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海德格爾發生了轉變，也遭到了反對，以及幾次尷尬的見面會發生。
1945年的德國，是一個無人想去的地方。倖存者、孤獨計程車兵和各種流離失所者，在城市和鄉村中游蕩。難民組織努力幫著人們回家，佔領軍則在基礎設施幾乎完全毀壞殆盡的情況下，努力維持著秩序。成堆的廢墟經常因埋於其中的屍體而散發著一股股的惡臭。人們到處蒐羅食物，在臨時開墾的田地上種植蔬菜，在露天生火做飯。除了那些被殺死的人之外，大約有1300萬至1500萬德國人因轟炸和被破壞而無家可歸。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在戰後到德國旅行，看到那些在科隆等地的廢墟邊遊蕩的人們時，把他們比作了那些踉蹌著走過失落的城市遺蹟的沙漠游牧民。但人們，尤其是一群群的trümmerfrauen（廢墟女人），已經開始在佔領士兵的監督下，清除石頭和磚塊。
集中營裡那些流離失所的人們，經常要等待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去別的地方。許多德國士兵依然音信杳無；有些人徒步穿越了整個國家，蹣跚著往家走。與他們同行的，還有1200多萬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中東歐國家驅逐的德意志民族同胞；他們同樣只能推著裝滿身家財產的小貨車和手推車，走回德國。這一時期，在歐洲徒步跋涉的人，數量非常令人吃驚。我有一個朋友的祖父，就是從丹麥的戰俘營走回到了匈牙利。在埃德加·萊茲（edgarreitz）1984年的系列電影《故鄉》（heimat）中，有一個年輕人曾徒步從土耳其走回了他在萊茵蘭的村莊，這個場景其實並不像看起來那麼不可思議。不過，其他許多人仍然在遙遠的地方滯留了多年，親屬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哪兒。
1945年所有那些失聯的人中，包括了海德格爾的兩個兒子約爾克和赫爾曼。兩人都是蘇德戰場上計程車兵，當時都在蘇聯的戰俘營。他們的父母不知道他們是死是活，只能在惴惴不安中等待。
自從1934年辭去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後，馬丁·海德格爾基本上一直保持低調。讓他在一戰期間免於服役的心臟狀況，繼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部分時間裡，免去了他受召服任何兵役的義務。他仍然在大學教書，但由於覺得自己遭到了誤解和惡劣的對待，所以只要有時間，他就會跑到托特瑙山上的小屋裡。1941年，朋友馬克斯·科默萊爾（maxkommerell）曾去看過他，據他描述，海德格爾曬得很黑，眼睛中有種迷惘，「淡淡的笑容中帶著那麼一點點的小瘋狂」。
1944年底，隨著同盟國軍隊的迫近，納粹政權下令德國全民動員，包括那些以前被免除兵役的人。當時55歲的海德格爾，被派去與其他人一起在阿爾薩斯附近挖戰壕，以抵禦法國的先遣部隊。雖然這隻持續了短短幾個星期，但與此同時，他也採取預防措施，把手稿藏到了更安全的地方，以備入侵。有一部分已經存放到了梅斯基爾希銀行的保險庫裡，他的兄弟弗裡茨在那裡工作；其餘的則被他藏在附近畢廷根（bietingen）的一座教堂塔樓裡。1945年4月，他甚至寫信給妻子，提出了一個計劃，說要把數卷手稿放進一個秘密洞穴，然後將其封上，再把記錄洞穴位置的寶藏圖委託給少數幾人保管。如果他真這麼做過的話，我們沒有找到證據，但他確實曾把手稿搬來搬去。海德格爾的預防措施並非毫不理智：弗萊堡在空襲中受損嚴重，托特瑙山上的地方不夠大，也不夠保險，無法安全存放太多東西。況且，他也可能擔心有些資料會證明他有罪。
他只隨身保留了一小部分手稿，包括最近寫的關於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的著作。海德格爾非常痴迷於閱讀荷爾德林，這位多瑙河地區偉大的本地詩人，1770年在勞芬（lauffen）出生，終生患有間歇性癲狂，他的許多富有遠見的詩歌，其背景都是當地的風景，同時也喚起了古希臘的理想化形象——這種結合一直讓海德格爾著迷。另外一個對他如此重要的詩人，是更為躁動不安的格奧爾格·特拉克爾（georgtrakl），這位奧地利人是個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吸毒者，在1914年去世時年僅27歲，他的怪誕詩歌裡充斥著獵人、年輕女人和在月光下穿過靜謐森林的藍色怪獸。海德格爾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兩位詩人的作品裡，籠統地探討了詩性語言如何能召喚出存在，併為它在世界上開啟一個位置的問題。
