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音越來越近——突然間，在8月中旬一個炎熱的日子，德國人離開了。巴黎人一開始不確定發生了什麼，尤其是他們還能聽到槍聲在城市中此起彼伏。8月23日星期三，薩特和波伏娃步行到抵抗運動雜誌《戰鬥》（combat）的辦公室，去見已經當上文學編輯的加繆：他想跟他們約一篇關於解放的稿子。他們必須要經過塞納河才能到那兒，但走到了橋中間後，他們聽到槍聲四起，便倉皇逃命了。然而，三色旗此時已在窗外飛揚，第二天，英國廣播公司宣佈，巴黎正式解放。
第二天，教堂的鐘聲整整響了一夜。波伏娃在大街上走時，加入了一群圍著篝火跳舞的人。其間，有人說看到了一輛德國坦克，於是，大家立即四散逃開了，然後又謹慎地重新聚集起來。正是在這種緊張興奮的場面中，和平降臨到了法國。接下來的一天裡，在流亡歸來的自由法國領導人夏爾·戴高樂的帶領下，官方的解放遊行隊伍沿著香榭麗舍大街，一直遊行到了凱旋門。波伏娃也加入到了人群中，而薩特則站在陽臺觀看了遊行。波伏娃寫道，終於，「世界和未來被重新交到了我們手中」。
未來的第一幕是秋後算賬。對通敵者的報復開始了，起初是速戰速決的殘酷懲罰，隨之而來的是一波更為正式的審判，不過其中一些審判的結果同樣也是死刑。然而，在這個問題上，波伏娃和薩特發現，他們和加繆再次產生了分歧。經過最初的猶豫，加繆後來開始堅決反對死刑。他說，無論罪行多麼嚴重，國家執行冷酷的司法處決總是錯誤的。1945年初，在一本法西斯雜誌的前編輯羅伯特·布拉西拉赫（robertbrasillach）受審前，加繆簽署了一份請願書，呼籲法庭如果做出有罪判決的話，要對他寬大處理。薩特因為當時不在，故沒有牽涉其中，但波伏娃明確地拒絕了簽署請願書，她說，從現在開始，為了紀念那些抵抗納粹的人，並確保未來能有一個全新的開始，人們有必要做出一些艱難的決定。
不過，她倒是很好奇，所以在1945年1月19日，冒著嚴寒，踏著巴黎城中厚厚的積雪，去參加了布拉西拉赫的審判。讓她印象深刻的是，法庭經過短暫商議後，做出了死刑判決，而布拉西拉赫接受得卻很平靜。只是這也沒有改變她的觀點，在她看來，判決仍然是正確的。最終，那封請願書沒起任何作用，1945年2月6日，布拉西拉赫被執行槍決。
從此之後，每當事關這類問題時，波伏娃和薩特便會站到一起反對加繆。經過在《戰鬥》和其他地方進行了更大膽和更有效的抵抗活動後，加繆現在更加明確了自己的態度：他反對死刑、拷打和其他國家酷刑，不用再說了。波伏娃和薩特倒不是完全贊成這類事情，但他們喜歡指出複雜的政治現實以及對目的與手段的權衡。他們會問，是否真的會有那種國家實施傷害屬於合情合理的案子。如果有什麼至關重要的東西岌岌可危，為了廣大人民的未來，一些冷酷無情的行為很有必要呢？但加繆只是不停地迴歸到他的核心原則上：不拷打，不殺害——至少不是在國家的批准下。而波伏娃和薩特則認為，他們自己所持的觀點才更微妙、更為現實。
如果問為什麼幾位與世無爭的哲學家會突然變得如此苛刻，他們會說，是因為戰爭深刻地改變了他們。戰爭讓他們意識到，個人對人類整體要承擔的責任，可能比看起來更復雜。薩特後來說：「這場戰爭真的把我的生活分成了兩半。」他摒棄了自己在《存在與虛無》中說過的一些話，以及其中從個人主義角度理解的自由概念。現在，他在發展一種更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觀點，即認為人類生活具有目的性和社會性。這也正是他沒有寫出有關存在主義倫理的後續作品的原因之一：他對這個主題的想法已經改變了太多。他倒是寫過很多草稿——在他死後，被結集為《倫理學筆記》（notebooksforanethics）出版——但未能形成連貫的體系。
因戰爭而變激進的梅洛-龐蒂，同樣在拼命地試著少友善一些。掌握了惡劣對待德國人這門技藝後，在撰文主張一種毫不妥協的蘇聯式共產主義，他的熱忱現在已經遠超波伏娃和薩特。在1945年的文章《戰爭已經發生》（thewarhastakenplace）中，他寫道，戰爭早已排除了任何只想自己過小日子的可能性。「我們生活在世界裡，融合其中，與之妥協。」沒有人能超然物外；每個人的手都髒。有一段時間，「髒手」曾是存在主義圈中的一個時髦用語，帶來了一個新命令：開始工作，做點兒什麼！
因此，現在法國的戰爭既已安然結束，薩特一幫人便像靈緹犬一樣，從賽狗場上敞開的大門裡衝了出去。薩特寫了一系列文章，主張作家有保持積極和忠誠的義務；這些文章先於1947年發表在期刊上，後又在1948年以《什麼是文學？》（whatisliterature？）為題結集出版。他說，作家在世界上擁有真正的權力，他們一定不能辜負這一點。他提出了littératureengagée（介入文學）的概念——即文學要承擔政治義務。波伏娃回憶了這類任務看起來到底有多麼緊迫：讀到一些讓她激憤不已的事件後，她會立刻想：「我必須回應一下！」然後，匆忙寫一篇文章發表。她、薩特、梅洛-龐蒂以及其他朋友，短時間內迅速地寫出了大量文字，於是他們一起在1945年推出了新的文化雜誌：《摩登時代》。薩特是雜誌的名譽領導，所以很多人以為社論都是他寫的，但事實上，梅洛-龐蒂投入的精力比任何人都多，寫的很多文章都沒有署自己的名字。「摩登時代」這個名字取自查理·卓別林那部講述工人被剝削和工業化的瘋狂電影。這部電影在1936年上映時，薩特和波伏娃非常喜愛，連著看了兩遍。他們的文學創作速度，趕上了卓別林在電影中諷刺的那種步調，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摩登時代》成了法國內外推動思想辯論的偉大引擎之一，而且至今仍在發行。薩特論「介入文學」的文章，便是首先在《摩登時代》上發表的，並且為雜誌的未來歲月定下了基調。
