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薩特在戰俘營時一樣，列維納斯在被關押期間，也寫了不少東西。他可以接收信紙和書籍，所以讀了普魯斯特、黑格爾、盧梭和狄德羅。他所做的筆記，後來孕育出了他的第一部主要哲學著作，也就是出版於1947年的《從存在到存在者》。在其中，他進一步拓展了早期的一些主題，包括「ilya」（「那裡存有」），也就是在失眠或疲憊時籠罩在我們身上的那個無定形、未分化、非人的存在。海德格爾的存在，在這裡被呈現為了一種可怕的痛楚，不再是一份要在敬畏中等候的神秘禮物。對於海德格爾所謂的本體論差異，也就是存在者與其存在的區別，列維納斯有著一種特別的恐懼。列維納斯覺得，如果你為了留下純粹的存在，而抹去個人的存在者，那麼，你到頭來只會剩下某種可怕和非人的東西。正如他寫的那樣，這就是他的反思，儘管最初受到了海德格爾哲學的啟發，「但卻被離開那種哲學氛圍的深切需求所左右」的原因之一。
列維納斯從存在的迷霧中掉頭，朝另一個方向——個人、生活、人類實體——走去。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出版於1961年的《整體與無限》（totalityandinfinity）中，他把「自我與他者」的關係，設立為了他整個哲學的基礎——就像「存在」之於海德格爾一樣，這個關係是列維納斯的核心理念。
他有一次說過，這種思想的轉變，源於他在戰俘營中的一次經歷。和其他囚犯一樣，他也習慣了在工作時被獄卒缺乏尊重地對待，就好像他們是非人的物件，配不上同類的感情。但每天晚上，當他和工友們再次被趕回到鐵絲網圍欄後面時，總會在路上碰到一條不知怎麼進到戰俘營中的流浪狗。狗一看到他們，就會高興地叫起來，還圍著他們打轉。流浪狗那充滿愛意的眼神，每天都會提醒這些人，被另外一個存在承認，接受一個生物給予另一個生物的基本認可，到底意味著什麼。
列維納斯對這一經歷的反思，引導他走向了一種本質上偏向倫理學，而非海德格爾那種本體論的哲學。他的思想，基本上脫胎於猶太神學家馬丁·布伯（martinbuber）的研究：在出版於1923年的《我和汝》（iandthou）中，布伯區分了我與非人的「它」或「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我與「你」那種直接的私人性相遇。列維納斯則更進一步地提出：當我遇見你時，我們通常是面對面相見，而你，作為另一個人，通過你的面部表情，可以對我提出倫理要求。這與海德格爾的mistsein或「共在」非常不同，共在讓人想到的是一群人彷彿團結一致、肩並著肩站在一起——或許是某個統一的民族（nation/volk）。但在列維納斯看來，我們是真的在與彼此面對面，一次面對一個人，而這種關係，就成了一種溝通和道德期望的關係。我們沒有合二為一，而是互相回應。你不是被拉攏過來，在我個人真誠性的戲劇中扮演什麼角色，而是你看著我的眼睛——你始終是他者。你始終是你。
這種關係比自我更根本，比意識更根本，甚至比存在更基本——而且它帶來了不可避免的倫理義務。自胡塞爾以來，現象學家和存在主義者都曾試圖擴充套件存在的定義，以便將我們的社會生活和關係也包含進來。列維納斯做了更多：他徹底把哲學翻轉了過來，把這些關係變成了我們存在的基礎，而不是其附加物。
這樣的調整十分激進，以至於列維納斯不得不像他之前的海德格爾一樣，為了避免退回到舊的思維方式中，轉而玩起了語言的柔身術。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文字變得越來越晦澀難解，不過，把對他者的倫理關係擺在首位，仍然是他寫作的核心。隨著年歲漸長，他的孩子們還拿他最有名的思想開起了玩笑。當孫輩們在飯桌上爭搶最大塊的食物時，有人就會說，得到最大一塊的人——也就是那個明顯沒有優先考慮他人需求的人——「他竟然不踐行爺爺的哲學！」
跟列維納斯開玩笑很需要勇氣。年紀再大一些之後，他更是變成了一個令人畏懼的人物，在會議或在課堂上，碰到那種提愚蠢問題或似乎誤解了他的他者時，他會很容易沖人家發火。不說別的，單在這方面，他其實依然與他之前的導師有一些共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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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思想家也在戰爭年代裡做出了激進的倫理轉向。其中最極端的是西蒙娜·薇依，她甚至真的身體力行，按照把其他人的倫理要求置於優先地位的原則來生活。1932年，她在遊歷了德國回到法國後，去了一家工廠工作，想要親自體驗一下這類工作的屈辱性質。1940年，法國淪陷，她的家人（不顧她的反對）逃往馬賽，後來又去了美國和英國。但即便在流亡期間，薇依也做出了非凡的犧牲。如果世上還有人不能在床上睡覺，那她也不會這樣做，所以，她就睡在地板上。有些人缺少食物，所以她也幾乎完全不再吃東西。她在日記中好奇地想，有一天會不會有人發展出一種人類的葉綠素，這樣的話，人們單單靠陽光就能生活了。
在自願捱了幾年的餓之後，因為營養不良，薇依的肺結核開始加重，病倒了。1943年8月2日，她因心臟衰竭，最終在米德爾塞克斯醫院（middlesexhospital）去世。在人生的最後那些年裡，她寫下了大量有關倫理和社會的哲學研究，探究人類虧欠彼此的性質和侷限。她在最後一部作品《對根的需要》（theneedforroots）中提出的主張之一便是，我們沒人擁有權利，但我們每個人對別人卻都有近乎無限的責任和義務。且不論她的根本死因是什麼——似乎與神經性厭食症有關——無人能否認的是，她全身心地踐行了她的哲學。在這本書中談及的所有人生中，她的人生，無疑是艾麗絲·默多克所謂的哲學可以被「棲居」觀念最深刻且最具考驗性的應用。事實上，默多克就十分崇拜薇依的思想，她早期曾對薩特存在主義很感興趣，但薇依的思想使她轉向了一種基於「善」的更偏倫理化的哲學。
