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存在主義者們爭論未來。
在1951年的一次演講中，梅洛-龐蒂評論道，比起之前的任何一個世紀，20世紀都更讓人們意識到了他們的生活具有怎樣的「偶然性」，是如何任由歷史事件和他們無法控制的其他變化所擺佈的。這種感覺在戰後仍然持續了很久。兩顆原子彈被投到廣島和長崎之後，許多人開始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也不遠了，而這一次，戰爭將會爆發在蘇聯和美國之間。這兩個超級大國的戰時聯盟，幾乎在瞬間便土崩瓦解；現在，他們站在各自那一邊，隔著虛弱、貧困和自我懷疑的西歐，憤怒地瞪著對方。
如果再打一場大戰的話，這次戰爭很可能會摧毀文明，甚至生命本身。起初，只有美國擁有原子彈，但蘇聯工程師和情報機構正在著手攻克這個難題，也是人盡皆知的事，而且，人們很快還了解到輻射和環境破壞的全部危險。正如薩特針對廣島被炸寫道的那樣，人類現在已經獲得了毀滅自身的能力，想要活下去，成了人類每一天都得主動去做的決定。加繆也寫道，人類面臨著一個任務，那就是要在集體自殺和更明智地使用技術之間——在「地獄與理性」之間——做出選擇。但在1945年後，似乎已經沒什麼理由再相信人類有做出正確選擇的能力了。
此後，每一次新的原子彈試驗，都會讓人們的焦慮水平上升一分。1946年7月，美國人爆炸了一顆更強大的原子彈之後，波伏娃聽到廣播裡的播音員說，這已經觸發了連鎖反應，讓物質開始解體，而這種浪潮將慢慢席捲全球。在幾個小時之內，地球上的一切都將不復存在。這才是一種位於存在核心的虛無啊。那一年年末，謠言四起，說是蘇聯人正密謀將一些裝滿放射性塵埃的手提箱放到美國的主要城市，裡面設定了定時器，可以將密封條炸開，進而殺死數百萬人。薩特在他創作於1956年的戲劇《涅可拉索夫》（nekrassov）中，便諷刺過這個故事，但是那個時候，沒幾個人知道到底該相信什麼。輻射本來不可見，還這麼容易部署，不讓人毛骨悚然才怪；幾個手提箱，就能裝下宇宙本身的力量。
但是，一些人擔心末日的時候，另一些人卻在滿懷希望地期待著新開始的到來。荷爾德林曾經說過，「在有危險的地方，亦生長著拯救的力量」。有些人認為，或許最近這場戰爭的浩劫，不會帶來滅頂之災，而是會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永久性地摧毀戰爭和其他邪惡。
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願望是，可以出現一個有效的世界政府，來解決衝突、執行條約，使大多數戰爭變為不可能。加繆就是懷有這種希望的人之一。在他看來，廣島被炸的直接教訓是，人類必須建立「一個真正的國際社會，大國不再享有比中小國家更高的權利，而控制這類終極武器的將會是人類智慧，而非各國的慾望和主義」。在某種程度上，聯合國實現了這些目標，但它又一直都未能像人們希望的那樣具有廣泛的效力。
有些人將美國方式視為了前進道路。戰後，歐洲對美國感激涕零、好感倍增；而靠著20世紀40年代末的「馬歇爾計劃」，美國又進一步鞏固了這一點，往傷痕累累的歐洲國家注資數十億美元，助其迅速復甦經濟。美國甚至還向蘇聯等國提出過資金援助，但在莫斯科的要求下，這些國家都拒絕了。西歐的一些國家認為，接受美國的資金是件很丟臉的事，但也不得不承認，它們需要這些錢。
除了國際主義者和親美者之外，戰後的西歐還出現了第三個團體，他們更願意把希望放在蘇聯身上。畢竟，在地球上的主要國家中，只有蘇聯是在真正試著為人類實踐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在將來的某個時刻，當所有的清理工作完成時，）人類可以通過理性的管理，永遠地消除貧窮、飢餓、不平等、戰爭、剝削、法西斯主義和其他邪惡。在所有改變人類處境的嘗試中，這是有史以來最雄心勃勃的一個。但如果它在第一次就失敗的話，那麼可能以後就再也不會被嘗試了，因此，蘇聯的嘗試值得不惜一切代價去維護。