存在主義的小說和戲劇也繼續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1945年9月，波伏娃出版了《他人之血》。薩特出版了《自由之路》小說系列的前兩卷——都在幾年前就已寫完，且故事時間都設定在1938年。這兩本小說展現了他筆下的主角馬蒂厄·德拉魯（mathieudelarue）所抱持的自由觀，逐漸從僅僅是「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這種天真的自私自利，轉向了一種更好的定義，讓他勇敢地直面了歷史所提出的要求。到1949年出版第三卷《痛心疾首》（lamortdansl'âme，英譯本有多種譯法，如《鋼鐵靈魂》《失敗》或《輾轉難眠》）時，我們看到了在法國陷落之時，馬蒂厄勇敢地保衛了某村莊的一座鐘樓。他現在把自己的自由用到了更崇高的目的之上，但失敗似乎成了他的結局。計劃中的第四卷，本來要寫他終究活了下來，並通過在抵抗運動中與同志的團結，找到了真正的自由。但不幸的是，就像薩特為他的寫作專案想好一個宏大結局後通常會發生的那樣，這一卷從來都沒有完成，只流傳出來一些片段，而且還是在很多年以後。一如《存在與虛無》中的道德問題懸而未決，《自由之路》中的自由問題也被晾到了一旁。不過，這兩部作品沒寫完，問題都不是薩特失去了興趣：而是因為他傾向於不斷改變他的哲學和政治理念。
在20世紀40年代的所有這些小說、故事和散文中，主導的情緒與其說是一種創傷後的疲倦，倒不如說是興奮。世界已經崩潰，但也正因如此，現在幾乎可以對它做任何事情。這製造了一種既激動人心又讓人害怕的情緒——這樣的情緒組合，正是戰後存在主義第一波浪潮的總體特點。
這樣的組合同樣出現在了與巴黎相去甚遠的地方。在一項1959年的戰爭經歷研究中，美國的海德格爾學者格倫·格雷回憶道，戰爭快結束時，他和他的小分隊曾路過義大利的鄉下地區，一天晚上，他停下來用蹩腳的義大利語，和一位在小屋外抽菸斗的老人聊了幾句。這次遭遇讓格雷有些悲傷，因為這個傳統的世界及其古老的平靜似乎要永遠消失了。然而，在預感到喪失這些的同時，他又覺得很振奮，有一種希望的感覺。格雷在那天晚上想，不管接下來發生什麼，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在大學學習過的那些哲學家，為戰後的世界提供不了什麼。即將到來的是一個新的現實，需要的是新的哲學家。
於是，他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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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存在主義奇蹟和瘋狂的一年開始了——所有那些瘋狂的實驗，我們已經在第一章偷偷預覽過。薩特在1945年10月發表的那次激情演講，搞得天下大亂，也搞出了一個大新聞。巴黎內外，到處都在討論他的哲學。1946年時，加布裡埃爾·馬塞爾寫道：「幾乎每一天，我都在被追問什麼是存在主義。」他補充說，「詢問這種資訊的通常是某個上流社會的女士，但明天就有可能是我的清潔女工或地鐵上的檢票員。」每個趕時髦的人都想了解它，每個現有權威機構都擔心，而每個記者看起來幾乎都在用它來謀生。
薩特的朋友鮑里斯·維昂，在他1947年的小說l'écumedesjours（被譯為《白日夢的泡沫》或《靛藍情緒》）中，便惡搞了這一熱潮。在這部超現實和戲謔的愛情小說裡，有個配角是一位著名哲學家，名叫讓-薩爾·帕特（jean-solpartre）。帕特演講時，會騎著一頭大象到達，並登上寶座，陪同的是他的配偶伯爵夫人德·毛伏娃（countessdemauvoir）。他纖瘦的身軀散發著一種非凡的光芒。聽眾們欣喜若狂，以至於他的講話都被歡呼聲淹沒了。最後，大廳因為人數太多而坍塌。大家如此踴躍地參與，讓帕特看在眼裡，喜在心裡。現實中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很喜歡維昂的諷刺，說這是一部「柔情無邊」的作品。
存在主義在左岸的聖日爾曼德佩地區找到了歸屬，而吹過小號的維昂，則是這場戲中歡慶元素的領導者。佔領快結束時，他已經和那些躲避宵禁、被稱為「青年爵士音樂迷（zazous）」的青年——為了避開宵禁時間，他們乾脆第二天才回家——一起開創了在私人公寓舉辦爵士樂派對的潮流。戰爭結束後，維昂去了新的地窖俱樂部裡演奏。他還在俱樂部的吧檯後面調變奇特的雞尾酒，並根據心情，迅速創作出或有趣或煽情或超現實主義的小說。後來，他寫了一本聖日耳曼德佩「手冊」，在其中提供了地圖，以及對可以在「地下洞穴」中找到的那些怪異「穴居人」的描述和鋼筆畫像。
在地窖和酒吧裡，哲學家真的時常與爵士樂明星勾肩搭背，跳舞到天明。梅洛-龐蒂在左岸的常客中尤為受歡迎，以他的好心情和善於調情的魅力而聞名。維昂觀察到，他是「唯一一位會真正邀請女孩去舞池跳舞的哲學家」。梅洛-龐蒂帶著朱麗葉·葛瑞科跳舞時，他還會應她的要求，一邊和她在舞池中搖來擺去，一邊教她一點兒哲學。
如果能在知名的消遣場所成功躲開新的逢迎者和記者的話，薩特和波伏娃也會跳舞。他們非常喜歡爵士樂。朱麗葉·葛瑞科最成功的歌曲《白衣大街》（laruedesblancs-manteaux），便是由薩特作的詞。她的另一首歌《馬賽的存在主義者》（marseillaiseexistentialist），歌詞則由梅洛-龐蒂、鮑里斯·維昂和安妮-瑪麗·卡扎利斯聯合創作。這首歌講述了一個遺憾但很押韻的故事：有一個人太窮，沒法在花神咖啡館賒賬；雖然讀了梅洛-龐蒂，但還是太過自由；儘管讀了讓-保羅·薩特，可還是會陷入同樣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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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存在主義文化，對於任何外圍的旁觀者來說，似乎非常巴黎，但其實，它的動力還來自對所有美國事物的熱愛，或者說至少是一種迷戀。巴黎本身依然遍地美國人，不但有解放軍隊遺留下來的軍人，還有新來的人。沒有幾個巴黎的年輕人能抵住美國服裝、電影或音樂的誘惑。而所有這一切都被佔領當局禁止，更是增加了它的吸引力——「青年爵士音樂迷」早已在美國爵士樂的伴奏下，秘密地跳了好幾個月的舞。朱麗葉·葛瑞科講過的一個故事，便很好地總結了美國音樂對這一代人的重要性。1943年，她被蓋世太保逮捕、收押，隨後又出乎意料地被釋放了。在寒冷的大街上，她穿著一條薄薄的棉布裙，走了近三十千米才到家，而在途中，她一邊走，還一邊扯著嗓子，挑釁地唱了一首美國歌曲：《彩虹之上》（overtherainbow）。