與此同時，基督教存在主義者加布裡埃爾·馬塞爾，仍然在繼續倡導他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便一直堅持的主張，那就是倫理學勝過哲學中的其餘一切，我們對彼此的責任是如此巨大，以至於扮演了超驗的「神秘」角色。他被引向這一立場，部分也是因為一次戰時的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紅十字會的資訊服務部門幹過一份無人豔羨的差事：回應親屬有關失蹤士兵的問詢。每當訊息傳來，他就得轉告，而且通常都不是什麼好訊息。正如馬塞爾後來所說的，這項工作，不但永遠地給他打了要警惕任何鼓吹戰爭言論的預防針，也讓他意識到了未知在我們生活中所具有的力量。
這幾位並非我們故事主線的激進倫理思想家之間，有一個顯著的聯絡，那就是他們都有宗教信仰，並且都賦予了「神秘」這個概念一種特殊的角色——所謂的「神秘」就是，不可能被知道、計算或理解的東西，尤其是涉及我們同其他人的關係時。海德格爾與他們不同，因為他拋棄了伴他長大的宗教，對倫理學也沒什麼興趣——原因可能是他本身對人類就沒有什麼興趣吧。不過，在他晚期的著作中，每一頁似乎都在暗示某種不可言說或不可理解的直接體驗。所以，他也是一個神秘主義者。
神秘主義的傳統，可以在克爾凱郭爾「信仰的一躍」中找到根源，同時在很大程度上還要感謝19世紀偉大的不可能神秘主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一些古老的神學觀念。但它的發展壯大，也要拜20世紀上半葉曠日持久的創傷所賜。自1914年開始，尤其是1939年以來，歐洲內外的人們逐漸認識到，我們無法完全瞭解或信任自己，我們無法為我們所做之事找到任何藉口或解釋——可是，我們又必須將自己的存在和關係建基於某種穩固的事物上，因為不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可能活下去。
就連無神論者薩特，也表現出了一種對價值思考新方式的渴望。在《噁心》中，他猛烈地抨擊了傳統倫理，用列維納斯式的措辭，描述了那些中產階級人士雖然自詡為動機純良的人文主義者，但「從不允許自己被一張面孔的意義所影響」。在《存在與虛無》中，他繼續說，單純基於容忍的那種溫和的舊倫理原則，已經不再受用。「容忍」不能再充分滿足他人對我們的要求。他認為，讓步和僅僅相互容忍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要學會給予彼此更多。現在，他更進一步地提出：我們都必須深刻地「參與到」我們共有的世界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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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法國作家託瓦尼基，在陪同海德格爾收齊他的手稿之後，接下來又熱心地引見他和薩特認識。託瓦尼基之前已經給海德格爾看過一系列由薩特的法國同胞讓·波弗埃談論薩特存在主義的論文。後來他又來訪問時，二人討論了這些論文，而海德格爾還驚歎地說，薩特竟然又是哲學家、現象學家，又是戲劇家、小說家，還是散文家和記者。同在場的埃爾芙麗德問道：「那，這種存在主義究竟是什麼啊？」
再一次來拜訪時，託瓦尼基給海德格爾帶了一本《存在與虛無》。海德格爾開玩笑地用手掂了掂厚厚的書，說他眼下沒空看——那個歷史悠久的藉口。（這次，在託瓦尼基離開之前，海德格爾給他看了自己桌子抽屜裡一個包在層層柔紙中的寶貝：一張尼采的照片。「不是每個人他都給看的。」埃爾芙麗德低聲說。）
這可不是什麼令人振奮的兆頭，但託瓦尼基沒有輕易放棄給海德格爾和薩特牽線搭橋的希望，無論是私人會面還是公開辯論都行。他還試著撩撥加繆的興趣，但加繆不想和海德格爾有任何瓜葛。薩特更感興趣，但跟海德格爾一樣，他也一直告訴託瓦尼基說，他現在太忙了，眼下什麼都做不了。不過，他倒是邀請託瓦尼基為《摩登時代》詳盡寫一下他自己與海德格爾的會面，託瓦尼基照做了。
與此同時，海德格爾最終挪出時間，翻閱了《存在與虛無》。在託瓦尼基又一次來訪時，他告訴說，他讚賞薩特心理上的敏銳和他「對具體事物的感覺」。反正託瓦尼基是這麼說的；但是他又在為《摩登時代》供稿，所以也有可能是在討好主編大人。海德格爾讓他捎了一封禮貌的信給薩特。信裡有一句話，可以用兩種方式來理解：「你的著作充斥著一種對我的哲學的直接理解，我以前還從未曾遇到過類似的情況。」
對其他人，海德格爾的回應就直言不諱了。美國學者休伯特·德雷福斯在海德格爾的書桌上看到《存在與虛無》後，海德格爾厲聲說：「我該怎麼開始讀這種dreck啊！」——這種垃圾。他以信的形式寫了一篇長文，寄給了讓·波弗埃。在信中，他批評了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講座中提出的存在主義的人本主義版本，包括對自由和個人行動的讚頌。海德格爾不想與這種哲學有任何關聯。他1947年時發表的文章《論人道主義的信》（letteronhumanism）中，充滿了對林中空地和泰然任之的呼喚，這是他自己堅決反對人道主義新思維方式的重要文字資料之一。不過，薩特沒有回應。
在早些時候寫給薩特的信裡，海德格爾曾邀請他來托特瑙山：「在我們的小屋裡，我們可以一起進行哲學思考，一起去黑森林中滑雪。」根據託瓦尼基的說法，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對滑雪的描述，給海德格爾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段描寫在書的末尾，也就是說，海德格爾最終還是讀完了這堆垃圾。想想就覺得很美好：薩特和海德格爾——也許還有比薩特更善於運動的波伏娃——從山坡飛也似的滑下來，臉頰潮紅，說出來的話都被風吹散了，而且毫無疑問，海德格爾為了炫技，會滑得快到讓誰都跟不上。因為據麥克斯·繆勒關於和他出去滑雪的回憶來判斷的話，他很喜歡這樣做：「我們滑雪時，他嘲笑了我好幾次，在我轉彎和沿曲線運動的地方，他卻勇猛地直衝了下去。」
