分，並以《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thecrisisoftheeuropeansciencesand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y）為題付梓。由於反猶法律禁止他在德國發表任何作品，這一著作最終刊登在了《哲學》（philosopiphia）裡——一本貝爾格萊德的國際性年鑑。
1937年8月，胡塞爾摔了一跤後，康復得不太好，在那年冬天裡，健康狀況惡化。雖然他繼續跟協作者與訪客致力於「危機」的第三部分，但還是沒能完成。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他的頭腦變得越來越差，已經很少說話，偶爾說的時候，也是這樣的話，比如「我犯了很多錯誤，但一切還是會好起來的」，或是「我在忘河裡游泳，什麼也想不起來」。然後，昔日的雄心又會閃現，讓他說出「哲學必須得從頭開始重建」。1938年4月27日，胡塞爾去世，享年七十九歲。照顧他的女護士後來對馬爾文娜說：「他去世時，就像個聖人。」
埃德蒙德·胡塞爾的遺體進行了火化，因為馬爾文娜擔心墓碑可能會被破壞公物者褻瀆。她暫時仍然住在自己家裡，守護著丈夫的骨灰，和他了不起的圖書館、他的個人文書檔案——所有都以獨特的速記筆跡寫就，包括他眾多未發表和未完成的作品，尤其是「危機」的最後一部分。
海德格爾則稱病沒有參加葬禮。
————————————————————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海德格爾：參見heidegger，letterstohiswife，55（1918年10月17日）。阿隆在德國：aron，thecommittedobserver，26。薇依在德國：weil，‘thesituationingermany’，出自formativewritings，89–147，這在97–8頁（初版於l'ecoleémancipée，1932年12月4日到1933年3月5日）。
薇依論革命的可能性：ibid.，106。信件監控等：haffner，defyinghitler，96。波伏娃關於不擔心的說法：pol，146。兇殺或怪誕的心理學事件：pol，130。
羅馬的旅行：pol，153–4。「我重新過上了無須負責的生活」：sartre，‘cahierlutèce’，出自lesmotsetautresécritsautobiographiques，907–35，這在210頁（1952——1954年寫的筆記本）。波伏娃的兩次來訪：pol，180，184（2月）；pol，191–6（6月）。蛋黃醬上的鮮血：pol，147。雅斯貝爾斯關於自己犯此錯誤的說法：jaspers，‘onheidegger’，119。波伏娃關於法國學生的說法：pol，180。至於其他人可參見haffner，defyinghitler，156，和fest，noti，42。
舉起胳膊：brunobettelheim，theinformedheart（harmondsworth：penguin，1986），268。離奇、麻醉、奴役：haffner，defyinghitler，112，126。分裂化和煽動者：arendt，theoriginsoftotalitarianism，317，478。「惡之平庸」：arendt，eichmanninjerusalem：areportonthebanalityofevil。思考！：參見arendt，thelifeofthemind，i，5。washeisstdenken？：英語將其譯為whatiscalledthinking？
常人：bt，164/126。責任/答覆：stambaugh譯作responsibility（責任），m和r譯作answerability（答覆）；bt，165/127；heidegger，beingandtime，stambaugh譯，127/124。聲音：bt，313/268。呼喚此在進入自身：bt，319/274。異化或離奇版本：bt，321/276–7。
席克勒：引用參見ott，heidegger，136。反猶言論：kisiel和sheehan，becomingheidegger，413（胡塞爾寫給狄特里希·曼克，1933年5月4——5日）。阿倫特：她的提問未能留存，但他的答案儲存了下來，在arendt和heidegger的letters，52–3（海德格爾寫給阿倫特，未標註日期，但寫於1932——1933年的那個冬天）。
焚書：ott，heidegger，189，194。「黑色筆記本」：heidegger，Überlegungen，petertrawny編，ga，94–6（2014），通常指的是theschwarzehefte（blacknotebooks），包括他從1931年到1934年的筆記。海德格爾希望它們最後放在他的選輯裡出版，它們的出版引發了很多爭論。例如參閱richardwolin，‘nationalsocialism，worldjewry，andthehistoryofbeing：heidegger'sblacknotebooks’，jewishreviewofbooks（2014年1月6日），petertrawny，‘heideggeretl'antisémitisme’，lemonde（2014年10月9日），markusgabriel，‘dernaziausdemhinterhalt’，diewelt（2014年8月13日），g.fried，‘thekingisdead：heidegger's「blacknotebooks」’，losangelesreviewofbooks（2014年9月13日），和petere.gordon，‘heideggerinblack’，newyorkreviewofbooks（2014年10月9日），26–8。全書編者的完整評論，見petertrawny，freedomtofail：heidegger'sanarchy（cambridge：polity，2015）。