戰爭結束後，為了配合爵士、藍調和拉格泰姆音樂，人們會跑到跳蚤市場，蒐羅現成的美式服裝；其中，格子襯衫和夾克尤為受人追捧。如果21世紀的時間機器可以立刻帶你回到戰後巴黎的某家爵士樂俱樂部，你不會發現自己身處一片存在主義黑色的海洋，而是更有可能會以為你走進了一個伐木工人的集體舞會。在雅克·貝克（jacquesbecker）拍攝於1949年的電影《七月的約會》（rendezvousdejuillet）中，你可以找到對這種影響的模仿。電影中有一個在羅里昂黛俱樂部發生的盛大舞蹈場景：克勞德·盧特的樂隊在狹窄的舞臺上演奏，穿著格子襯衫的人群則在舞池裡來回蹦躂。時髦的黑色高領毛衣後來才出現——而當美國人反過來也開始趕這種時尚後，很少有人意識到，他們其實是在回敬一種服飾上的讚美。
與此同時，人們在電影院裡津津有味地看著美國的犯罪電影，從塞納河沿岸的舊書攤上購買著美國的小說。最受歡迎的是那些冷硬派作家：詹姆士·凱恩（jamesm.cain）、達許·漢密特（dashielhammett）和霍勒斯·麥考伊（horacemccoy）——麥考伊那本充滿絕望的大蕭條時代小說《孤注一擲》（theyshoothorses，don'tthey？），在1946年由伽裡瑪出版社翻譯出版。加繆在《局外人》中模仿了美國黑色小說的風格，薩特和波伏娃也是這種流派的粉絲。他們也喜歡那些難以區分流派的美國作家，如歐內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納、約翰·斯坦貝克和約翰·多斯·帕索斯——按照薩特的說法，帕索斯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許多美國書籍都被法國出版商拿來翻譯出版：「翻譯自美國（traduitdel'americain）」成了封面上最喜歡印的一句話。不過，也不是所有看起來像翻譯的書都是真的。一本名為《我唾棄你的墳墓》（ispitonyourgraves）的書，表面上是「弗農·沙利文」（vernonsullivan）所寫，並由鮑里斯·維昂翻譯，但其實是維昂自己寫的。這本在某種程度上算是因為一個打賭而寫的書，講述了一個暴力、煽情的故事，一個黑人為了給被私刑絞死的兄弟復仇，殺死兩名白人婦女，但他遭到了追捕，並最終被警察擊斃。維昂從中賺到了錢，但在第二年時也惹上了麻煩，因為蒙帕納斯有個男人在掐死女朋友後吞槍自盡，他床邊留下的正是這本小說，其中有關掐死的描述，還被鋼筆圈了出來，好像生怕會沒人注意到二者的相似之處一樣。
五年以來第一次有機會以遊客身份訪問巴黎的美國人，又像20世紀20年代那樣，再次愛上了這座城市。他們會坐在花神和雙偶咖啡館裡，會冒險走下地窖的樓梯，到夜總會去。他們會聆聽存在主義和存在主義者的演講，然後再轉述給國內的友人。有文化的紐約人開始追逐那些真正的存在主義者：薩特、波伏娃和加繆。一個接一個，都收到了跨過大西洋來紐約訪問和發表巡迴演講的邀請。他們都接受了。
第一個去的是薩特，時間是1945年1月中旬：在加繆的建議下，他作為《戰鬥》和《費加羅報》（lefigaro）的代表，加入了一個受邀訪問的法國記者代表團。（這就是為什麼他沒有參加布拉西拉赫的審判。）他去旅行了兩個月，會見了無數人，其中有一個叫多蘿麗絲·費奈蒂（dolorèsvanetti）的女人，成了他的長期情人。他的英語很蹩腳，所以不能像平常喜歡的那樣自由說話，但他仔細觀察並做了筆記，回來之後寫了很多文章。他主要關注的是社會主義問題，例如美國工人如何應對美國工廠迅猛的自動化。當時，幾乎沒有人認為技術裝置、消費主義或自動化生產技術會成為現代生活的廣泛特徵：相反，這些被認為是美國獨有的東西，而且在很多歐洲人心裡，更加凸顯了美國那種魅力無窮但也令人擔憂的形象。真的有人能適應所有這些技術嗎？這會對一個人造成何種影響？薩特驚訝地觀察到，儘管成了卓別林電影中那種工業機器的齒輪，一直被老闆逼著要轉得越來越快，可美國的工人似乎很快樂。整個美國似乎就是這樣一臺機器，而薩特很好奇的是，它是否可能這樣一直運轉下去。
20世紀40年代後期，他又來訪問了幾次，與人溝通起來也越來越自在，不過他的英語水平依然有限。1948年，薩特第三次來訪時，萊昂內爾·阿貝爾（lionelabel）——在《黨派評論》（partisanreview）的晚宴上遇到了他——驚訝地發現，英文不怎麼好的薩特話真多：他能說的不多，但嘴就是閉不上。
阿爾貝·加繆是第二個去的，在1946年3月至5月期間周遊了美國。他在旅行時比薩特還緊張，老覺得自己是個陌生人，而且總被層出不窮的小麻煩——比如搞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那又是怎麼回事，他應該做什麼——搞得很苦惱。不過，他的不安，也讓他成了一個明察秋毫的觀察者。他注意到：
早晨的果汁，全國都愛喝的蘇格蘭威士忌和蘇打水……反猶太主義和對動物的喜愛——從布朗克斯動物園的大猩猩，到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原生動物，都愛——在殯儀館，死亡和亡者以最快的速度被打扮好（「死吧，把剩下的事交給我們」），你在凌晨三點都可以到理髮店去刮鬍子……
時代廣場的廣告牌尤其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個巨大的美國大兵抽著駱駝牌香菸，吐著真正的煙氣。唯一讓他感到熟悉和安心的地方，是紐約的包釐街，當時，這裡還是一個廢棄的地區，到處是廉價的酒吧和破敗的酒店，高架鐵路線就在二層樓的高度經過，深深的陰影蓋住了下面的一切。「歐洲人會想說：‘終於，這才是現實啊。’」就像薩特觀察工人一樣，加繆既被這裡吸引，也對它感到厭惡。不過最重要的是，美國表面上看起來缺乏痛苦，讓他完全無法理解。這裡沒有什麼真正悲劇的東西。