1945年3月，同盟國軍隊抵達了弗萊堡，而海德格爾則離開了這裡。他安排了系裡的哲學家和學生到威爾頓斯坦（wildenstein）避難，這座壯麗的城堡聳立在波隆（beuron）附近多瑙河邊的懸崖上，離梅斯基爾希不遠（碰巧也離錫格馬林根城堡不遠，維希政府的成員逃離法國後，德國人把他們趕到這裡，進行了一場《十日談》一般怪誕的避難）。威爾頓斯坦的所有者是薩克森-邁寧根（sachsen-meiningen）的親王和王妃；王妃是海德格爾的情人。這也許是埃爾芙麗德·海德格爾沒有一起去的原因；她留在了弗萊堡，照看他們位於柴林根郊區的家。同盟國軍隊到達後徵用了房子，因此，有一段時間，她會和西里西亞的難民及一位法國中士的家人一起住在這裡。
與此同時，一小群大學難民——大約十位教授和三十名學生，大多是女性——已經騎車穿過黑森林，隨後，海德格爾騎著兒子的腳踏車也追上了他們。他與王妃及其丈夫一起住在附近看林人的小屋裡，把這裡當成了家，而其餘的人爬上了童話般的城堡。整個1945年5月和6月，即使在法國人抵達該地區後，哲學家也幫著從周圍的田地裡帶回乾草，並在晚上用演講和鋼琴獨奏來娛樂彼此。6月底，他們在看林人的小屋裡舉行了告別派對；海德格爾給他們講了講荷爾德林。愉快的幾個月結束後，快活的一幫人回到了弗萊堡，毫無疑問，全都面色紅潤，身體健康。但海德格爾到達弗萊堡時，卻發現家裡住滿了陌生人，城市已處在法國的管轄之下，而他也被全面禁止授課。他的敵人把他舉報了，說他是一個有嫌疑的納粹同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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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天住在多瑙河附近時，海德格爾又寫了幾部新作品，包括一部哲學對話，他標註的日期是1945年5月8日——德國正式投降的日子。對話的題目是《夜間對話：在蘇聯戰俘營中的一個年輕人和一個年長者之間》（eveningconversation：inaprisonerofwarcampinrussia，betweenayoungerandanolderman）。這兩個人物是戰俘營中的德國囚犯，對話開始時，他們在森林裡被強制勞動了一天，剛剛回來。
年輕人對年長者說，「今天早上我們去工作場所的時候，在沙沙作響的浩瀚森林中，我突然強烈地感受到了某種治癒的東西。」他很疑惑，這個治癒的東西是什麼？年長的人說，這可能是來自那浩瀚中的某種「無窮無盡」的東西。他們繼續聊了下去，聽起來非常像兩個海德格爾在對談：
年輕者：你的意思可能是在浩瀚中盛行的寬廣，給我們帶來了一些使我們自由的東西。
年長者：我不僅是在說浩瀚中的寬廣，也是在說這個浩瀚引領我們走出來後繼續前進。
年輕者：森林的寬廣向外擺盪了一段隱蔽的距離，但同時又向我們擺回來，且沒有到我們這裡便停下。
他們繼續試著去定義這種治癒力量，想搞清楚它如何把他們從年長者描述的那種「籠罩在我們的土地上及其不知所措的無助之人身上的破壞」中解放出來。
「破壞」（devastation/verwüstung）成了他們談話中的關鍵詞。原來，他們指的不僅是最近發生的事件，還指一種侵蝕了地球幾個世紀，把一切變成「荒漠」（wüste，與verwüstung同源）的破壞。它在某個工人階級的天堂，和那片工於算計、技術先進、「為了物盡其用一切都可供監督、安排有序、去向明晰」的敵方土地上，收穫最大。後者當然說的是美國；與同時代的薩特和其他歐洲人一樣，海德格爾也很自然會把美國與技術及大規模生產聯絡在一起。對話結束時，年輕人說，不用徒勞地試圖去「解決」如此規模的大破壞，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因此，他們繼續待在那裡，就像德國版的弗拉季米爾和愛斯特拉岡，在荒涼的景緻中等待著。
這是典型的海德格爾式文本，充滿了對資本主義和圖謀不軌的外邦的牢騷——顯然流露出了漢斯·約納斯所謂的「某種‘鮮血與土地’的立場」。不過，文字中也包含了一些動人和美麗的畫面。讀的時候，你很難不聯想起海德格爾兩個失蹤的兒子，也不知他們到底身在東方的何處。這篇對話，生動地描繪了德國的破壞狀況，以及廢墟之上的德國心態：混雜著經歷創傷後的悲痛、木然、怨恨、苦澀和謹慎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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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天，重新回到弗萊堡那種前途未卜的生活中後，海德格爾在11月時，偷偷驅車到梅斯基爾希和康斯坦茨湖附近的鄉下，取回了先前藏匿在那裡的手稿。為他提供幫助的是年輕的法國哲學愛好者弗雷德里克·託瓦尼基，他曾去過海德格爾的家裡，並和他成了朋友。當時，德國平民未經官方允許，仍然不能旅行，因此以防萬一被攔截下來，託瓦尼基找了個司機，還弄來了一份看著很官方的文書。海德格爾則拿著一個空包坐在後座上。半夜時，在烏雲密佈和電閃雷鳴中，他們出發了。