可惜，滑雪之旅從未發生。薩特總是很忙；他的日記本里滿是各種邀約記錄。畢竟，對於1945年時的法國人來說，去黑森林和弗萊堡大學的前納粹校長一起滑雪，仍然會讓人有些難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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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初，薩特和波伏娃倒是去德國看了薩特1943年那部講自由的戲劇《蒼蠅》在柏林的演出。這部戲的原版使用了《俄瑞斯忒亞》的經典故事，來反映了法國被佔領後的形勢。現在，導演斐林（jürgenfehling）在柏林赫貝爾劇院上演的版本，則把同樣的想法用到了戰後德國的形勢上，用一個冷酷的舞臺背景表達了這一觀點，而原來的神殿則被改成了地堡形狀。這其中暗含的意味是，德國現在也同樣因為羞愧而不知所措。薩特的劇本，當初旨在敦促法國擺脫過去，對未來採取建設性的行動；也許這個資訊可以被重新詮釋，來適應德國的現狀。
薩特顯然是這樣認為的。前一年時，薩特曾寫過一篇文章，慶祝該劇曾在德國的法佔區的一場小型出演，他寫道，德國人與幾年前的法國人面臨著一個類似的問題：
對於德國人，我也認為悔恨毫無意義。我不是說他們應該簡單地把過去的錯誤從記憶中抹去。不。但我很確信，只是被迫懺悔的話，他們也無法獲得他們能從世界上得到的寬恕。只有全面、真誠地承諾一個自由和可行的未來，堅定地想要去建立這樣一個未來，以及有儘可能多的人表現出誠意，他們才能獲得寬恕。也許這部戲劇無法引領他們走向這個未來，但是可以鼓勵他們朝那個方向努力。
並非每個德國人都認同這種分析，而圍繞這部劇的爭論，也引來了諸多關注。不過，這反倒保證了觀眾場場爆滿：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聽說，有些人竟然花500馬克買票——超過當時平均月薪的兩倍。有個人甚至用兩隻鵝來支付票價，在食物稀缺的城市裡，這可是個極高的代價。以前在巴黎時，波伏娃曾對德國佔領者懼怕了那麼久，所以起初，她對這次德國之旅有些緊張，但是看到這個國家受破壞的規模後——無論在海德格爾式語言的意義上，還是在普通語言的意義上——她改變了主意。那時正是寒冬臘月；幾個星期以來，溫度已經低至零下18c，然而，許多外出的柏林人都沒有穿大衣，波伏娃看到，大家推著小車一邊走，一邊蒐集在路上發現的任何有用之物。人們那麼熱衷於去劇院，部分原因就是為了在那兒取暖，雖然這有時可能意味著要穿著不保暖的鞋子在雪裡走很久。此時的柏林，幾乎處於癱瘓狀態，被尷尬地分成了分屬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行政區——後面三個在幾個月之後會合併成為西柏林。這座城市顯然已同薩特在1933年和1934年見到它時不一樣了。薩特在公開活動之間找了個空當，去看了看他當時住過的房子，發現它還立著沒倒，但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態。
重頭戲是2月4日在赫貝爾劇院舉行的辯論。薩特在翻譯員的幫助下，直接用法語為自己的戲劇進行了辯護。基督徒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部戲劇給德國人傳達了錯誤的訊息，他們說，劇中有關解放的存在主義哲學，完全適用於1943年的法國人，但現在敦促德國人向前看，是錯誤的。紐倫堡審判剛剛結束；有些犯罪之人還未被追究責任。一位發言者警告說，許多人可能會利用這部戲，把它作為一個由頭，來否認過去真正的罪行，逃避制裁。
薩特能聽懂德語的討論，然後，他通過翻譯予以了回應。他主張，存在主義的自由從來不應該用作任何形式的藉口：這與自由的本質完全相反。在存在主義中，沒有藉口。自由伴隨著完全的責任而來。
他簡短的講話，導致基督徒作家託伊尼森（gerteunissen）轉而開始從總體上攻擊薩特的自由概念。託伊尼森說，「存在先於本質」本身就不對。人類的確擁有一種本質，但那是上帝賦予的，人要做的就是追隨這種本質。根據交流的記錄，這句話引來了「房間裡的大聲贊同、幾個口哨、喧鬧」。接下來發言的是蘇聯文化研究學會會長亞方斯·施泰寧格（alfonssteininger），他從共產主義角度切入，聲稱薩特的戲劇有被理解為是在「鼓吹瑣碎淺薄、虛無主義、悲觀主義」的危險——這些都是抨擊存在主義的流行說法。總的來說，整場辯論基本上就是在這種水平上下徘徊。這不是薩特第一次夾在兩個除了恨他之外幾乎再無共同之處的對手之間，也不是最後一次。
當然，他們有一定的道理。雖說存在主義不應該提供藉口，但並不意味著人們不會這麼拿它來用。不需要什麼厲害的詭辯技巧，你就能把《蒼蠅》曲解為是在支援選擇性遺忘。此外，還有一點也不甚明晰，那就是法國在1943年時的狀況與德國在1948年時的狀況，實際上有著更多的相似之處，並不僅僅是當時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擁有的那種感覺：不久之前的恐怖，和對未來（混雜著希望）的憂慮。
不過，《蒼蠅》在其他方面，應該能讓1948年的柏林人產生共鳴，因為這些方面更多是與當下的苦難有關。舞臺上荒涼的景象，看起來很像門外的柏林，甚至那些蒼蠅的道具，也可能勾起記憶——因為據說，在1945年那個炎熱而可怕的夏天裡，德國的城市裡到處都飛著噁心的大綠蠅，靠著廢墟下的腐爛屍體大量繁殖。
最重要的是，柏林本身就是一座被佔領的城市——被焦慮和渴望，被敵對的外國勢力，特別是對蘇聯的恐懼，佔領著。薩特和波伏娃離開幾個月後，蘇聯軍隊突然行動，切斷了西柏林的所有物資供應。1948年3月，鐵路線被封鎖；6月，公路也被切斷。正如德國人在戰爭期間曾用飢餓對付列寧格勒一樣，蘇聯也打算把柏林餓到就範。