1947年，西蒙娜·德·波伏娃開始了她的美國之旅。與薩特不同的是，她可以用英語交流和閱讀；像加繆一樣的是，她也驚訝於各種奇奇怪怪的裝置和發明。她在旅行日記中記錄了很多讓她困惑不已的現象，比如住的酒店寄送信件的方式：每層樓的電梯旁邊都有一個小滑道，你把信封塞進去後，它會滑到底下的一個盒子裡。她第一次看到這種白色的東西一閃而過時，還以為是幻覺。接下來，她去了一個報刊店，想看看怎麼從裡面的機器上買郵票，但被硬幣搞糊塗了。不過，她還是交了很多朋友，而熟悉紐約之後，她開始到全國各地做巡迴演講，其間消遣娛樂時，則去爵士樂俱樂部，或者去電影院看「驚悚片」和「滑稽片」。在芝加哥時，她認識了納爾遜·阿爾格倫，一位硬漢小說家，作品主要寫的是癮君子、妓女和美國生活的陰暗面。兩人開始了一段曖昧關係，她也墜入了愛河；之後，他們繼續做了三年情人，不過，只能隔很久才可以在美國或法國見上一面。
她對美國的反應，是那種現在已經司空見慣的警惕和欣喜交織的情緒。她被誘惑了：美國「物資充裕，有著無限的視野，是一臺放著傳奇影像的瘋狂幻燈機」。美國是未來——或至少是未來的一個可能版本。蘇聯提供的那個對立版本，也同樣吸引她，但目前來說，美國無疑更強大。因為它更自信，不但富足，還有原子彈。
但是，美國生活中，也有一面著實讓薩特、波伏娃和加繆感到震驚，那就是種族不平等，而且不只是在南方。第一次旅行後，薩特在《費加羅報》寫道，「不可接觸」和「不可見」的黑人，在街頭出沒時，從不會與你目光相對；就彷彿他們看不見任何人，而你也不應該看到他們。在後來一次訪問的啟發下，他創作了一部探討美國種族主義的戲劇——《恭順的妓女》（therespectfulprostitute），這個故事取材於真實事件，兩個黑人被判強姦兩名白人妓女，雖然證據不足，但他們還是遭到了處決。波伏娃也一樣，不過與其說是被她遭遇的人而震驚，倒不如更確切地說，是對沒有遇見什麼人而驚訝，因為這兩個世界很少會產生交集。她自己去了黑人聚居的哈萊姆，絲毫沒有理會白種紐約人擔憂的警告，說她去那兒會有危險。其他法國遊客也拒絕習慣這種對很多美國白人來說似乎再自然不過的種族分隔。1949年，朱麗葉·葛瑞科與爵士音樂家邁爾斯·戴維斯（milesdavis）開始了一段曖昧關係，在去紐約拜訪他時，他不得不警告她說，他們不能像在巴黎一樣公開出門。人們會罵她是「黑人的妓女」，她的事業有可能毀於一旦。
與此相反的是，許多美國黑人來到戰後的巴黎後，非常感激這種被當作一個基本的人來尊重的經歷。不只是尊重，他們還經常被視為偶像，因為法國年輕人很喜歡美國黑人的音樂和文化。有些人決定就此留在這裡，有幾個甚至還對存在主義產生了興趣，在它的自由哲學中發現了值得認可的東西。
這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早已在美國憑藉小說《土生土長》（nativeson，1940）和《黑人男孩》（blackboy，1945）成名的理查德·賴特。仍然在紐約時，賴特便認識了薩特和加繆，後在1947年，波伏娃住在他家時，他和妻子又與西蒙娜·德·波伏娃成了特別好的朋友。他在那一年的日記中寫道：「這些法國男人和女人太會想，太會寫了；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他們對於人類困境的感受，實在太敏銳了。」同樣，他的法國訪客也很欣賞他那些真實講述黑人在美國成長經歷的半自傳作品。加繆安排伽裡瑪出版社的人翻譯了他的書；薩特則委託他為《摩登時代》撰稿。賴特費盡力氣搞到簽證，親自去了法國之後，也立即愛上了那裡。正如美國的很多細節讓法國人驚訝一樣，巴黎的怪異之處同樣讓賴特感到高興：「門把手竟然在門中央！」他安排了更長時間的居留，最終定居在了這座城市。
雖然歐洲人對美國人的方式感到困惑，但也很享受如此熱烈的歡迎：美國是（現在依然是）一個非常歡迎新觀念和潛在名人的國家。薩特那張以「女人被迷暈」為題的照片出現在《時代》雜誌上一年之後，波伏娃被《紐約客》譽為了「你見過的最漂亮的存在主義者」。關於存在主義的文章，出現在各種報紙和文化期刊上：《紐約郵報》《紐約客》《時尚芭莎》以及《黨派評論》——知識分子最喜歡的讀物——紛紛發表介紹薩特、波伏娃和加繆的文章，還附帶了各自著作的節譯。法國流亡者讓·瓦爾（jeanwahl）為《新共和》的1945年10月刊撰寫了《存在主義：前言》的文章。不過，伴隨這些入門指南和前言一同出現的，還有一些溫和的諷刺。1948年，《紐約時報雜誌》轉載了英國《觀察家》週刊的保羅·詹寧斯（paulf.jennings）一篇對存在主義的惡搞，名為《事物的物性》（thingnessofthings）。文章描述了一個叫皮埃爾-瑪麗·溫徹（pierre-marieventre）的人所倡導的「抵抗主義」哲學，這種哲學致力於理解為什麼事物老是會阻礙和挫敗人類，比如它們在地上絆倒我們，或者丟了之後拒絕被找到。溫徹的口號是「leschosessontcontrenous」——「事物在反對我們」。
關於存在主義者，有一件事嚴重地困擾著美國的知識分子，那就是他們對美國文化的品位很差勁——比如熱愛爵士樂和藍調，或者對南方腹地那種聳人聽聞的謀殺案感興趣，或者喜歡描寫殺手和精神病人的拙劣作品。但即便他們選擇的那些層次更高的美國小說，也值得懷疑，因為美國文化人不太欣賞他們自己的現代小說家，而是更喜歡普魯斯特的細膩曲折——雖然薩特對他深惡痛絕。早期的存在主義普及者威廉·巴雷特在《黨派評論》中寫道，薩特的小說可以作為「可怕的提醒：你不可能把斯坦貝克和多斯·帕索斯當作偉大小說家來讀而絲毫不受他們的毒害」。所有這類書裡面那些「乏味而無意義的對話，在酒吧和舞廳進進出出的人物」，會造成不好的影響。評論家杜披（f.w.dupee）在這個問題上也總結道，法國人對福克納的喜好，與其說是在恭維美國文學，不如說是表現了「法國的品位和理性正在經歷一場可怕的危機」。