我們這裡談論的只是七十多年前——人類的中等壽命長度——的事件，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很難讓自己設身處地地站在那個時代的角度，去思考、去搞清楚為什麼這個理想曾影響了西方那麼多充滿智慧和久經世故的人。現在，人們的普遍共識是，蘇聯的政治制度註定不可能奏效，所以，那些沒有從一開始就視其為徒勞嘗試的人，都是傻瓜。但是，對那些經歷過20世紀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艱難困苦的人來說，儘管它被認為難以實現，但似乎是一個值得去信仰的理念。人們沒有把它僅僅看成是一個夢想，那種你醒來之後模模糊糊記得你好像看到了什麼神奇但不可能之事的夢。他們認為，雖然任重道遠，沿途隱患重重，但是這是一個實際可行的目標。
不過，那些隱患並不難發現。與蘇聯那張美麗、遙遠的目標列表對應的，是一張同樣長的現實列表：勞動營、監禁、饑荒、物資短缺等等。第一件令人驚愕的大事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根據傳來的有關莫斯科公審的訊息，名譽掃地的黨員「供認」了蓄意破壞或陰謀行為之後遭到了處決。1946年，更多的訊息浮出水面，其中一些來自一本叫《我選擇了自由》（ichosefreedom）的書，由蘇聯叛逃者克拉夫琴科所著。這本書在1947年被翻譯成法語後，親蘇聯的《法蘭西文學》（leslettresfrançaises）雜誌斥之為美國政府的捏造。克拉夫琴科的律師起訴了該雜誌，1949年初，案件在巴黎開審，被訴一方的證人，對蘇聯的生活極盡讚美，試圖推翻作者的說法。嚴格來說，克拉夫琴科贏了此案，但他只拿到了一法郎的損害賠償。第二年，另一位作家魯塞（davidrousset），也起訴了《法蘭西文學》。魯塞是一名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倖存者，他呼籲對蘇聯的勞改營進行調查，結果遭到了該雜誌的攻擊。他也贏了自己的案子。這兩次審判都有爭議，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讓人們意識到，蘇聯或許不是它自詡的天堂——至少目前還不是。
但即便此時，許多人還是認為，它比美國那種極端資本主義模式更值得維護。畢竟，美國也失掉了部分的道德高地：由於對蘇聯的極度恐懼，美國政府開始打擊任何帶一點左翼傾向的組織、監視和騷擾本國公民。凡是被懷疑具有「紅色傾向」的人，都面臨著被解僱、列入黑名單和被拒絕出境的危險。1951年，由於把核武器的秘密給了蘇聯人，幼稚的夫婦埃塞爾·羅森堡（ethelrosenberg）和朱利厄斯·羅森堡（juliusrosenberg）被判處死刑。處決於1953年最終執行後，震驚了美國內外。薩特在《解放報》上發表了一篇怒氣衝衝的文章。身在美國的漢娜·阿倫特則寫信給雅斯貝爾斯，說她擔心這樣的事件可能預示著一場國家性災難，可以堪比德國那場。「一種無法想象的愚蠢，一定掌控了美國。我們害怕，是因為我們對它很熟悉。」
如果兩個大國都未能達成各自的理想，或許在它們之間做選擇的唯一辦法，就是問問哪個更值得努力去實現。左翼認為，儘管美國代表了爵士樂和自由等等美好的事物，但它也代表著不受約束的個人貪慾、經濟殖民主義和工人剝削。至少蘇聯代表著一種崇高的可能性，為了這個目標，有什麼可能不值得做的道德妥協嗎？
七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卡拉馬佐夫兄弟》（brotherskaramazov）中用一個簡單的問題總結了這種道德兩難。伊凡·卡拉馬佐夫要他的弟弟阿遼沙想象一下，如果他有能力創造一個世界，讓人們從此之後可以享受完美的和平與幸福。但是要實現這一點，伊凡說，你必須現在就折磨死一個小生命——比如那個嬰兒。這其實相當於犧牲一個人（希望）拯救很多人的那個「電車難題」在早期的極端變體。伊凡問，那麼，你會做嗎，阿遼沙的答案是一個明確的不字。在他看來，沒有什麼可以成為折磨一個嬰兒的正當理由，就這麼簡單。權衡利弊無法改變這一點，因為有些東西是無法被衡量或交換的。