可車還沒開出20千米，車頭的一盞燈便閃了一下，滅掉了。在滂沱大雨中，要看清黑乎乎的樹林間的道路非常難，不過他們依然繼續前進。接著，一支舉著三色旗的法國巡邏隊，在黑暗中出現了；幾位旅人不得不停下來，做了一番解釋。警衛仔細檢查過他們的檔案，又指出他們的後車燈也壞了之後，擺擺手放了他們。重新上路後，他們依舊小心前行。海德格爾兩次要求司機停在荒郊野外的兩座房子前，而且兩次都拿著包下了車，走進房子，然後又滿面笑容地揹著裝了檔案的包走出來。
第二盞車頭燈也閃了。託瓦尼基試著拿手電筒照路，但沒什麼用。突然間，汽車猛地衝下道路，撞到了路堤上。檢查過受損狀況後，司機說輪胎破了。他們都從車上下來，等著司機換備胎，但備胎跟這輛汽車根本不匹配。海德格爾饒有興致地在一邊看著——在所有的新哲學話題中，他最喜歡的就是技術。他沒有去幫忙，而是帶著頑皮的神情，搖著一根手指說：「技術啊。」他顯然很享受。但無論如何，司機還是修好了車輪，他們便坐上車，駛往最後一站畢廷根。
這時已是早晨，海德格爾在朋友家裡安頓下來，打算休息休息。備受折磨的託瓦尼基，則搭車回弗萊堡，重新安排了一輛車。但回到弗萊堡時，迎接他的卻是埃爾芙麗德圓睜的怒目：他把她丈夫弄哪兒去了？不過，大家最後還是達成了共識，他沒有辜負自己的朋友：海德格爾後來回想起這次幫忙，心中滿是感激之情，並把他翻譯的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歌隊合唱（裡面有論人的奇特性那段話）的一份副本，送給了託瓦尼基。他在上面寫道：「紀念我們去康斯坦茨的探險。」
但海德格爾的好心情沒能維持多久，因為現在，他要不得不經歷一段漫長的等待，才會收到去納粹化委員會和弗萊堡大學的裁決。到他獲准再次執教時，四年已經過去了，1949年3月，他最終被宣佈為mitläufer（同路人），之後，從1950年起，他重新恢復了教學工作。這充滿了未知數的五年很艱難，而且第一年時，他的心裡還一直牽掛著不知所終的兩個兒子。結果，1946年初，他的心理徹底崩潰了，於2月時被送往巴登維勒的巴斯療養院靜養康復。有好一陣子，看起來海德格爾彷彿要步他的偶像荷爾德林和特拉克爾之後塵。但是，在熟悉他哲學語言和思想風格的精神病醫生的治療下，他慢慢有了好轉。3月，兩個兒子在蘇聯還活著的訊息傳來，也對海德格爾的恢復十分有益。不過，他們最終回到家之前，還有一段更加漫長的等待。1947年時，赫爾曼因染病而被釋放，但是大兒子約爾克，到1949年時仍然在押。
1946年春天，海德格爾出院，轉到了托特瑙山的小屋中繼續恢復。1946年6月和1947年10月，記者史蒂芬·西曼斯基（stefanschimanski）分別見了他兩次，據他描述，海德格爾顯得沉默寡言、孤孤單單，並且雖然當時是夏天，但出來迎接他時，海德格爾卻穿著沉重的滑雪靴。他似乎不願被人打擾，只想獨自待著寫作。西曼斯基第二次來拜訪時，海德格爾已經半年沒有去過弗萊堡了。「他的生活條件很原始，書也很少，與世界的唯一聯絡是一摞信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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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戰爭之前，海德格爾的哲學思考就已經發生了改變。他放棄了決斷性、向死而在以及其他令人振奮的對此在的個人需求方面的寫作，把筆鋒轉向了有關體貼和接納、等待、敞開心扉的需要——也就是貫穿於戰俘對話中的那些主題。這一變化，被稱為海德格爾的kehre（轉向），不過，這個轉向並非像單詞本身所暗示的那樣是一種突然的翻轉，而是一個慢慢調整的過程，就像站在麥田裡的人慢慢察覺到微風從他背後的麥子中間吹過，進而轉過身去聆聽一樣。
海德格爾轉向的過程中，越來越關注語言、荷爾德林和希臘人，以及詩歌在思想中的作用。他還反思了歷史發展和他所謂的machenschaft（謀制）或technik（技術）的興起，也就是與過去的傳統相比，那些對待存在的現代行為方式。他這裡的「謀制」（machination），指的是所有東西都被製造得像機器一樣，即工廠自動化、環境開發、現代管理和現代戰爭中體現出的態度。秉承著這種態度，我們開始肆無忌憚地挑戰地球，讓地球乖乖交出我們想要從它那兒得到的東西，而不是像農民或工匠那樣，耐心地把東西雕琢或哄誘出來。我們欺壓萬物，逼著它們交出東西，而最殘酷的例子就是在現代採礦業中，一塊土地要被迫交出它的煤或石油。更過分的是，我們很少會立即把所攫取的東西一下子用光，而是將它轉換成一種抽象的能量形式，儲存在發電機或倉庫裡。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隨著原子技術製造的能量被儲存在發電站，就連物質本身也受到了這種方式的挑戰。
有人可能會指出，耕種土地的農民同樣是在迫使土地產出穀物，然後再把穀物儲存起來。但海德格爾認為，這種活動完全不同。在最初草擬於20世紀40年代末的演講論文《關於技術的問題》（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中，海德格爾說道，農民是「把種子置於成長力量的照管中，然後監督它增長」。或者說，至少在現代農業機械帶著提高產量的許諾，噴著熱氣、燒著燃料到來之前，農民是這麼做的。在現代的這類迫使-交出中，大自然的能量不是經過播種、照料後，最終被收穫，而是被解鎖和轉換後，以某種不同的形式儲存起來，等待著被分配出去。海德格爾使用了一些軍事意象：「一切都被命令要處於待命狀態，要立即就可以使用，事實上，就讓它站在那裡，好能隨時等待進一步的命令。」