美國人和法國人對存在主義的思考方式，也出現了分歧。對於20世紀40年代的法國人來說，存在主義往往被視為嶄新、奔放、性感、大膽的思想。對美國人來說，它卻讓人想起了骯髒的咖啡館和陰暗的巴黎式街道，而這就意味著舊歐洲。因此，雖然法國媒體將存在主義者描述為有著駭人性生活的叛逆青年，但美國人經常把他們視為蒼白、悲觀的靈魂，被克爾凱郭爾式的恐懼、絕望和焦慮困擾著。這一形象深入人心。即使到了現在，特別是在英語世界，「存在主義者」這個詞，也會讓人想起一個黑色的人物形象，緊盯著一杯濃縮咖啡的底部，太過沮喪而痛苦，甚至都沒法翻看一本書角已經皺皺巴巴捲起來的《存在與虛無》。理查德·賴特是很早就開始質疑這種形象的少數派之一，在第一次見到存在主義者後，他寫信給朋友格特魯德·斯坦說，他不明白為什麼美國人要堅持認為這是一種陰鬱的哲學：對他來說，存在主義意味著樂觀和自由。
早年的美國讀者如果不會法語的話，想自己去評判存在主義，很少會有什麼原創資料可以參考。截至那時，只有一些薩特和波伏娃作品的片段被翻譯過來，而且其中既不包括《噁心》，這本書最早到1949年才由勞埃德·亞歷山大（lloydalexander）翻譯過來，以《安託萬·羅岡丹的日記》出版；也不包括《存在與虛無》，這本書要到1956年時，才會由黑茲爾·巴恩斯翻譯過來。
如果說有關法國存在主義的準確資訊很難獲得，那麼學習任何有關開啟這一切的德國思想家們就更難了。少數試圖糾正這種不平衡的人之一，是海德格爾的前學生兼情人漢娜·阿倫特，她當時已經身在美國，為一些猶太難民組織工作。1946年，她分別為《國家》（thenation）和《黨派評論》寫了兩篇文章。其中的《法國存在主義》（frenchexistentialism），解開了一些關於薩特和其他人的謎團。另一篇《存在主義哲學是什麼？》（whatisexistenzphilosophy？），則總結了雅斯貝爾斯和海德格爾的思想，試著把存在主義追溯到它的德國根源之上。
但是，這個時候要告訴人們，你見到過的那位最漂亮的存在主義者和能把人迷暈的薩特，他們的思想其實承繼自德國人，是一件難事。就連在法國，也很少有人願意承認這一事實。更何況，海德格爾還不是普通的德國人。如果這位梅斯基爾希的魔術師能用法術抹掉他自己的過去，估計每個人都會更快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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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面具，車燈：beauvoir，wartimediary，42–3（1939年9月3日）。「薩特的菸斗」和防毒面具：ibid.，43–6（1939年9月3日）。塗黑窗戶：ibid.，58（1939年9月11日）。
變灰：koestler，scumoftheearth，40。「異國」：camus，notebooks1935–1942，170（1940年3月）。「沒有未來」：ibid.，176（時間不明，但約在1940年初）。薩特整天寫作：beauvoir，adieux，387–8。乒乓球：sartre，quietmomentsinawar，97（薩特寫給波伏娃，1940年3月6日）。「如果戰爭繼續以這種緩慢的節奏進行」：sartre，witnesstomylife，312（薩特寫給波伏娃，1939年10月24日）。寄書：beauvoir，wartimediary，153（1939年11月4日），和sartre，witnesstomylife，409（薩特寫給波伏娃，1939年12月15日）。
博斯特：beauvoir，wartimediary，295（1940年6月30日）。「瘦弱的胸膛」：merleau-ponty，‘thewarhastakenplace’，出自senseandnon-sense，139–52，這在141頁。阿隆：aron，thecommittedobserver，66。梅洛-龐蒂在醫院：emmanuellegarcia，‘mauricemerleau-ponty：vieetœuvre’，出自merleau-ponty，Œuvres，27–99，這在43–4頁。波伏娃離開巴黎的旅途：beauvoir，wartimediary，272–6（1940年6月10日）。搭乘一輛德國卡車返回：290（1940年6月30日）。
「我好像」：guéhenno，diaryofthedarkyears，51（1941年1月7日）。納粹在巴黎：beauvoir，wartimediary，288（1940年6月30日）。「令人反感」：pol，464。煮東西：pol，511。在床上穿著滑雪褲：pol，474。在班上：504。「我旨在簡化生活」：pol，504。頭巾：亦見於beauvoir，wartimediary，166（1939年11月11日）。中產階級說教：pol，465。
閱讀黑格爾和克爾凱郭爾：beauvoir，wartimediary，304（1940年7月6日）；pol，468–9。亦見於beauvoir，ethicsofambiguity，159。閱讀海德格爾：sartre，wardiaries，187（1940年2月1日）；sartre，‘cahierlutèce’，出自sartre，lesmots，914；亦見於cohen-solal，sartre，153。
「我已開始寫」：sartre，quietmomentsinawar，234（薩特寫給波伏娃，1940年7月22日）。她的信到了：234（薩特寫給波伏娃，1940年7月23日）。他的眼睛：sartre，wardiaries，17（17nov.1939）。一隻眼睛瞎了：sartre，‘self-portraitatseventy’，出自sartreintheseventies（situationsx），3–92，這在3頁。逃跑：cohen-solal，sartre，159。
