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中發生了一場危機，兩次英勇的營救，以及戰爭的爆發。
從書名上來講，胡塞爾未完成的遺作《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不如《噁心》那樣引人注目。但起首的那個詞「危機」，完美地總結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歐洲。從1922年開始，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分子已經在義大利掌權超過十年。在蘇聯，隨著列寧在1924年去世，斯大林到1929年已經掌握了蘇聯的領導權。而希特勒則在1933年鞏固了第一次選舉的勝利果實，使得他的擴張野心日益清晰。1936年，西班牙內戰在左翼共和軍與弗朗哥領導的法西斯主義國民軍之間爆發。一切似乎都在密謀分裂歐洲人，把他們引向另一場戰爭。這是一個相當可怕的前景，尤其在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光是戰壕裡就有大約140萬名法國士兵戰死。由於很多場戰役都是在法國土地上打的，可以說，這個國家真的已經傷痕累累，因此，沒有人想看到戰爭重演。
法國的確有些極右組織——法蘭西行動戰線（actionfrançaise）和更新、更激進的火十字團（croix-de-feu）——但和平主義風氣讓這些組織的影響有限。小說家羅傑·馬丁·杜·加爾（rogermartindugard）在1936年9月寫信給一位朋友時，表達了一個普遍的看法：「什麼都行，絕不要戰爭！什麼都行！……甚至是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不要逼我，因為我會說：是的……‘甚至是法西斯主義出現在法國’！」波伏娃的看法也類似，她對薩特說：「戰爭下的法國必定會比納粹治下的法國更糟吧？」但薩特不同意，因為他曾近距離地見過納粹。像往常一樣，他用想象力寫下了聳人聽聞的細節：「我不希望被逼著吃了我的手稿。我不想讓納粹用茶匙把他的眼睛挖出來。」
但到1938年時，已經沒有幾個人敢對和平再抱希望。那年3月，希特勒吞併了奧地利。9月，他開始對高度德意志化的捷克斯洛伐克蘇臺德地區虎視眈眈——胡塞爾的故鄉摩拉維亞就位於其中。英法兩國領導人張伯倫（nevillechamberlain）和愛德華·達拉第（Édouarddaladier）同意了希特勒最初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希特勒視之為更進一步的鼓勵，因此在9月22日，他要求行使全面軍事佔領的權利，而這將會有效地為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其餘領土開啟大門。隨之而來的便是所謂的「慕尼黑危機」：一個禮拜期間，人們無時無刻不在聽收音機和看報紙，唯恐隨時宣戰。
對於一位具有個人主義傾向的年輕存在主義者來說，戰爭是終極的冒犯。戰爭，就像從桌子上掃落玩具一樣，威脅著要清除所有個人的想法和關懷。英國超現實主義詩人大衛·蓋斯科因（davidgascoyne），當時正擔驚受怕地生活在巴黎，他在那一週的日記中寫道：「戰爭最可恨之處在於，它讓個體變得毫無意義。」蓋斯科因一邊聽收音機，一邊試著想象轟炸機飛過天空，許多建築倒塌。眼前災難的類似景象，也像幽靈一樣徘徊在喬治·奧威爾出版於次年的小說《上來透口氣》（comingupforair）裡：廣告業經理喬治·鮑林走在郊區的街道上，想象著房屋被炮彈炸得粉碎。一切熟悉的事物似乎都要消失了；鮑林擔心，在那之後，將會只有無止盡的暴政。