西方各國以一個大膽的補救措施，對此予以了回應。他們乾脆將這座城市需要的一切都空運過去：食物、煤炭、藥品。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一切生存所需靠的都是空運——這就是所謂的「柏林空運」行動。有段時間，一天二十四小時中幾乎每分鐘都有一架飛機在柏林降落。1949年5月，與蘇聯的協議最終達成，封鎖得到了緩解，但飛機還是從西方不斷飛來，一直到當年9月底才結束。當時柏林牆還沒有豎起來，那是1961年的事。但此時的柏林，已經是一個分裂的城市，而在未來四十年裡，都將不得不在這種曠日持久的政治緊急狀態下艱難度日。也許歸根結底，這部有關擔驚受怕、困難重重的阿爾戈斯城的戲劇，確實能告訴柏林人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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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和波伏娃克服了他們去德國的猶豫，但仍然沒有表現出想要去拜訪海德格爾的跡象。直到1953年時，薩特才見著他——而且那次會面很不順利。
見面前，薩特先前往弗萊堡大學發表了一場演講。大廳人滿為患，學生們都很興奮，但是，薩特用艱深的法語喋喋不休了三個小時後，他們的熱情卻已大減。到講座快結束時，他可能也注意到了讚美程度的驟降，因此，甚至還未信步去往海德格爾在柴林根郊區的家，他便已經被搞得戒心重重了。他沒去托特瑙山，所以也沒有滑雪。
兩人的對話是用德語進行的——薩特的德語水平可以勉強應付。會面雙方都沒有留給談話內容的一手記述，但海德格爾後來和比採特說起過這次交談，而薩特跟波伏娃也聊過，而這倆人都做了筆記。根據他們的說法，對話很快就出了岔子。海德格爾提起了《弗洛雷斯坦的維度》（ladimensionsflorestan），這是加布裡埃爾·馬塞爾最近寫的一部戲劇，嘲弄了一位不具名的哲學家把自己關在一間偏遠的小屋裡，只是偶爾發出一些無人能解的宣言。這部劇是有人告訴海德格爾的，雖然他自己沒看過或聽過，但他很容易就認出了那個被嘲笑的物件，而且一點都不覺得好笑。
薩特履行了他作為一個法國人的外交職責，替馬塞爾道了個歉。他這麼做，還是很大度的，畢竟，他自己也曾數度遭到馬塞爾的攻擊，先是馬塞爾1943年寫的一篇《存在與虛無》的書評，接著是1946年的文章《存在和人類自由》（existenceandhumanfreedom）。馬塞爾在這些文章中抨擊了薩特的無神論，抨擊他缺乏一種倫理哲學，而且在他看來，薩特無法接受「恩典」或他人的饋贈——他暗示說，尤其是來自上帝的饋贈，但也包括來自同胞的。可現在，薩特卻表現出了相當的風度，替馬塞爾的諷刺作品忍受了海德格爾的非難。
海德格爾發洩完他對這個小尷尬的不滿，給對話起了個壞頭後，現在該輪到薩特騎上他的愛好之馬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討論一下政治參與這個問題：他認為，作家和思想家有責任參與到他們所處時代的政治當中。這對海德格爾而言，即使往好了說，也是一個尷尬的話題，所以他根本不想聽薩特有什麼看法。後來，薩特告訴秘書讓·考，他一開始提起這個話題時，海德格爾用「無限遺憾」的眼神看了看他。
但事實上，海德格爾的表情或許更可能是在傳達：「我們非得聊這個嗎？」無論他感覺如何，結果就是，一場本來可能更有趣的對話，被浪費了更多的時間。如果說海德格爾和薩特確實談論過自由、存在、人道主義、焦慮、真實性或其他這類話題的話，沒有任何記錄儲存下來。他們完全就是自說自話。
弗萊堡，這座影響了薩特的研究達二十年的「現象學之城」，讓他失望了，而且無論如何，他自己的思想現在反正也早已與海德格爾的大相徑庭。他離開時心情很惡劣，甚至對講座的組織者大為光火。上火車後，他發現他們體貼地在自己的包廂裡放了一束玫瑰花，或許這是他們針對來訪名人的標準做法，但他認為這很可笑。他後來對考說：「玫瑰花束！兩隻胳膊才能抱得住！」這肯定有點兒誇張了。等火車一駛出車站，他便把花扔到窗外。
回來以後，他驚訝地向波伏娃描述了海德格爾現今如何如何受推崇：「四千名學生和教授日復一日地埋頭苦讀海德格爾，想想吧！」從那之後，他開始不屑地把海德格爾喚作「山中老漢」。1940年法國落敗之後，薩特曾把《存在與時間》當作他唯一的安慰，而這些日子早就一去不復返了。不過，薩特並非唯一一個無法再回頭的人。這場戰爭改變了一切，對每個人來說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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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spender，‘rhinelandjournal’，newselectedjournals，34（1945年7月）（初版於horizon，1945年12月）。關於德國的破壞狀況，亦見於victorsebestyén，1946：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london：macmillan，2014），尤其是38頁的無家可歸人數。1200多萬德意志民族同胞：有1250萬至1350萬德國人被驅逐出境或恐嚇他們離開其他歐洲國家：參見wernersollors，thetemptationofdespair：talesofthe1940s（cambridge，ma＆london：belknap/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4），119；關於歐洲整體的情況，參見keithlowe，savagecontinent：europeintheaftermathofworldwarii（london：viking，2012）。