這一發現使德國馬丁·海德格爾協會主席günterfigal教授在2015年1月辭職，表示他不再希望代表海德格爾。關於更早的背景和海德格爾納粹主義的證據，參見ott，heidegger，和wolin編輯的theheideggercontroversy。就職演說：heidegger，‘theself-assertionofthegermanuniversity’（27may1933），williams.lewis譯，出自wolin編輯的theheideggercontroversy，29–39，引自34–6頁。亦見於當時的新聞報道，出自guidoschneeberger，nachlesezuheidegger：dokumentezuseinemlebenunddenken（berne：suhr，1962），49–57；和hanssluga，heidegger'scrisis：philosophyandpoliticsinnazi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3），1–2。宣佈：heidegger，‘declarationofsupportforadolfhitlerandthenationalsocialiststate’，11nov.1933，見於wolin編輯的theheideggercontroversy，49–52，這在51頁。夏令營：ott，heidegger，228–9，援引海德格爾1933年9月22日寫給大學教員的信。
胡塞爾的地位：ibid.，176。花和信：埃爾芙麗德·海德格爾寫給馬爾文娜·胡塞爾，1933年4月29日。這封信只以副本形式留存了下來，託瓦尼基在他的visietàmartinheidegger中轉錄，lestempsmodernes（1946年1月1日），717–24，這在717–18頁，此處引自kisiel和sheehan，becomingheidegger，411–12。關於胡塞爾的回應，參見kisiel和sheehan，412–13（胡塞爾寫給狄特里希·曼克，1933年5月4——5日），和ott，heidegger，174–7。消失的獻詞：ott，heidegger，173。
「界線境遇」：jaspers，philosophyii，178–9。活生生的，生存的境況：159，335–6。覺得自己有可能隨時會死：gens，karljaspers，50，援引格特魯德·雅斯貝爾斯寫給阿倫特的信，1966年1月10日。分配身體能量：24–7。呼吸與停下來喘：113–15。
海德格爾大為驚訝：heidegger和jaspers，theheidegger–jasperscorrespondence，162（海德格爾，寫給雅斯貝爾斯的信的草稿，1949年2月6日）。「我想起了你的書房」：arendt和jaspers，hannaharendt/karljasperscorrespondence，29（阿倫特寫給雅斯貝爾斯，1946年1月29日）。「真正的哲學需要交流」和「不交流性」：jaspers，philosophyii，100。信、拜訪和計劃：gens，karljaspers，158；heidegger和jaspers，theheidegger–jasperscorrespondence，39（雅斯貝爾斯寫給海德格爾，1922年9月6日），42（雅斯貝爾斯寫給海德格爾，1922年11月24日）。
海德格爾的沉默：jaspers，‘onheidegger’，110。離奇的感覺：heidegger和jaspers，theheidegger–jasperscorrespondence，40（海德格爾寫給雅斯貝爾斯，1922年11月19日）。需要一場革命：jaspers，‘onheidegger’，109。關於風格、對質和否認的看法：111–14。‘讓人疏遠’：ibid.，112。「人們必須步調一致」和那次演講：ibid.，117。
「這就像1914年」和雙手：ibid.，118。「現在我必須告訴自己」：kirkbright，karljaspers，148，引用格特魯德·雅斯貝爾斯寫給她父母的信，1933年6月29日。海德格爾的無禮：arendt和jaspers，hannaharendt/karljasperscorrespondence，630（雅斯貝爾斯寫給阿倫特，1966年3月9日）。「慚愧」：heidegger和jaspers，theheidegger–jasperscorrespondence，185（海德格爾寫給雅斯貝爾斯，1950年5月7日）。雅斯貝爾斯的懷疑：arendt和jaspers，hannaharendt/karljasperscorrespondence，630（雅斯貝爾斯寫給阿倫特，1966年3月9日）。「很高興見到原稿」：heidegger和jaspers，theheidegger–jasperscorrespondence，149（雅斯貝爾斯寫給海德格爾，1933年8月23日）。
辜負了海德格爾：jaspers，‘onheidegger’，118–20。意識到生活不可能繼續維持不變：brunobettelheim，theinformedheart（harmondsworth：penguin，1986），258–63。馬塞爾與攣縮：馬塞爾的文章ontheontologicalmystery，引自他的thephilosophyofexistence，1–31，尤其是27頁。
保持清醒：馬塞爾的文章conversations，引自他的tragicwisdomandbeyond，217–56，這部分在249頁。他在menagainsthumanity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g.s.fraser譯（london：harvill，1952），81–3。此在的存在之意義就是時間：bt，39/17。
「向死而在」（seinzumtode）：bt，279/235。「先行決心」：bt，351/304。放棄：bt，308/264。約納斯：hansjonas，‘heidegger'sresolutenessandresolve’，出自neske和kettering編輯的martinheideggerandnationalsocialism，197–203，這在200–1頁。