薩特在《延緩》（thereprieve）中試圖捕捉危機中的情緒，這本書是他《自由之路》系列的第二卷——直到1945年才出版，但故事設定在了1938年9月23日—30日的那個關鍵一週。書裡的每個人物都在努力去適應他們可能沒什麼未來，而一切也將不復從前的想法。薩特用從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dospassos）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中借來的意識流方法，從一個人的思想滑入另一個。年輕人鮑里斯（原型是薩特先前的學生雅克-洛朗·博斯特）算計著開戰後他在軍隊裡能活多久，然後推測了他還能指望在死前吃上多少煎蛋卷。在一個關鍵時刻，當大家聚在一起用收音機聽希特勒講話時，薩特從這個場景退出來，向我們展示了整個法國，然後是整個德國和歐洲。「一億個自由的意識，每一個都知道牆壁，雪茄一明一滅的菸蒂，熟悉的面孔，而每個都在自己的責任上構建著它的命運。」
書中的嘗試並非全都有效，但薩特抓住了那一週的怪異特質，千千萬萬的人試著習慣開始一種不同的方式來思考他們的人生——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就是，他們的工程或操勞。這本書也顯示了薩特思想轉變的第一個跡象。在未來的幾年裡，他越來越感興趣的是，當人們被巨大的歷史浪潮席捲時，每一個人仍然可以保持自由和獨立。
對於薩特個人來說，令人意外的是，他在1938年竟然通過讀海德格爾為自己的焦慮找到了答案。他爬上了《存在與時間》的山麓緩坡，不過直到兩年後，他才登上更陡峭的山坡。回頭來看時，他回憶道，在那一年裡，他渴望「一種哲學，而這種哲學不僅僅會是沉思，更是智慧，是英雄精神，是神聖」。他將此比作了古希臘的一段時期，也就是亞歷山大大帝去世後，雅典人遠離了亞里士多德科學的冷靜推理，轉向了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更個人化和「更直接」的思想方式——「教他們生活」的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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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萊堡，胡塞爾已經無法目睹那個秋天的事件，但他的遺孀馬爾文娜仍住在郊區的房子裡，守著他的圖書館和汗牛充棟的遺稿、文書及未發表的著作。她當時已經78歲，獨自一人生活，雖然信仰基督新教，但卻被官方列為了猶太人，因此，她極為弱勢，但她靠著剛烈十足的人格力量，暫時把危險擋在了外面。
在那個年代初期，也就是她丈夫還活著，而納粹剛掌權之後，他們曾經討論過把他的檔案運到布拉格，因為看起來，它們在那裡似乎可能更安全些。胡塞爾曾經的學生、捷克現象學家揚·帕託什卡，願意協助安排這件事。但幸運的是，事情沒辦成，因為如果真那麼做的話，檔案將會一點兒都不安全。
在20世紀早期，布拉格已經發展成一個現象學的中心，部分原因是托馬斯·馬薩里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塞爾的朋友，他曾說服胡塞爾去跟隨弗朗茲·布倫塔諾學習。馬薩里剋死於1937年，所以沒有看到災難降臨到他的國家身上，但在此期間，他做了很多事來促進現象學的發展，還幫助布倫塔諾之前的其他學生在布拉格市檔案館蒐集老師的論文。1938年，隨著德國入侵的威脅，布倫塔諾的檔案危在旦夕。唯一讓現象學家們感到寬慰的是，胡塞爾文稿不在這裡。
但弗萊堡也不安全。這座城市靠近法國邊境，如果戰爭到來，可能會率先看到戰火。馬爾文娜·胡塞爾本來就已經只能任由納粹擺佈：如果他們決定殺進她的房子，那她更無力保護裡面的東西。
胡塞爾的《遺稿》及其遺孀的處境，引起了比利時的哲學家兼方濟各會修士赫爾曼·範·佈雷達的注意。他擬定了一份建議，敦促魯汶大學的高等哲學研究所支援重要弗萊堡文稿的謄錄工作——只能由可以閱讀胡塞爾速記文字的前助手來做。鑑於伊迪絲·施坦因已經成了卡梅爾派修女，海德格爾也與他分道揚鑣，所以，能做這項工作的人，便只有近幾年與胡塞爾一起工作過的兩人：歐根·芬克，來自附近的康斯坦茨，但現在住在弗萊堡；以及路德維希·朗德格雷伯，目前在布拉格。