他自己的皮膚是邊界，和「在我自由之後的第一個晚上」：sartre，‘thepaintingsofgiacometti’，出自situations[iv]，177–92，這在178頁。薩特對波伏娃的埋怨：pol，479–80。吃她的燉菜：pol，503–4。
弄丟了公文包：cohen-solal，sartre，166。「敗於不知道該做什麼」：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231頁。波朗的詩：paulhan，‘slogansdesjourssombres’，lefigarolittéraire（1946年4月27日）。參見corpet和paulhan，collaborationandresistance，266。三色旗：guéhenno，diaryofthedarkyears，101（1941年7月17日）。梅洛-龐蒂和「在壓迫之下」：cohen-solal，sartre，164；bair，simonedebeauvoir，251–2；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231頁。學校與畫像：瑪麗安·梅洛-龐蒂，個人通訊。騎腳踏車的假期：pol，490–91。關於他們拜訪紀德、馬爾羅和其他人，被解釋為抵抗運動：lévy，sartre，291–2。
薩特摔了個四腳朝天：pol，491。牙：495–6；505。「讓座」和「但別去幻想」：sartre，‘parisundertheoccupation’，出自theaftermathofwar（situationsiii），8–40，這在11頁（初版於lafrancelibre，1945）。蓋埃諾拒絕指路：guéhenno，diaryofthedarkyears，195（1943年2月22日）。梅洛-龐蒂變得粗魯：merleau-ponty，‘thewarhastakenplace’，出自senseandnon-sense，139–52，這在141–2頁。猶太朋友：pol，512，525。
「你打電話給」：sartre，‘parisundertheoccupation’，出自theaftermathofwar（situationsiii），8–40，這在15–16頁。「那正是一種虛無」：pol，535。「我住進法國旅館」：jamesbaldwin，‘equalinparis’，出自thepriceoftheticket，113–26，這在114頁。遇見熱內：pol，579–80；亦見於beauvoir，adieux，272。遇見加繆：pol，539。「一個簡單、快樂的靈魂」：561。有趣、情緒化：foc，61。2013年，發現一封加繆寫給薩特的簡訊，確認了他們早期友誼的溫暖：參見grégoireleménager，‘camusinédit：「monchersartre」sortdel'ombre’，lenouvelobservateur（2013年8月8日）。
加繆的父親：參見那部自傳性小說，camus，thefirstman，55；todd，camus，5–6。匱乏的世界：camus，thefirstman，158。「過上若干年」：camus，notebooks1935–1942，3（1935年5月）。
太陽：參見camus，‘threeinterviews’，出自lyricalandcriticalessays，349–57，這在352頁。（與gabrield'aubarède為lesnouvelleslittéraires所做的採訪，1951年5月10日）。《局外人》中的太陽：camus，theoutsider，48，51，53。
「世界溫柔的冷漠」：ibid.，111。小說的靈感來自於加繆在1937年在中歐旅行的經歷，他感到迷茫，因為他不能說當地的語言或知道如何行事：參見camus，notebooks1935–1942，45。「即使在虛無主義的邊界之內」：camus，‘preface’（1955），themythofsisyphus，7。亦參見davidcarroll，‘rethinkingtheabsurd：lemythedesisyphe’，出自e.j.hughes編輯的thecambridgecompaniontocamus（cambridge：cup，2007），53–66，尤其是53–7頁。西西弗：homer，odyssey，bookxi，593–600。
「略帶驚愕的疲乏」：camus，themythofsisyphus，19。為什麼要繼續活著：11–13。「你必須設想西西弗成開心的」：ibid.，111。「無限地放棄了一切」：kierkegaard，fearandtrembling，45。
足球、「聲稱在提供」和休謨：sartre，‘theoutsiderexplained’，出自criticalessays，148–84，這在173頁。薩特的例子是橄欖球，但我改動了它，以尊重加繆踢足球的事實。
「第一稿」：williambarrett，‘talentandcareerofjean-paulsartre’，partisanreview，13（1946），237–46，這在244頁。
「虛無」：bn，48。「氣窩」：gabrielmarcel，‘existenceandhumanfreedom’，出自thephilosophyofexistence，61。皮埃爾不在：bn，33–4。
不存在的200法郎：bn，35。沒有奶油：這個笑話在http：。「我什麼都不是」：bn，48。眩暈：bn，53，56。
賭徒：bn，56–7。鬧鐘：bn，61–2。「許多對抗痛苦的護軌」：bn，63。服務員：bn，82。
《奇怪的腳步聲》：chesterton，‘thequeerfeet’，出自theannotatedinnocenceoffatherbrown（oxford＆ny：oup，1988），64–83。「呂西安不能忍受猶太人」：sartre，‘thechildhoodofaleader’，出自intimacy，130–220，這在216頁。自欺從非實體中：bn，503。