在20世紀40年代的巴黎，阿爾貝·加繆也贊同阿遼沙的立場。在文章《既非受害者，亦非劊子手》（neithervictims，norexecutioners）中，他寫道：「我永遠不會再與為謀殺找藉口的人同流，無論他們是誰。」無論結果是什麼，他都不會支援為暴力所做的正當辯護，尤其是國家暴力。從那之後，他便一直秉承著這一立場，不過他並未停止對它的思考。1949年，他創作了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風格的戲劇《正義者》（thejust）。在劇中，一群恐怖分子爭論了在政治暗殺時，他們是否可以殃及無辜，殺害旁觀者。加繆明確表示，他認為這是錯的。1954年11月，他的祖國阿爾及利亞爆發獨立鬥爭後，他也依然這樣認為。在他看來，起義軍埋設炸彈、殺死無辜者，法國當局實施酷刑和極刑，都不正當。人們總會做暴力的事情，但哲學家和國家官員卻有責任不去為暴力找藉口開脫。這個觀點讓他飽受爭議。1957年，在慶祝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講話中，有人要加繆解釋一下他不支援起義軍的理由。他說：「現在人們正往阿爾及利亞的電車軌道上放炸彈。我母親就可能在其中一條車軌上。如果這就是正義的話，那麼我寧願選擇我的母親。」在加繆看來，任何一方的行為都沒有客觀的正當理由，所以他自己的忠心是唯一可能的引導來源。
薩特後來開始培養自己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或者說，他最終這麼做了。但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他聽起來仍然會像阿遼沙本人或加繆。梅洛-龐蒂曾在自己支援蘇聯的階段問過薩特，如果必須在兩件事之間選擇，一件會殺死300人，另一件會殺死3000人，他會怎麼選。薩特回答說，從哲學上來看，這有什麼差別嗎？當然從數學上來講有差別，但哲學上沒有，因為每個個體在自己眼睛中都是一個無限的宇宙，我們沒法拿兩個無窮來比較，無論是二者中的哪一種情況，生命的損失都是無法估量的災難。梅洛-龐蒂後來講起這個故事時，推斷說，薩特當時純粹是站在哲學家的角度來談論這件事，而不是通過「政府首腦的視角」。
後來，薩特和波伏娃都放棄了這一觀點，並且認為，一個人可以甚至必須以審慎的方式掂量和權衡人的性命，而阿遼沙的立場是在逃避這種責任。他們逐漸感到，拒絕做計算——把一個嬰兒與未來數百萬嬰兒做對比——不過是自私或膽小罷了。如果這聽起來僅僅就是一個由某些狂熱的空想家倡導的觀點，早已不合時宜的話，那我們可以提醒一下自己，在我們自己的時代裡，一些文明國家顯然也在以同樣的方式為酷刑、監禁、殺戮和監視做辯解，理由同樣是各種情況不明的未來威脅會傷害到數量不明的人口。
薩特、波伏娃和梅洛-龐蒂（他是暫時）覺得，他們比加繆更堅強、更誠實，因為他們看到了「髒手」的必要性——又是這個口頭禪。當然了，這個把手弄髒的汙漬指的就是其他人的鮮血，而且巧的是，這群人還都遠在天邊。不過，薩特也堅稱，如果必要的話，他會犧牲自己。1956年，在威尼斯召開的一次作家會議上，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問他，如果他遭到蘇聯的不公正監禁，他想怎麼辦，是希望朋友們發起運動，讓他獲釋，不顧運動是否會損害蘇聯的聲譽和危及它的未來，還是會為了更大的善而認命？薩特想了會兒，回答說，他會拒絕發起運動。斯彭德不喜歡這個答案：「可在我看來，唯一向善的運動，一直以來都是為一個人受到不公正監禁而發起的運動。」但薩特反駁道，事情的關鍵就在這裡，或許在現代世界中，「針對個人的不公正」已經不再有意義。對於這個駭人的觀點，薩特花了很長時間才說服自己不必感到愧疚，但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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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和斯彭德討論的這個假想場景，十分類似於阿瑟·庫斯勒的小說《中午的黑暗》（darknessatnoon）中的一個情節。