範·佈雷達最開始建議就在弗萊堡當地資助這個專案，但在戰爭可能爆發的情況下，這看起來不太可取。他指出，馬爾文娜·胡塞爾堅定地繼續生活，「就彷彿納粹政權不存在一樣，也絲毫沒有表現出她就是納粹的受害者」，這確實令人欽佩，但可能會對文稿不利。1938年8月29日，當捷克危機開始醞釀，範·佈雷達去弗萊堡會見了她和歐根·芬克；他們一起向他展示了文稿集。他驚歎於手稿帶來的純粹視覺衝擊：一排一排的資料夾，裝著胡塞爾的約4萬頁速記手稿，外加一萬頁已經由他的助手轉抄出來的列印或手寫稿，而在圖書館裡，還有在近六十年裡收集到的約2700卷書和數不勝數的論文翻印，胡塞爾用鉛筆在上面記滿了筆記。
範·佈雷達說服馬爾文娜·胡塞爾必須有所行動。但回到魯汶後，他還有另一件說服工作要做：要說服他的同事同意轉移並儲存那裡的文稿集，而不只是遠端資助一個專案。做完這一切後，他返回弗萊堡，路德維希·朗德格雷伯現在也到了，把布拉格令人緊張的局勢甩在了身後。時間已是9月中旬：戰爭似乎有可能會在數週甚至幾天內爆發。
最緊要的問題是如何轉移這批東西。手稿比書更便於攜帶，而且更重要。但帶著幾千頁紙開車去邊境，肯定也不安全，因為所有文稿是用一種看起來不可讀的密碼寫成的。
一個更好的辦法是把它們帶到比利時大使館，然後裝在外交郵袋裡帶出德國，這樣就能擁有不受干預的豁免權。但距離最近且有豁免協議的部門在柏林，方向正好相反，得走不少冤枉路。範·佈雷達詢問了弗萊堡附近一座方濟各會修道院的修道士，看他們是否能隱藏手稿或幫忙偷運出來，但他們不太情願。後來，一個本篤會修女出面介入：修女安黛兒根迪絲·耶格施米特（adelgundisjägerschmidt）。她來自附近的一個呂貝女修院（liobasistersconvent），之前也是一名現象學的學生，時常無視禁止與猶太人交往的規定，在胡塞爾晚年生病期間去拜訪他。現在，她主動提出可以把手稿帶到她在康斯坦茨的修女姐妹擁有的一所小房子裡。房子靠近瑞士邊境，從那裡，她說，修女們可以把手稿一小包一小包地逐漸帶到瑞士去。
這是個讓人心驚肉跳的計劃。如果行動期間戰爭爆發，這些手稿可能會隨著邊界關閉而最終分散於兩處，一部分甚至可能會在戰爭期間遺失。修女們面臨的危險也顯而易見。不過，這看起來似乎是最可行的選擇，所以在9月19日，英勇的修女安黛兒根迪絲把4萬頁手稿裝進三個沉重的手提箱中，乘火車前往康斯坦茨。
不幸的是，儘管她的姊妹願意暫時存放這些手稿，但她們認為將其偷運過邊境太過冒險。結果，安黛兒根迪絲只得把手提箱留在她們那裡，回去告訴範·佈雷達這個壞訊息。
他又想到了那個把手稿帶到柏林的比利時大使館的主意。這就意味著，得繞到康斯坦茨去取手稿，而這一次，他親自過去了。9月22日——同一天，張伯倫與希特勒舉行了會見，並得知希特勒提高了對捷克領土的要求——範·佈雷達前往女修院。他拿到這些手提箱後，繼續乘夜間列車去柏林。你可以想象一下這有多緊張：戰爭迫近，三個重重的手提箱裡裝著看起來像是加密過的檔案，一列在黑夜裡呼嘯飛馳的火車。9月23日星期五早晨，範·佈雷達抵達柏林，並把這些箱子委託給了市中心外的一座聖方濟各修道院，然後去了大使館——但得知大使不在，也沒人能拍板決定。不過，下級官員同意在此期間幫助照管這些箱子。
因此，事情又落到了聖方濟各修會修道士們的身上，又回到了大使館裡的手提箱上。最終，9月24日星期六，範·佈雷達看著它們被鎖進大使館的保險箱後，回到弗萊堡，接著又離開德國，到了魯汶。他隨身帶了少量文本，以便儘快啟動謄錄專案。令他大鬆一口氣的是，邊境衛兵連看都沒看這難以理解的手跡，就擺手示意他通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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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這場歐洲危機得到了解決——但只是暫時。9月29日，本尼託·墨索里尼在慕尼黑安排了一次會面，與會者是希特勒、達拉第和張伯倫。9月30日凌晨，當達拉第和張伯倫向希特勒提出的更高要求讓步時，房間裡沒有一位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次日，德軍進入蘇臺德地區。