這是一個駭人的逆轉。在海德格爾看來，人類已經變得十分駭人。人是可怕的：可怕在希臘語中是deinos（這個詞還是dinosaur——恐龍——的詞根，dinosaur直譯過來是「可怕的蜥蜴」），索福克勒斯在寫那段合唱，說到人類獨有的奇怪或離奇特質時，用的就是deinos。
這一過程甚至威脅到了意向性的基本結構：心靈伸向作為其物件的事物的方式。海德格爾說，當某個東西處於「隨時待命」或「準備就緒」的狀態時，它便失去了成為一個合適物件的能力。它不再區別於我們，也無法抵抗我們。結果，現象學本身受到了現代人那種佔據地球的挑戰性、破壞性方式的威脅。這可能導致終極災難。如果我們獨自「處於無物件性之中」，那麼我們自己將會喪失我們的結構——我們也將被一種「準備就緒」的存在模式吞沒。我們甚至會吞噬自己。海德格爾引用了「人力資源」一詞，來作為這種危險的證據。
在海德格爾看來，技術的威脅超過了戰後年代的實際恐懼：機器失控、原子彈爆炸、輻射洩漏、流行病、化學汙染。相反，這是一種針對現實、針對人類本身的存在論威脅。我們害怕災難，但災難可能已經在路上了。不過，還有希望。海德格爾祭出了他的荷爾德林：
但在有危險的地方，亦生長著拯救的力量。
如果我們適當地關注技術，或者更確切地說，關注對於我們及我們的存在，技術可以揭示出什麼，我們就能窺見人類「歸屬」的真理。從此處開始，我們或許能找到一條前進的道路——海德格爾老是這個樣子，他的意思其實是——倒退回歷史的源頭，在過去中尋找一個長期被遺忘的復興之源。
隨後的多年裡，他繼續致力於這一研究。以上大多數想法都包含在了《關於技術的問題》的完整講稿中。1953年，他在慕尼黑髮表了這份演講，而聽眾中在座的，就包括原子物理學家維爾納·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這個人當然很懂物質能量的迫使-交出。
與此同時，海德格爾還在修改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撰寫的其他著作，其中一些為人類在地球上的作用提供了一個更積極的視野。一篇是《藝術作品的起源》（theoriginoftheworkofart），經過修訂後，收錄在了1950年出版的《林中路》裡。在其中，他利用了從中世紀德國神秘主義者艾克哈特大師（meistereckhart）那裡借來的一個概念：gelassenheit，可以翻譯成「放開」或「泰然任之」。
「泰然任之」是海德格爾後期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指的是用不插手的方式來關注事物。這聽起來很簡單。海德格爾問道：「有什麼能比讓一個存在是其所是更容易呢？」但是，這一點都不簡單，因為它不僅僅是指默然轉身離開，讓世界自生自滅，而是我們必須轉向事物，但要以一種不會「迫使」它們的方式。相反，我們要允許每個存在都「依賴於其自身的存在」。
這是現代技術做不到的地方，但有些人類活動確實具備這個特點，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藝術。海德格爾筆下的藝術，是一種詩歌形式，他認為這是最高的人類活動，不過，他使用的「詩歌」一詞是廣義上的，遠不止把字詞排列成詩行。他把這個詞溯源至其希臘詞根poisis——製作或手工——並在此引用荷爾德林，說：「人詩意地棲居於大地之上」。詩是一種存在的方式。
詩人和藝術家「聽任事物存在」，但他們也讓事物出來，並顯示自身。他們協助事物慢慢進入「無蔽」狀態（unverborgenheit），這是海德格爾對希臘詞altheia的翻譯，這個詞通常被譯為「真理」。不過，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真理，而不僅僅是表述與現實之間的一致，比如我們說「貓在墊子上」，然後指著一塊上面有隻貓的墊子。早在我們能這麼做之前，貓和墊子都必須要「從遮蔽中出來」。它們必須不再隱藏自身。
讓事物不再隱藏自身，是人做的事：這是我們獨特的貢獻。我們是一片「林中空地」（clearing），是疏朗處（lichtung），是一塊敞開、亮堂的林中空地，存在者在這兒可以像樹林裡的小鹿一樣，靦腆地站出來。或者，你也許應該把這想象成存在者就像一隻園丁鳥在灌木叢中清整出來的場地上那樣，來到林中空地上跳舞。雖然把林中空地等同於人類意識有些過於簡單化，但差不多是這個意思。我們通過意識到它們，來幫助事物出現在亮光之下，而且我們是以詩意的方式意識到了它們，也就是說，我們是帶著尊重去關注它們，允許它們展現自己本來的面貌，而不是屈從於我們的意志。