辭職：ott，heidegger，240–41，辭職信引用於249頁。恢復獻詞：ibid.，173，178。被納粹黨騷擾：heidegger，‘therectorate1933/34：factsandthoughts’，出自neske和kettering編輯的martinheideggerandnationalsocialism，15–32，這在30–32頁。「任職校長」：ibid.，17。愚蠢：towarnicki，‘lechemindezähringen’，125。「做夢的男孩」：heidegger和jaspers，theheidegger–jasperscorrespondence，186（雅斯貝爾斯寫給海德格爾，1950年3月19日）。
柏林學院提議：farías，heideggerandnazism，197–202，援引了海德格爾在1934年8月28日寫給wilhelmstuckart的信；亦見於safranski，martinheidegger，279–81。羅馬與納粹胸針：löwith，mylifeingermany，59–60。繆勒：maxmüller，‘martinheidegger：aphilosopherandpolitics：aconversation’，出自neske和kettering編輯的martinheideggerandnationalsocialism，175–95，這在189–90頁。（與berndmartin和gottfriedschramm在1985年1月的採訪）。
回應海德格爾的納粹主義：海德格爾參與其中從一開始就是眾所周知的。薩特在1944年就知道，戰後他所在德國地區的法國佔領者也知道。1962年出版的大量文獻揭示了更多事情：guidoschneeburger的nachlesezuheidegger。當我在20世紀80年代初研究海德格爾時，納粹問題並沒有凸顯，部分是因為當時普遍的觀點是，生活和個性的問題對於思考其哲學並不重要。1987年，這一點改變了，智利歷史學家victorfarías的heideggeryelnazismo（《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這部作品譴責海德格爾的整個哲學被其納粹主義汙染。隨後發生了一個「海德格爾事件」，特別是在法國，有些人認為海德格爾的哲學不受他的政治影響，其他人加入了farías的譴責。反觀德國，弗萊堡大學的歷史學家hugoott寫道：「在法國，天塌了——哲學家的天空」（rockmore，heideggerandfrenchphilosophy，155）。ott而後在1992年出版了他自己對海德格爾納粹活動的廣泛記錄，包括弗萊堡市檔案館的許多資料：martinheidegger：unterwegszuseinerbiographie（martinheidegger：apoliticallife）。這一討論熱度慢慢消退，直到一個新的「海德格爾事件」在2005年出現，當時emmanuelfaye的heidegger一書在1933——1934年的海德格爾的研討會上發現了進一步的納粹證據，同樣得出結論，其哲學被玷汙了。最近的「海德格爾事件」開始於2014年，他1931——1946年的私人筆記本（ga，94-6）出版，顯示了明確的納粹和反猶太人的意見。挽救某些部分：例如，美國哲學家marjoriegrene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參加海德格爾的講座並閱讀《存在與時間》。她為納粹問題苦惱了六十年，之後在她的aphilosophicaltestament（1995）裡寫下，她本來希望將海德格爾貶斥為不重要的，但不能，因此決定保留他的思想中至關重要的東西，把它吸收到一個「更充分的框架」，並放棄其餘的。marjoriegrene，aphilosophicaltestament（chicago＆lasalle，il：opencourt，1995），76–9。grene的heidegger（newyork：hillaryhouse，1957）是首批專門致力於海德格爾的英語書籍之一。「煩神」：bt，157–9/121–2。
沒有個性：arendt和jaspers，hannaharendt/karljasperscorrespondence，142（阿倫特寫給雅斯貝爾斯，1949年9月29日）。「海德格爾沒有個性」：sartre，‘amoreprecisecharacterizationofexistentialism’，incontat和rybalka編輯的thewritingsofjean-paulsartre，ii，155–60，這在156。對於更多論薩特的個性概念，參見webber，theexistentialismofjean-paulsartre。「世界在沉淪」：heidegger，introductiontometaphysics，40。「輕微的口吃」和「多種多樣的離奇」：heidegger和jaspers，theheidegger–jasperscorrespondence，151（海德格爾寫給雅斯貝爾斯，1935年7月1日）。這是索福克勒斯的《人之頌》，antigonev，332–75，這在332頁。海德格爾的德文版本是：vielfältigdasunheimliche，nichtsdoch/überdenmenschenhinausunheimlicheresragendsichregt（ga，13，35）。這句話可以更傳統地表達為「妙事很多，沒有比人更妙」（wondersaremany，andnoneismorewonderfulthanman，r.c.jebb譯），以及「許多事情是強大的，沒有比人更強大！」（manythingsareformidable，andnonemoreformidablethanman！，hughlloyd-jones譯）。譯為formidable或wonderful的兩個詞是deinà（deinos），意思也是terrible（可怕的）；它描繪了海德格爾後來對技術的討論。海德格爾的譯文chorliedausderantigonedessophocles，在ausdererfahrungdesdenkens，35–6；他私下印製作為埃爾芙麗德1943年的生日禮物（ga，13，246n）。