張伯倫得意揚揚地飛回英國；達拉第則充滿羞愧和恐懼地飛回了法國。下飛機時，歡呼的人群迎接他，但據說他卻咕噥著說了一句：「一群白痴！」——反正薩特聽到的似乎是這樣一個故事。最開始的寬慰感一旦過去後，法國和英國的許多人又開始懷疑協議能否持久。薩特和梅洛-龐蒂都很悲觀；波伏娃更願意寄希望於和平會佔上風。針對這件事，他們三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辯論。
但和平協議有一個副作用，那就是它削弱了把胡塞爾的檔案運出德國的迫切性。直到1938年11月，其中的大部分才從柏林運到魯汶。當手稿到達，被放在大學圖書館後，圖書館還自豪地舉辦了一場展覽。沒有人知道，兩年之後，德軍將會入侵比利時，而這些檔案也將再次面臨險境。
那年11月，範·佈雷達再次回到弗萊堡。現在，馬爾文娜·胡塞爾已決定申請簽證，準備去和她在美國的兒子和女兒團聚，但這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所以在此期間，範·佈雷達安排她搬去了比利時。1939年6月，她抵達魯汶，最終與春天時已經搬去那裡並開始工作的芬克和朗德格雷伯會合。她帶來了一大批物件：她的傢俱，胡塞爾的全部藏書（裝了六十個箱子），他的骨灰甕，以及一幅他的畫像——由弗朗茲·布倫塔諾和他的妻子艾達·馮·李本（idavonlieben）共同繪製，是胡塞爾結婚之前送給他的訂婚禮物。
與此同時，布倫塔諾的文稿——仍存放在布拉格的一間檔案館——也經歷它們自己的冒險。1939年3月，當希特勒在從蘇臺德地區向前開進，佔領捷克斯洛伐克的剩餘領土時，一幫檔案工作者和學者蒐集了大部分論文，並秘密乘坐最後一班離境民用飛機，將它們帶出了這個國家。最終，這些論文到達了哈佛大學的霍頓圖書館，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存放在那裡。少數落下的檔案，被德國士兵扔到了辦公室的窗外，基本上都遺失了。
胡塞爾的檔案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現在，大多數仍然與他的藏書一起存放在魯汶。這些檔案已經讓研究人員忙了七十五年以上，並以《胡塞爾全集》（husserliana）為題出版了一個選編版。迄今為止，這部文集包括了42卷著作選、9卷的附加「材料」、34卷各種檔案和信函以及13卷的官方英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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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去魯汶看檔案的是對胡塞爾的早期作品十分熟悉的莫里斯·梅洛-龐蒂。他在《國際哲學期刊》（revueinternationaledephilosophie）的一篇文章裡讀到有關這些未發表手稿的訊息之後，於1939年3月寫信請求與範·佈雷達神父一會，繼續研究他特別感興趣的知覺現象學。範·佈雷達熱情歡迎了他，而梅洛-龐蒂則愉快地在魯汶度過了4月的第一週，沉浸在胡塞爾曾打算加到《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和《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中去的那些未編輯和未發表的部分。