海德格爾在這裡沒有使用「意識」一詞——他在早期著作中也一樣——因為他想讓我們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思考自身。我們不要把心靈想成一個空曠的洞穴，或者是一個充滿事物表象的容器。我們甚至不該像布倫塔諾的早期現象學中說的那樣，把它想成是射出意向的「關涉性」之箭。相反，海德格爾把我們帶入他的黑森林深處，要求我們想象陽光從一道縫隙透過來。我們留在森林裡，但我們提供了一個相對開放的地方，可以讓其他的存在者在上面曬會兒太陽。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一切會依然待在灌木叢中，甚至對自身都是隱藏狀態。或者換個比喻，就不會有地方讓存在者從他們的殼裡出來。
在1980年的電視節目《宇宙》中，天文學家卡爾·薩根（carlsagan）開頭便說道，人類雖然與星星一樣，都是由同一種東西構成，但人類有意識，因而是宇宙用來「瞭解自身的一種方式」。與此類似，梅洛-龐蒂引用他最喜歡的畫家塞尚的話，說道：「風景在我之內思考它自身，我就是它的意識。」這很類似於海德格爾認為的人類對地球的貢獻。我們不是由屬靈的虛無構成的；我們是存在的一部分，但我們也帶來了一種獨特的東西，雖然不是很多，只是一小塊空地，上面或許還有小路和長凳，一條類似於海德格爾小時候坐在上面做作業的那種長凳，但通過我們，奇蹟發生了。
學生時代的我在閱讀海德格爾時，最吸引我的正是這類東西——雖然他很難理解，但我尤其對這個「轉向」後的海德格爾欽佩不已。《存在與時間》時期中，那些關於錘子和裝置的更務實的研究相當不錯，但沒有現在這種更深刻、更令人困惑的美。晚期的海德格爾是在自己書寫詩歌的一種形式，不過，他像任何一個哲學家那樣，繼續堅稱事物本來就是如此；這可不僅是一種文學把戲。但如今再次閱讀他，一半的我會說：「簡直一派胡言！」可另一半的我，又會再次被迷住。
除了美之外，海德格爾的晚期寫作也同樣令人感到困擾，因為其中關於「人的本質」的概念，越來越偏向神秘主義。如果把人說成是一塊空地或者說林中空地，或一種「泰然任之者存在」和詩意地棲居於大地上的方式，那麼，這似乎說的根本不是任何我們認識的普通人。曾經的「此在」，現在已經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像人，而是呈現出了一種森林的特徵。把自己想成是植物或地質的構成物，或者景觀中的空地，確實有誘惑力——但是，這樣的此在還能打造一套書架嗎？在薩特愈發關注世界上的行動和參與的問題時，海德格爾幾乎完全放棄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自由、決斷和憂慮，不再對他有太大影響。人類本身已經變得難以分辨，而且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生出這種想法的哲學家，尚且還沒有令人信服地撇清他與那些犯下20世紀最嚴重反人類罪行的人之間的關係。
話說回來，即使是那些最熱衷於海德格爾的人，也必定會偷偷感覺到，時不時地，他在胡說八道吧（hetalksthroughhishat）。《藝術作品的起源》中經常被提及的部分，與帽子（hat）無關，而是關乎一雙鞋。為了說明「藝術是一種詩歌（poisis）」是什麼意思，海德格爾描述了凡·高的一幅畫。他聲稱，畫中的鞋子屬於一個農婦。他異想天開地談起了這幅畫詩意地「提出」了什麼：穿鞋者每天蹣跚著走過遍佈犁溝的土地，田野裡成熟的糧食，冬天裡土地的蕭索，以及這個女人對飢餓的恐懼和對分娩痛苦的回憶。但在1968年，藝術評論家梅耶·夏皮羅（meyerschapiro）指出，那鞋子可能根本不屬於農民，而是凡·高自己的鞋。夏皮羅不斷地進行調查，最終在1994年發現了證據，證明了那是一雙時髦的城市休閒鞋，很可能是凡·高從別人那裡買來的二手貨，剛買到時很乾淨，只是到了後來，他穿著鞋在泥濘中走了很長一段路，把它們弄髒了。他引用了海德格爾自己的一個註釋為他的研究作結，承認說：「我們不能確定這雙鞋子在哪裡站過或者屬於誰。」也許這無關緊要，但海德格爾似乎在沒有什麼根據的情況下，便過於牽強地解讀了這幅畫，似乎是顯而易見的，而他解讀的根據，則是一種對農民生活高度浪漫化的觀念。
這可能是一個私人好惡的問題：海德格爾對凡·高畫作的想法，要麼會引起你的共鳴，要麼不能。對我來說，沒有共鳴。不過，同一篇文章中的其他幾段話，倒是很讓我動容。我一直喜歡他對一座似乎喚出了大地與天空的古希臘神廟的描述：
這座建築矗立在岩石之上。而它的這種矗立，從那塊岩石中引出了岩石本身笨拙但自然的支撐之奧秘。建築物矗立在那裡，堅守著它的陣地，對抗上方肆虐的暴風雨，因而首先使暴風雨在其暴力中顯現自身。石頭的光澤和光芒，儘管它本身能發出光芒顯然承蒙了太陽的恩寵，但首先揭示了白天的光亮、天空的寬廣和夜晚的黑暗。神廟那種牢牢的聳立，使得空氣那看不見的空間變得可見了。
有人很可能會認為這很乏味，甚至討厭——這一點我有心理準備。但海德格爾這種人類的建築結構甚至可以使空氣以不同的形式展現自身的理念，自從我第一次讀到這篇文章後，便影響了我對建築和藝術的認知。