迷惘的眼神和「淡淡的笑容」：petzet，encountersanddialogues，193–5，這在194頁，轉譯自maxkommerell對1941年拜訪的記述。參見同一資料來源的45頁，關於海德格爾感到總體上被誤解。弗裡茨·海德格爾：safranski，martinheidegger，8。畢廷根：ott，heidegger，371。洞穴：heidegger，letterstohiswife，188（海德格爾寫給妻子，1945年4月15日）。
威爾頓斯坦：關於這整個故事，參見ott，heidegger，302–5。關於荷爾德林的作品，參見elucidationsofhölderlin'spoetry。
「今天早上我們去」和接下來的引文：heidegger，‘eveningconversation：inaprisonerofwarcampinrussia，betweenayoungerandanolderman’，出自countrypathconversations，132–60，這在132–3頁。
verwüstung和wüste：ibid.，136。「為了物盡其用」：ibid.，138–9。等待：ibid.，140。
取手稿的驅車旅行：這裡的全部記述來自託瓦尼基，‘lechemindezähringen’，87–90，還有託瓦尼基轉錄和翻譯的索福克勒斯的歌隊合唱，91–4。
崩潰：safranski，martinheidegger，351。關於日期，參見heidegger，letterstohiswife，191（第一封信的時間是1946年2月17日）。他有訪客，包括他之前的老師conradgröber，後者發現他處於沉默寡言的狀態，以及託瓦尼基（towarnicki，Àlarencontredeheidegger，197n.）、心理學家viktoremilfreiherrvongebsattel和其他人照看著他。兒子們：heidegger，letterstohiswife，194（海德格爾寫給妻子，1946年3月15日；另見gertrudeheidegger的編者注，191）。關於約爾克在1949年仍沒有回來，參見heidegger和jaspers，theheidegger–jasperscorrespondence，165（海德格爾寫給雅斯貝爾斯，1949年7月5日）。「他的生活條件」：schimanski，‘foreword’，出自heidegger，existenceandbeing，2ndedn（london：vision，1956），9–11。
挑戰和儲存，‘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出自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andotheressays，3–35，這在12–15頁。「把種子置於」：ibid.，15。
「一切都被命令」，以及deinos（可怕的）：ibid.，16–17。183失去了成為一個合適物件的能力：ibid.，17。「處於無物件性之中」：ibid.，27。183「人力資源」：ibid.，18。「但在有危險的地方」：ibid.，28。他引用了荷爾德林的讚美詩《帕特莫斯》（‘patmos’）：‘woabergafahrist，wächst/dasrettendeauch.’關於整首詩，參見friedrichhölderlin，selectedpoemsandfragments，m.hamburger譯，j.adler編（london：penguin，1998），230–31。「歸屬」：heidegge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出自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andotheressays，3–35，這在32頁。
海森堡：petzet，encountersanddialogues，75。「有什麼能比讓一個存在」：heidegger，‘theoriginoftheworkofart’，出自poetry，language，ought，15–88，這在31頁。這篇作品起草於1935年和1937年，並於1950年發表在他的作品集《林中路》中。「人詩意地棲居」：heidegger，‘letteronhumanism’，出自basicwritings，213–65，這在260頁。這句話來自荷爾德林一首後期的詩歌《在可愛的藍裡》（‘inlovelyblue’/‘inlieblicherblaue’），出自hymnsandfragments，r.sieburth譯（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248–53。
「林中空地」：heidegger，introductiontometaphysics，219。「宇宙用來了解自身的一種方式」：cosmos（編劇為c.sagan、a.druyan和s.soter，首播於pbs，1980），第1集：‘theshoresofthecosmicocean’。「風景在我之內思考它自身」：merleau-ponty，‘cézanne'sdoubt’，出自senseandnon-sense，9–25，這在17。
海德格爾的反人道主義及其後來的影響：可以參見諸多作品，r.wolin，‘nationalsocialism，worldjewry，andthehistoryofbeing：heidegger'sblacknotebooks’，jewishreviewofbooks，（2014年1月6日）；rockmore，heideggerandfrenchphilosophy；karstenharries，‘theantinomyofbeing：heidegger'scritiqueofhumanism’，出自crowell編輯的thecambridgecompaniontoexistentialism，178–98；mikeldufrenne，pourl'homme（paris：Éditionsduseuil，1968），以及l.ferry和a.renaut，frenchphilosophyofthesixties，m.h.s.cartani譯（amherst，ma：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press，1990）。鞋子：heidegger，‘theoriginoftheworkofart’，出自poetry，language，thought，15–88，這在33–4頁。