胡塞爾晚期的這些作品，與早期作品在精神上十分不同。對於梅洛-龐蒂來說，它們顯示了胡塞爾在晚年中，開始遠離他對現象學那種內在、唯心的解釋，轉而朝向了一幅不那麼孤立的圖景：人如何跟其他人一起存在於世界中，沉浸在感官體驗裡。梅洛-龐蒂甚至懷疑，胡塞爾吸收了一些來自海德格爾的思想——這種解釋不是每個人都同意。當然，他也可能受了別的影響：有可能來自社會學，也可能來自雅各布·馮·於克斯屈爾（jakobvonuexküll）對不同物種如何體驗各自「環境」（umwelt）的研究。但不論來源是什麼，胡塞爾的新思想，包含了對他所說的lebnswelt（生活世界）的反思——也就是社會、歷史和現實語境，雖然我們在其中進行活動，但卻常常將其視為理所當然，很少注意它們。雖然我們的身體很少需要有意識的關注，但那種「被具身」（beingembodied）的感覺幾乎是我們所有體驗的一部分。當我四處走動或伸手去抓東西時，我會感覺到我的四肢以及我的身體自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我從內就能感受到我的手和腳，而不必照鏡子去看它們是如何擺放的。這就是所謂的「本體感受」（proprioception）——感知到自身——這是經驗的重要一方面，但我往往只在出差錯的時候才會注意到。當我遇到其他人時，胡塞爾說，我也無疑會認為他們是存在者，有著「他們自己的周圍世界，圍繞他們活著的身體周圍」。身體、生活世界、本體感受和社會環境，都被整合進了現世存在的肌理之中。
難怪梅洛-龐蒂會在胡塞爾的新研究興趣中看到海德格爾「在世存在」哲學的跡象，以及一些其他的關聯之處。比如，胡塞爾的後期作品表明，他曾思考過文化和歷史的漫長程式，就像海德格爾一樣。但他們之間有一個巨大區別：海德格爾論存在的歷史時，他的著作中泛著一種對家園時光的渴望，哲學可以被追溯到這個失落的時代或地方，並且可以從那裡開始重建。海德格爾常常在腦海中浮現的夢想家園，是他孩提時代有著茂密森林的日耳曼世界，以及其中的手工技藝和沉默的智慧。在別的時候，它又讓他想起了古老的希臘文化，認為這是最後一段對人性進行過正確哲學思考的時期。當然，海德格爾並不是唯一一個被希臘迷住的人，這在當時，是一種德國人中的狂熱。但其他德國思想家往往會重點關注西元前4世紀時哲學與學術的繁榮，也就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時代，而海德格爾卻把那段時期視為一切開始誤入歧途的時刻。對他來說，真正與存在建立聯絡的哲學家，是前蘇格拉底哲學家，諸如赫拉克利特、巴門尼德、阿那克西曼德。不管怎樣，海德格爾書寫德國和希臘的那些著作，都有一種共同的情緒，那就是這個人渴望回到森林深處，回到童年的天真之中，回到思想紛亂的絃音最初被攪動起來的黑暗水域中，回到那種每個社會都簡單、深刻和詩意的時代。
胡塞爾沒有尋找這樣一個失落的簡單世界。他寫歷史的時候，會被更為複雜的時代吸引，尤其是那些各種文化通過旅行、移民、探險或貿易產生碰撞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他寫道，生活在單一文化或「熟悉世界」（home-world/heimwelt）裡的人，遇到了來自「陌生世界」（alien-world/fremdwelt）的人。對另外一些人來說，他們的世界是熟悉世界，而其餘的則是陌生世界。相遇後的震撼是相互的，而這會讓每一種文化都領悟到一個驚人的發現：他們的世界絕非毋庸置疑。一個希臘旅人發現，希臘的生活世界只不過是一個希臘的世界，之外還存在著印度和非洲的世界。明白了這一點，每種文化的成員就會理解，一般來說，他們是「世界內的（worlded）」人，不應該認為任何事是理所當然的。
因此，對於胡塞爾來說，跨文化接觸一般都是好的，因為這可以激起人們去反思自我。他猜測，哲學之所以起源於古希臘，並非像海德格爾想象的那樣，是因為希臘人與他們自己的存在有一種深刻、內省的關係，而是因為他們是商人（儘管有時候頗為好戰），可以經常遇上各種各樣的陌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