我很樂意承認的是，它可能更多是作為一篇文學作品——而非哲學作品——影響了我。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必須得說，這不是海德格爾的本意。他不希望讀者把他的著作當作一種美學體驗，或是像參觀者離開畫廊時那樣，說著「我喜歡這座神廟——但不太看得上那雙鞋子」。用卡爾·雅斯貝爾斯在年輕時說的話來講就是，他的作品理應把我們帶向「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在掌握過程中，這種思考方式會提醒我、喚醒我、帶我回到自身、改變我」。此外，海德格爾現在既然將所有語言視為了詩歌，甚或是「存在的居所」（houseofbeing），所以他肯定會認為，擔心一門特定的語言最好被歸到詩歌裡還是哲學中，非常有失身份。
閱讀海德格爾的晚期著作，需要「放棄」自己慣常的批判性思維方式。許多人認為，儘管願意為藝術家這麼做，但哲學家提出這種要求，就無法讓人接受了。要欣賞華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或普魯斯特的小說，人們必須暫時同意創作者的准入條款，不然就別欣賞了。海德格爾的晚期作品也可能是如此——而且，我在這裡引用的還只是一些相對容易理解的部分。
更大的困難，可能是過後還能從中全身而退。海德格爾本人就發現他很難離開自己的哲學世界。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曾說，他發現海德格爾依然在自我封閉著，在別人「採用他準備好的那種思考方式」之前，似乎根本不樂意，也不能溝通。這是一個極其受限的對話基礎。不過，伽達默爾補充說，在正式課程結束後，他變得放鬆許多，和大家一起享受一杯當地出產的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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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曾經追隨過海德格爾的傾慕者，對他的納粹過往和晚期哲學的特質都大感驚駭，所以現在已經紛紛離他而去。1949年，身在美國的漢娜·阿倫特寫信給雅斯貝爾斯，把海德格爾「轉向」後關於尼采的講座，形容為一堆「相當糟糕的胡說八道」。她也反對他躲在托特瑙山上抱怨現代文明，和那些懶得爬上山去譴責他的潛在批評者遠遠地保持著安全距離。「誰會爬1200米的山路去大吵大鬧一場啊。」她說。
還別說，真有幾個人就爬上去鬧了。一個是海德格爾曾經的學生赫伯特·馬爾庫塞，他以前是激情澎湃的海德格爾主義者，現在則成了馬克思主義者。1947年4月，他去了一趟托特瑙山，希望海德格爾能解釋一下他與納粹有牽連一事，然後道個歉。但他兩樣都沒得到。8月時，他再次寫信問海德格爾，那麼多人都在等著，只想聽到他的幾句話，可他為什麼還是沒有明確地否定納粹的意識形態。「你真的想要以這種方式被載入思想史冊嗎？」他質問道。但海德格爾拒絕回答。1948年1月20日，他回信感謝了馬爾庫塞送來的包裹——大概是急需的補給品——並補充說，他把裡面的東西只分給了「那些既不屬於納粹黨，又與國家社會主義沒有任何聯絡的昔日學生」。然後，他轉向了馬爾庫塞的問題，說道：「你的信，恰恰表明了和1933年以來就沒有在德國待過的人交流起來有困難。」他解釋說，他不想發表一份輕率的否認宣告，因為1945年時，許多真正的納粹都忙不迭地這麼做過，「用一種最令人厭惡的方式」，言不由衷地宣佈他們已經改變了信仰。海德格爾不願意讓自己的聲音與他們的攪在一起。
這種回應只得到了少數幾個人的支援，而其中之一就是偉大的解構主義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在1988年的一場演講中，談到海德格爾的沉默問題時，他反過來問道，如果海德格爾沿著「奧斯維辛集中營是絕對的恐怖，我從根本上譴責它」這個思路，發表一份簡單的宣告，會怎樣。或許這樣的宣告能滿足大眾的期望，合上海德格爾的案卷，如果可以這麼形容的話。討論和困惑是會少些。但那樣的話，德里達說，我們會覺得「擺脫了責任」，不用再去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也不用再去追問海德格爾的拒絕對他的哲學來說意味著什麼。通過保持沉默，他留給了我們一條「命令，去思考他自己沒思考的東西」——對德里達而言，這更有成效。
馬爾庫塞可不甘心接受這麼一條複雜費勁的理由，更何況，海德格爾也沒有努力說服他。在寫給馬爾庫塞的最後一封信的結尾，海德格爾就像是在故意挑釁，拿猶太人大屠殺和東歐地區在戰後驅逐德國人相提並論——雖然當時的很多德國人都這麼比較過，但海德格爾這裡顯然也是在挖苦馬爾庫塞對蘇聯的支援。馬爾庫塞差點兒噁心死，在寫給海德格爾的回信中，內容幾乎全是針對的這一點。如果海德格爾能夠提出這樣的論點，這難道還沒有說明他只能被認為「活在人與人之間有可能進行對話的那個維度之外」？如果海德格爾既不能交流，也缺乏理性，那馬爾庫塞也找不到同他交流和理論的途徑。這句話說完後，另一場沉默降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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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爾的哲學「轉向」，也引來了早已失聯多年的故交卡爾·雅斯貝爾斯的批評。