轉向：這種解釋是1963年首先由williamj.richardson提出的，他是一個非凡的美國學者，正如他所說的那樣，他發展出這一思想時，是生活在「一種準隔離狀態，作為新翻修的黑森林修道院的一群本篤會修女的牧師」。williamj.richardson，‘anunpurloinedautobiography’，出自jamesr.watson編輯的portraitsofamericancontinentalphilosophers（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9），147，援引了woessner，heideggerinamerica，200。參見richardson，heidegger：throughphenomenologytothought。從此他的解釋是最盛行的，雖然有些人的解釋與此不同：例如，參見sheehan，makingsenseofheidegger：aparadigmshift。拒絕柏林的工作，以及隨後的引用：heidegger，‘whydoistayintheprovinces？’，出自sheehan編輯的heidegger：themanandthethinker，27–30；另見編者注30n。布蘭德：參見walterbiemel，‘erinnerungenanheidegger’，出自allgemeinezeitschriftfürphilosophie，2/1（1977），1–23，這在14頁。
「所有事物都變得孤獨而緩慢」：heidegger，‘thethinkeraspoet’，出自poetry，language，thought，1–14，這在9頁。這一句已被刻在托特瑙山的一條長凳上。
「個人命運」：hannaharendt，‘whatremains？thelanguageremains’，出自p.baehr編輯的theportablehannaharendt（newyork：penguin，2003），3–22，這在5–6頁（與güntergaus在西德電視臺的採訪，1964年10月28日）。她們的逃跑：young-bruehl，hannaharendt，105–8。
胡塞爾不離開德國：vanbreda，‘dierettungvonhusserlsnachlassunddiegründungdeshusserl-archivs–therescueofhusserl'snachlassandthefoundingofthehusserl-archives’，47。「非常喜歡獨自待著」：maxmüller，‘martinheidegger：aphilosopherandpolitics：aconversation’，出自neske和kettering編輯的martinheideggerandnationalsocialism，175–95，這在186頁（1985年5月1日的採訪）。胡塞爾的布拉格信件：‘lettredem.leprofesseurhusserl：andenpräsidentendesviii.internationalenphilosophen-kongressesherrnprofessordrrádlinprag’，出自actesduhuitièmecongrèsinternationaldephilosophieàprague2–7septembre1934（prague：comitéd'organisationducongrès，1936），xli-xlv。
「理性的英雄主義」：husserl，‘viennalecture’，出自crisis，appendixi，269–99，這在290–99頁。「危機」的出版：davidcarr，‘introduction’，出自husserl，crisis，xvii。胡塞爾最後的話：ronaldbruzina，edmundhusserlandeugenfink：beginningsandendsinphenomenology，1928–1938（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04），69，引用了胡塞爾的女兒elisabethhusserlrosenberg翻譯的筆記，‘aufzeichnungenausgesprächenmitedmundhusserlwährendseinerletztenkrankheitimjahre1938’，出自胡塞爾檔案。關於胡塞爾的病，亦見於davidcarr，‘introduction’，出自husserl，crisis，xvii。「他去世時，像個聖人」：malvinehusserl和karlschumann，‘malvinehusserls「skizzeeineslebensbildesvone.husserl」’，husserlstudies5（2）（1988），105–25，這在118頁。擔心墳墓被褻瀆：vanbreda，‘dierettungvonhusserlsnachlassunddiegründungdeshusserl-archivs——（胡塞爾遺著的救援和胡塞爾檔案館的成立）’，66。海德格爾缺席葬禮：在1985年的一次採訪中，麥克斯·繆勒回憶說，海德格爾「錯過了胡塞爾的葬禮，就像他的大部分同事，因為他病了」。maxmüller，‘martinheidegger：aphilosopherandpolitics：aconversation’，出自neske和kettering編輯的martinheideggerandnationalsocialism，175–95，這在1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