「我不曾擁有過偉大的愛情」：sartre，existentialismandhumanism，48。事實性：bn，501。極端處境：bn，574。
「講的是自由」：beauvoir，adieux，184。「太像散文家」：hayman，writingagainst，198，引自paris-soir的評論（1943年6月15日）。
為什麼不現在就休息呢？：beauvoir，‘pyrrhusandcineas’，出自philosophicalwritings，77–150，這在90頁。孩子和戀人：ibid.，97–8。
刺痛：pol，579。
「世界和未來」：pol，598。隨後的事件：595–6。加繆關於處決的說法：camus，‘neithervictimsnorexecutioners’，24–43。艱難的決定：beauvoir，‘aneyeforaneye’，出自philosophicalwritings，237–60，特別是257–8頁。關於布拉西拉赫的審判，參見alicekaplan，thecollaborator（chicago＆lond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0）。
「這場戰爭真的把我的生活分成了兩半」：sartre，‘self-portraitatseventy’，出自sartreintheseventies（situationsx），3–92，這在48頁。倫理學：bn，645，和sartre，notebooksforanethics，d.pellauer譯（chicago＆lond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2）（cahierspourunemorale，1983）。「我們生活在世界裡」：merleau-ponty，‘thewarhastakenplace’，出自senseandnon-sense，139–52，這在147頁。作家必須不辜負他們的權力：sartre，whatisliterature？andotheressays（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184。關於薩特在這個時代如何成為一個強大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記述，參見patrickbaert，theexistentialistmoment（cambridge：polity，2015）。「我必須回應一下！」：foc，56。
《摩登時代》這個標題來自卓別林：foc，22。關於連著看了兩場和喜歡這部電影：pol，244。梅洛-龐蒂在《摩登時代》：vian，manualofsaint-germain-des-prés，141。《自由之路》第四卷：一些片段於1949年在《摩登時代》發表，之後連同未發表的手稿頁被收集形成第四卷ladernièrechance。關於薩特最終一卷將解決自由之謎的聲稱：michelcontat，‘generalintroductionforroadsoffreedom’，出自sartre，thelastchance：roadsoffreedomiv，177–97，尤其是193頁，引用了龔達對薩特的採訪，l'express（1959年9月17日）。龔達的導論（195）還引用了1974年的一次未發表的採訪，薩特說，波伏娃的《名士風流》是「1950年時我設想的《自由之路》的真正結束，但是用了另一種視角」。
格雷在義大利：j.glenngray，thewarriors：reflectionsonmeninbattle（lincoln，ne：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1998），19–22，（初版於1959年）。「幾乎每一天」：marcel，‘testimonyandexistentialism’，出自thephilosophyofexistence，67–76，這在67頁（underground改成了métro）。
「柔情無邊」：foc，93。維昂的手冊：vian，manualofsaint-germain-des-prés。
「唯一一位會真正邀請」：ibid.，141。跳舞和哲學思考：gréco，jesuisfaitecommeça，98–9。《馬賽的存在主義者》：gréco，jujube，129；亦參見cazalis，lesmémoiresd'uneanne，125。《彩虹之上》：gréco，jesuisfaitecommeça，73。
麥考伊：horacemccoy，theyshoothorses，don'tthey？，最初出版於1935年，被翻譯為onachèvebienleschevaux（paris：gallimard，1946）。多斯·帕索斯：sartre，‘onjohndospassosand1919’，出自criticalessays（situationsi），13–31，這在30頁。亦見於他的文章‘americannovelistsinfrencheyes’，atlanticmonthly（1946年8月），和波伏娃的‘anamericanrenaissanceinfrance’，在她的‘theuselessmouths’andotherliterarywritings，107–12。亦見於richardlehan，adangerouscrossing：frenchliteraryexistentialismandthemodernamericannovel（carbondale＆edwardsville，il：southernillinoisuniversitypress；london＆amsterdam：feffer＆simons，1973）。維昂與模仿犯罪：jamessallis，‘introduction’，vian，ispitonyourgraves，v–vi。