在整個戰爭期間，卡爾既沒有教書，也沒有出版作品，和格特魯德·雅斯貝爾斯一起小心翼翼地在海德堡活了下來。這事兒很險，因為後來發現，在一份原定要於1945年4月被遞解至集中營的人員名單上，他倆的名字赫然在列，但3月時，美軍奪下了海德堡，及時解救了他們。眼下，這對夫婦仍然住在海德堡，不過在1948年，他們終於後知後覺地得出結論，認為他們已經無法在德國感到自在，於是便搬到了瑞士。
1945年，弗萊堡大學的非納粹化當局找到雅斯貝爾斯，徵求他的意見：海德格爾應該獲准恢復大學的教學工作嗎？那年12月，雅斯貝爾斯提交了一份如他本人一樣深思熟慮和公允平衡的報告。他的結論是，海德格爾是一位極其重要的哲學家，他繼續做研究所需要的支援，學校應該全力以赴地提供給他——但現在還不能允許他恢復教學。他寫道：「我認為，從根本上來說，海德格爾的思維模式很不自由，很獨裁，也很難於溝通，目前會對學生造成極其有害的影響。」
起草這份報告時，雅斯貝爾斯重新聯絡上了海德格爾，這是自戰爭之前失聯後，二人第一次取得聯絡。之後在1949年，他意有所指地給海德格爾寄了一本自己在1946年寫的書《罪責問題》（dieschuldfrage，英文翻譯為thequestionofgermanguilt）。這本書寫於紐倫堡審判期間，探討了德國人應該如何接受過去、邁向未來這個棘手的問題。在雅斯貝爾斯看來，各種審判和去納粹化訊問的結果，都不如德國人自己想要幡然悔悟來得重要，而他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全承認對所發生之事該負的責任，而不是像許多人給他的感覺那樣，扭頭回避或尋找藉口。他寫道，每一個德國人都應該捫心自問：「我有罪嗎？」他認為，就連那些曾經反抗納粹或者試圖幫助納粹受害者的人，也會深深陷入一種「形而上學」的愧疚感，因為「如果事情發生了，如果我在那裡，如果我活了下來，而別人被殺死了，那我的內心聲音會讓我知道：我還活著就是罪過」。
雅斯貝爾斯所謂的內心「聲音」，讓人想起了海德格爾「此在」的真實聲音，從內在呼喚，並要求答覆。但是，海德格爾現在卻拒絕答覆，把所思所想都憋在心裡。他告訴馬爾庫塞，他不想成為那種人，一邊慌慌張張地找藉口，一邊又繼續若無其事地生活。雅斯貝爾斯同樣認為缺乏誠意或虛偽的藉口沒有用，但他也不會接受海德格爾的沉默。他所認為的必要話語，不是例行公事的否認，而是真正的溝通。雅斯貝爾斯感覺，德國人在12年的躲避和沉默中，已經忘記了如何溝通，必須要重新學習。
但這對海德格爾不起作用，因為在他看來，溝通在語言的功能列表中要遠遠排在後面。因此，在給雅斯貝爾斯回信時，他對《罪責問題》的內容沒有置評，不過作為禮尚往來，他也給雅斯貝爾斯寄了一些自己的近作。但這讓雅斯貝爾斯很是反感，他單獨拎出了海德格爾那句說語言是「存在居所」的口頭禪，回通道：「我很氣，因為我覺得所有語言似乎都只是一座橋樑」——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橋樑，不是住所或家。但海德格爾的下一封信——寫於1950年4月——留下的印象更糟，裡面充斥著需要等待什麼東西「來臨」，來接管或佔有人類的說辭——來臨和佔有的說法，也是海德格爾轉向後提出的概念。這一次，閉口不應的人成了雅斯貝爾斯。而當他在1952年最終又寫信給海德格爾時，說的則是他的新寫作風格讓自己想起了那些愚民已久的神秘主義廢話。他說，這是「純粹的做夢」。1950年時，他曾在信中把海德格爾稱作「做夢的男孩」。如果說那還是在寬宏大量地為海德格爾的失敗找理由的話，到現在，他顯然已經感覺海德格爾是時候醒過來了。
雅斯貝爾斯畢生都篤信溝通的力量，也身體力行地貫徹著這一信念，又是參與火爆的電臺談話節目，又是撰寫時評，儘可能地覆蓋最廣泛的受眾。但是，海德格爾也會對非專業聽眾發表演講，尤其是在他被禁止教學期間，這成了他唯一的宣洩途徑。1950年3月，作為蓋爾哈德·斯特魯曼（gerhardstroomann）醫生組織的週三晚間系列講座的一部分，他在黑森林北部的布勒爾霍赫（bühlerhöhe）療養院，為住院病患和當地人舉辦了兩場講座。後來與他成為朋友的斯特魯曼，隨後用熱情洋溢的海德格爾式語言寫道，講座大獲成功，但問答環節卻難以預料：「討論開始時，包含了巨大的責任和終極的危險。實踐往往欠缺。你得耐著性子聽那個觀點……即便它只是一個問題。」
海德格爾繼續嘗試著。他甚至還向不來梅俱樂部的成員——主要是商業和航運業巨頭，俱樂部所在地位於參加了漢薩同盟的城市不來梅——發表了早期版本的那篇談論技術的演講。這個講座系列，安排者是他住在不來梅的朋友比採特（heinrichwiegandpetzet），而且顯然收效甚好。或許，海德格爾發現，和普通公眾溝通起來要比哲學家更容易，因為如果他的觀點聽起來講不通的話，哲學家們會大驚小怪，而不是讓自己被那種興奮的情緒席捲。