那鞋子：meyerschapiro，‘thestilllifeasapersonalobject：anoteonheideggerandvangogh’（1968），和‘furthernotesonheideggerandvangogh’（1994），在他的theoryandphilosophyofart（newyork：g.braziller，1994），135–42，143–51。尤其見136–8，關於鞋子是凡·高自己的，以及145，引用同學弗朗索瓦·高齊關於凡·高在巴黎跳蚤市場購買舊鞋的說法——「是車伕的鞋子，但很乾淨，新近擦拭過。它們是漂亮的鞋子。他穿上鞋子，在一個下雨的午後，走出去沿著城堡散了一次步。因為沾上了泥，鞋子變得有趣。」夏皮羅還引用了海德格爾自己在1960年再版的文章中「鞋子無法確定主人」的邊注（150）。關於更多，參見lesleychamberlain，ashoestory：vangogh，thephilosophersandthewest（chelmsford：harbour，2014），尤其是102–28頁。
「這座建築」：heidegger，‘theoriginoftheworkofart’，出自poetry，language，thought，15–88，這在42頁。關於更多論建築的說法，參見heidegger，‘building，dwelling，thinking’，出自ibid.，145–61；和adamsharr，heideggerforarchitects（newyork：routledge，2007）。「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jaspers，philosophyofexistence，12。「存在的居所」：heidegger，‘letteronhumanism’，出自basicwritings，213–65，這在259、262頁。
「採用他準備好的那種思考方式」：gadamer，philosophicalapprenticeships，156。「胡說八道」和「沒有人會」：arendt和jaspers，hannaharendt/karljasperscorrespondence，142（阿倫特寫給雅斯貝爾斯，1949年9月29日）。「你真的想要以這種方式被載入史冊嗎」：herbertmarcuseandmartinheidegger，‘anexchangeofletters’，出自wolin編輯的theheideggercontroversy，152–64，這在161頁（馬爾庫塞寫給海德格爾，1947年8月28日，wolin譯）。亦參見wolin，heidegger'schildren，134–72。「昔日的學生」「你的信」，以及「最令人厭惡的方式」：ibid.，163（海德格爾寫給馬爾庫塞的信，1948年1月20日，wolin譯）。
「擺脫了責任」和「命令」：jacquesderrida，‘heidegger'ssilence：excerptsfromatalkgivenon5february1988’，出自neske和kettering編輯的martinheideggerandnationalsocialism，145–8，這在147–8頁。把猶太大屠殺和德國人被驅逐相比較：herbertmarcuse和martinheidegger，‘anexchangeofletters’，出自wolin編輯的theheideggercontroversy，152–64，這在163頁（海德格爾寫給馬爾庫塞，1948年1月20日，wolin譯）。「那個維度之外」：ibid.，164（馬爾庫塞寫給海德格爾，1948年5月12日，wolin譯）。
雅斯貝爾斯夫婦的名字在名單上：markw.clark，beyondcatastrophe：germanintellectualsandculturalrenewalafterworldwarii，1945–1955（lanham，md＆oxford：lexington，2006），52。雅斯貝爾斯去瑞士：ibid.，72。海德格爾的思考模式：ott，heidegger，32，引用自jaspers有關heidegger的報告，22dec.1945。「我有罪嗎？」：jaspers，thequestionofgermanguilt，63。「如果事情發生了」：ibid.，71。
重新學習溝通：ibid.，19。語言是一座橋樑：heidegger和jaspers，theheidegger–jasperscorrespondence，169（雅斯貝爾斯寫給海德格爾，1949年8月6日）。這篇文本寄出時可能包括海德格爾的《論人道主義的信》，裡面包含了「存在的居所」這個短語。「來臨」或「佔據」（ereignis）：heidegger和jaspers，theheidegger–jasperscorrespondence，190（海德格爾寫給雅斯貝爾斯，1959年4月8日）。ereignis是海德格爾這一時期慣用的概念。例如參見，heidegger，introductiontometaphysics，5–6；heidegger，contributionstophilosophy（fromenowning）（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9）。「純粹的做夢」：heidegger和jaspers，theheidegger–jasperscorrespondence，197（雅斯貝爾斯寫給海德格爾，1952年7月24日）。「做夢的男孩」：ibid.，186（雅斯貝爾斯寫給海德格爾，1950年3月19日）。