薩特論美國的機械化和工人：sartre，‘asadnesscomposedoffatigueandboredomweighsonamericanfactoryworkers’，出自wehaveonlyislifetolive：theselectedessaysofjean-paulsartre1939–1975，ronaldaronson和adrianvandenhoven編（newyork：nyrb，2013），108。初版於combat（1945年6月12日）。稍後證實，fbi也密切注視記者，尋找鬧事的傾向。參見cohen-solal，sartre，242–3。薩特從不閉嘴：lionelabel，‘sartreremembered’，出自robertwilcocks編輯的criticalessaysonjean-paulsartre（boston：g.k.hall，1988），13–33，這在15頁。加繆關於旅行的記述：舉個例子，參見camus，‘deathinthesoul’，出自lyricalandcriticalessays，40–51，描述了一次在布拉格茫然的逗留。
「早晨的果汁」和駱駝牌香菸：camus，‘therainsofnewyork’，出自lyricalandcriticalessays，182–6，這在184頁。「歐洲人會想說」和缺乏痛苦：camus，americanjournals，42–3。波伏娃寄信、買郵票：beauvoir，americadaybyday，25。關於美國讀者通過陌生人的眼睛看到自己，她也發表了‘anexistentialistlooksatamericans’，newyorktimesmagazine（1947年5月25日），收錄在philosophicalwritings，299–316。「驚悚片」和「滑稽片」：beauvoir，americadaybyday，36，214。
「物資充裕」：foc，25。「不可接觸者」和「不可見者」：sartre，‘returnfromtheunitedstates’（t.deneansharpley-whiting譯），出自gordon編輯的existenceinblack，83–9，這在84（初版於lefigaro，1945年6月16日）。波伏娃在哈萊姆：beauvoir，americadaybyday，1999，44–5。葛瑞科和戴維斯，jesuisfaitecommeça，135。
「這些法國男人和女人如何」：michelfabre，richardwright：booksandwriters（jackson＆london：universitypressofmississippi，1990），141（引自雜誌，1947年8月5日）。亦見於cotkin，existentialamerica，162。「門把手」：rowley，richardwright，336。簽證困難：328–9。「女人被迷暈」：‘existentialism’，time（1946年1月28日），16–17；「最漂亮的存在主義者」：newyorker，23（1947年2月22日），19–20。關於美國人對這個時代的存在主義的總體接受，參見fulton，apostlesofsartre，和cotkin，existentialamerica，尤其是105–33頁。《黨派評論》：partisanreview，13（1946）。參見cotkin，existentialamerica，109，和cohen-solal，sartre，271。《新共和》：jeanwahl，‘existentialism：apreface’，newrepublic（1945年10月1日），442–4。「事物的物性」：paulf.jennings，‘thingnessofthings’，spectator（1948年4月23日），和newyorktimesmagazine（1948年6月13日）。見cotkin，existentialamerica，102–3。
「可怕的提醒」和「乏味而無意義的」：williambarrett，‘talentandcareerofjean-paulsartre’，partisanreview，13（1946），237–46，這在244頁。見cotkin，existentialamerica，120–23。「法國品味的危機」：f.w.dupee，‘aninternationalepisode’，partisanreview，13（1946），259–63，這在263頁。存在主義者的陰鬱形象：參見，例如，bernardfrizell，‘existentialism：post-warparisenthronesableakphilosophyofpessimism’，life（1946年6月7日）；以及johnlackeybrown，‘paris，1946：itsthreewarphilosophies’，newyorktimes（1946年9月1日）。見fulton，apostlesofsartre，29。關於賴特把存在主義看作是樂觀的：rowley，richardwright，246，326–7。
阿倫特的文章：arendt，‘frenchexistentialism’和‘whatisexistenzphilosophy？’，均在arendt，essaysinunderstanding，163–87，188–93。原版發表於partisanreview，13（1）（1946）和nation，162（1946年2月23日）。亦見於walterkaufmann，‘thereceptionofexistentialismintheunitedstates’，salmagundi，10–11，兩期關於‘thelegacyofthegermanrefugeeintellectuals’（1969年秋——1970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