就這樣，在海德格爾固執地抗拒溝通的那段時間裡，他的影響力範圍反倒在逐漸擴大。1953年，他在慕尼黑髮表經過修改後的技術演講時，朋友比採特注意到，聽眾們儘管聽得一臉茫然，但在演講結束時，卻報以了熱烈的歡呼聲，就好像是「一千個不想停止喊叫的喉嚨在咆哮一樣」。（他沒有考慮他們有可能是在鼓掌歡呼演講總算結束了。）
但即便時至今日，雅斯貝爾斯這位虔誠的溝通者，也遠不如海德格爾那樣被人廣泛閱讀，海德格爾的影響，遍及建築師、社會理論家、批評家、心理學家、藝術家、電影製作者、環保活動家以及無數學生和支援者——甚至後來的解構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學派，都是以他的後期思想為起點。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做了幾年局外人，接著又被恢復名譽後，海德格爾自此開始成了歐洲大陸各地的大學哲學研究中繞不開的人物。1955年，富布賴特學者卡爾文·施拉格（calvino.schrag）來海德堡研究哲學時，驚訝地看到了許多講其他當代哲學家的課程，唯獨沒有講海德格爾的。但隨後，他的疑惑就消失了。誠如他所寫的那樣：「我很快就明白了，其實所有課程都是在談海德格爾。」
那麼，歸根結底，誰才是更好的溝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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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無法理解對方的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再也沒有見面。不是說有誰做出了最終決裂的決定，而是事情就這麼發生了。1950年，海德格爾聽說雅斯貝爾斯要經過弗萊堡，便向他詢問火車時刻，想在月臺上見見他，至少握握手也好。但是，雅斯貝爾斯沒有回覆。
不過，他們倒是恢復了很不經常的正式通訊。1953年，雅斯貝爾斯七十歲時，海德格爾向他致信祝賀。雅斯貝爾斯在回覆中，深情地回憶起了過去，比如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那些談話，還有海德格爾的聲音和手勢。但是，他補充說，如果現在見面的話，他會不知道該說什麼。他告訴海德格爾，他很後悔當初沒有強勢一些——沒有強迫他好好地把自己解釋清楚。「我本該抓著你不放，可以這麼說吧；我本該不懈地質問你，逼著你注意。」
六年半之後，海德格爾自己的七十歲生日到來時，雅斯貝爾斯也給他送去了祝福。在那封簡訊的結尾，他回憶了自己十八歲時的某個下午，當時，他正在費爾德貝格（feldberg）過寒假——這個滑雪勝地距離海德格爾的那片森林不太遠。他是個身體孱弱之人，不像海德格爾那樣，是個健壯的滑雪者，所以他一直就在賓館附近，踩著滑雪板慢慢滑，不過，他仍然對大山的壯美驚歎不已，發現自己陶醉在「夕陽下的暴風雪中」，注視著山坡上光與色的變幻。他用以前那種親暱的方式結束了這封信，「你的雅斯貝爾斯」。雅斯貝爾斯的滑雪故事把他描繪成了一個謹小慎微的人，猶豫而狐疑地意識到了遠處風景的魅力，但不願意冒險接近。他暗示說，海德格爾比較大膽，但他可能走在錯誤的道路上，處於危險之中，並且由於走得太遠而叫不回來了。
雅斯貝爾斯是在自謙。在現實中，他才是那個思想廣泛地跨越了文化與時代，不斷進行融會貫通和類比對照的人——而海德格爾，卻從來不喜歡遠離他的森林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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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與海德格爾翻臉的舊友，是1929年那個曾在達沃斯嘻嘻哈哈地嘲笑恩斯特·卡西爾的年輕人：伊曼努爾·列維納斯。
在戰前移居法國並獲得公民身份後，列維納斯上前線打過仗，但在法國陷落時被俘虜，並囚禁在了馬格德堡附近福林博思特（fallingboste）的11b戰俘營中專門關押猶太戰俘的區域。隨後的五年中，他過得異常悲慘，每天只能和獄友靠著稀湯和蔬菜皮過活，同時還要在當地森林中累死累活地伐木。他們的守衛嘲弄說，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被運往死亡集中營。不過，事實上，待在戰俘營中可能救了列維納斯的命。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為他提供了一種未被捕的猶太平民無法獲得的正式保護，不過話說回來，他的妻子和女兒，倒是藉著朋友的幫助，躲在法國的一座修道院裡活了下來。但在家鄉立陶宛，他的其他家人就沒能倖免於難了。1941年，立陶宛被德國佔領之後，列維納斯的所有親屬與其他猶太人一起，都被關進了考納斯城（kaunas）的猶太隔都。一天早晨，納粹把包括列維納斯的父親、母親和兩個兄弟在內的一大群猶太人集結到一起，帶到郊外後，一頓機槍掃射，把他們全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