「討論開始時」：petzet，encountersanddialogues，65–6，援引了stroomann的ausmeinemrotennotizbuch。stroomann一直是海德格爾的朋友，後來專長於「管理疾病」（managersickness）。參見josefmüller-marein，‘derarztvonbühlerhöhe’，diezeit（1945年4月18日）。「一千個不想停止喊叫」：petzet，encountersanddialogues，75。
「我很快明白了」：calvino.schrag，‘karljaspersonhisownphilosophy’，見他的doingphilosophywithothers（westlafayette：purdueuniversitypress，2010），13–16，這在14頁。事情就這麼發生了：參見arendt和jaspers，hannaharendt/karljasperscorrespondence，630（雅斯貝爾斯寫給阿倫特，1966年3月9日）。火車時刻：ott，heidegger，26–7。雅斯貝爾斯的七十歲生日：heidegger和jaspers，theheidegger–jasperscorrespondence，199（海德格爾寫給雅斯貝爾斯，1953年2月19日）。「我本該抓著你不放」：ibid.，200（雅斯貝爾斯寫給海德格爾，1953年4月3日）。「夕陽下的暴風雪中」：ibid.，202（雅斯貝爾斯寫給海德格爾，1959年9月22日）。
列維納斯在戰俘營：lescourret，emmanuellevinas，120；malka，emmanuellevinas，67，和262頁關於嘲弄（引用與列維納斯的兒子michael的對話）。戰俘營與躲藏：malka，emmanuellevinas，238–9。列維納斯在考納斯的家人：lescourret，emmanuellevinas，126–7；malka，emmanuellevinas，80。列維納斯的閱讀：malka，emmanuellevinas，70–71；lescourret，emmanuellevinas，120–23。筆記本：levinas，‘preface’，在他的existenceandexistents，xxvii；lescourret，emmanuellevinas，127；colindavis，levinas，anintroduction（cambridge：polity，1996），17。對本體論差異的恐懼：levinas，existenceandexistents，1。
「卻被……左右」：ibid.，4。狗：levinas，‘thenameofadog，ornaturalrights’，在他的difficultfreedom：essaysinjudaism，s.hand譯（london：athlonepress，1990），152–3。布伯：martinbuber，iandthou，r.g.smith譯，2ndedn（london＆ny：continuum，2004），15。面部表情：levinas，existenceandexistents，97–9。亦參見他首次對面部表情的主要討論，在1946–1947年的演講‘timeandtheother’，出自levinas，timeandtheother，andadditionalessays，richarda.cohen譯（pittsburgh：duquesneuniversitypress，1987），39–94。儘管有狗的故事，但從來不清楚列維納斯是否認為面部表情必須是人類的。當採訪者向他詢問這件事時，他說：「我不知道蛇是否有臉。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peteratterton和matthewcalarco編輯的animalphilosophy（london＆newyork：continuum，2004），49，引用了‘theparadoxofmorality：aninterviewwithemmanuellevinas’（t.wright、p.hughes、a.ainley），出自robertbernasconi和davidwood編輯的theprovocationoflevinas（london：routledge，1988），168–80，這在171頁。
「他竟然不踐行爺爺的哲學！」：malka，emmanuellevinas，240。發火：ibid.，238，引自與列維納斯女兒的對話。對列維納斯的採訪記錄印證了這一點。薇依在工廠：她1934年在一家工廠為電車和地鐵製造電氣部件。參見weil，‘factoryjournal’，出自formativewritings，149–226，和gray，simoneweil，83。葉綠素：ibid.166。我們沒人有權利：simoneweil，theneedforroots（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52），1–5。
馬塞爾論倫理學和神秘：marcel，‘ontheontologicalmystery’，在他的thephilosophyofexistence，8–9。紅十字會：marcel，‘anessayinautobiography’，ibid.，90–91。馬塞爾論神秘：marcel，‘ontheontologicalmystery，’ibid.，8–9。
「從不允許自己」：sartre，nausea，173。另見sartre的一篇早期作品，‘visages’（1939），出自contat和rybalka編輯的writingsofjean-paulsartre，ii，67–71。不夠容忍：bn，431。相似觀點見sartre，anti-semiteandjew，g.j.becker譯（newyork：schocken，1948），55。海德格爾對薩特感到驚奇：towarnicki，‘lechemindezähringen’，30。beaufret的文章出版於conuences（1945）。關於他的拜訪，亦參見towarnicki，‘visiteàmartinheidegger’，出自lestempsmodernes（1946年1月1日），717–24。關於波弗埃和這一時期法國對海德格爾的接受，參見kleinberg，generationexistential，157–206，和rockmore，heideggerandfrenchphilosophy。沒時間閱讀：towarnicki，‘lechemindezähringen’，37。尼采照片：47–8。託瓦尼基的打算：ibid.，30（薩特）和37（加繆）。約寫稿件：56–8。
「對具體事物的感覺」：ibid.，61–3。「你的著作充斥著」：wolin，heidegger'schildren，88，翻譯自託瓦尼基的信，‘lechemindezähringen’，83–5（海德格爾寫給薩特，1945年10月28日）。dreck（垃圾）：德雷福斯在1987年bbc電視臺的採訪thegreatphilosophers中向bryanmagee講述了這個故事：參見‘husserl，heideggerandmodernexistentialism’，出自bryanmagee，thegreatphilosophers（oxford：oup，1987），253–77，這在275頁。海德格爾，《論人道主義的信》，這將對後存在主義法國哲學產生巨大影響。關於法國對海德格爾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接受，參見janicaud，heideggerenfrance。「在我們的小木屋裡」：wolin，heidegger'schildren，88，譯自託瓦尼基的信，‘lechemindezähringen’，83–5（海德格爾寫給薩特，1945年10月28日）。滑雪：託瓦尼基，‘lechemindezähringen’，63；對比bn，602–5。
「我們滑雪時」：maxmüller，‘martinheidegger：aphilosopherandpolitics：aconversation’，出自neske和kettering編輯的martinheideggerandnationalsocialism，175–95，這在192頁。柏林的演出：foc，153–4；另見beauvoir，belovedchicagoman，155–63（波伏娃寫給阿爾格倫，1948年1月31日到2月1日）。薩特也可能在1947年不公開地去過柏林；歷史學家約阿希姆·費斯特報告稱，那時在夏洛滕堡的一間私人公寓裡和他會面。（fest，noti，265）。1947年，《蒼蠅》在德國的法佔區上演：參見lusset，‘unepisodedel'histoire...’，94。「對於德國人」：sartre的文章在verger，2（1947年6月），引自lusset，‘unepisodedel'histoire...’，95。
大衣、推車：beauvoir，belovedchicagoman，158（波伏娃寫給阿爾格倫，1948年1月31日——2月1日）。關於可怕的冬天，這就是人們渴望去劇院取暖的原因之一，即使他們不得不穿著不合適的鞋走去那兒：lusset，‘unepisodedel'histoire...’，93–4。薩特之前的住所：薩特1979年與rupertneudeck的採訪，‘manmussfürsichselbstundfürdieanderenleben’，merkur（1979年12月）。
「大聲贊同」：這場辯論報道於derspiegel（1948年2月7日）。參見lusset，‘unepisodedel'histoire...’，91–103；和‘jean-paulsartreàberlin：discussionautourdesmouches’，verger，i（5）（1948）109–23。一些檔案被收集在這裡：/verger.pdf。《蒼蠅》：w.g.sebald，onthenaturalhistoryofdestruction，a.bell譯（london：hamishhamilton，2003），35，描述了漢堡並引用了hanserichnossack，interviewmitdemtode，238。
薩特的演講：foc，300。關於薩特和海德格爾之間會面的兩份二手報告：foc，301；petzet，encountersanddialogues，81–2。佩採特說他們用德語交談。
薩特的道歉：foc，301。馬塞爾的ladimensionflorestan在1953年10月17日對外廣播，並被翻譯成德語，題目是diewachtamsein（‘thewatchoverbeing’），影射了一首民族主義歌曲‘diewachtamrhein’。參見marcel，‘postface’，ladimensionflorestan（paris：plon，1958），159–62，他說他敬仰海德格爾，但不喜歡他用語言所獲得的自由。亦見於marcel，‘conversations’，出自tragicwisdomandbeyond，243，德語版。馬塞爾對薩特的攻擊：marcel，‘beingandnothingness，’出自homoviator，166–84；marcel，‘existenceandhumanfreedom’，在他的thephilosophyofexistence，32–66，尤其是（論恩典）62–6頁。「無限遺憾」：cau，croquisdemémoire，253–4。
「玫瑰花束！」：ibid.，254。這個故事由託瓦尼基講述，‘lechemindezähringen’，86。「四千名」：foc，301。山中老漢：cau，croquisdemémoire，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