這本書取材於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bukharin）的真實經歷，1940年以英語出版，1946年被譯成法語，書名被譯成了lezéroetl'infini（《零與無窮大》）。庫斯勒將他虛構的人物描繪成了一個對蘇聯盲目忠誠的人，以至於甘願籤一份假認罪書，併為了國家利益而赴死。如此解讀布哈林的真實案例，有些太一廂情願，因為布哈林並非主動招供。但庫斯勒確實給知識分子們提供了一個可以爭論的故事：為了保護蘇聯，一個人可以走多遠？他在《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員》（theyogiandthecommissar）一文中，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拿準備為遠大理想目標做任何事情的「人民委員」，和堅持當前現實的「瑜伽信徒」進行了對比。
梅洛-龐蒂在他的「人民委員」階段初期，曾在《摩登時代》發表了由兩部分組成的批評文章《瑜伽信徒和無產階級》，來回應庫斯勒。他的主要論辯手段，有時會被稱為「又該怎麼說（what-aboutery）」：是，蘇聯的目標不完美，那西方的許多弊端又該怎麼說？資本主義的貪婪、殖民壓迫、貧窮和種族主義又該怎麼說？西方國家氾濫的暴力又該怎麼說？
庫斯勒沒理會梅洛-龐蒂的回應，但他的朋友加繆卻被激怒了。根據波伏娃的描述，一天晚上，加繆氣勢洶洶地闖到鮑里斯·維昂家，打斷了人家正在舉行的聚會，把梅洛-龐蒂罵了個狗血噴頭，然後又怒氣衝衝地轉身走了。薩特追了出去，但事件最後還是以相互指責和怨恨而告終，而薩特和加繆甚至也為此鬧僵過一段時間。不過，那一次他們和好了。
薩特、波伏娃、加繆和庫斯勒曾經是好朋友，經常在晚上一起飲酒作樂，激昂地辯論政治話題。某個這樣的夜晚，大約是1946年，他們在一家俄國僑民的夜總會狂歡時，聊起了友誼與政治承諾的問題。如果你和某個人政治觀念相左，還會跟他交朋友嗎？加繆說可以。庫斯勒說：「不可能！不可能！」藉著伏特加的酒勁兒，波伏娃站到了加繆的一邊：「是有可能的；這一刻的我們就是證明啊，儘管我們意見不一，但在一起還是很開心呀。」聽到這麼窩心的說法，他們都高興起來，雖然薩特還得準備第二天的一場演講，而主題又偏偏是「作家的責任」——大家都覺得這實在太好笑了——但他們一直興致勃勃地痛飲到了天光方亮時，之後，才興高采烈地與彼此告別。而且，薩特不知用了什麼辦法，還真把講稿寫完了，幾乎沒睡覺。
但是，到了1947年的另一次深夜狂歡期間，友誼的問題又出現了，而這一次，氣氛就鬧得不怎麼愉快了。庫斯勒最終表清了他的立場，拿起一個酒杯就朝薩特的頭上扔了過去——特別是他還感到（可能沒錯）薩特正在和他的妻子馬邁內（mamaine）調情。（庫斯勒自己就是個寡廉鮮恥、愛拈花惹草的人，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在這方面可以說是相當爭強好勝。）他們踉蹌著來到外面後，加繆把手放在庫斯勒肩膀上，想讓他冷靜一下。但庫斯勒對著他就是一陣亂打，加繆也打了回去。薩特和波伏娃把這倆人拉開之後，推著加繆上了他的車，把庫斯勒和馬邁內丟在了街頭。回家的一路上，加繆倚在方向盤上哭個不停，把車開得左拐右扭：「他是我的朋友啊！可他竟然打我！」
薩特和波伏娃最終在一件事上和庫斯勒取得了共識：不可能與政治觀點相左的人成為朋友。「如果人們的觀點迥異，」薩特說，「怎麼一起去看電影呢？」1950年，庫斯勒跟斯蒂芬·斯彭德提到，隔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他碰見了薩特和波伏娃，並提議一起吃午餐。兩人尷尬地緘默了一會兒後，（根據斯彭德的二手訊息）波伏娃說：「庫斯勒，你知道我們道不同。我們的見面似乎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她把胳膊交叉成一個大大的x，說：「在任何問題上，我們都會像這樣交叉。」
這次輪到庫斯勒抗議了：「是，但怎麼說我們也還可以像以前一樣保持朋友關係吧。」
對此，她以現象學回應道：「你自己就是哲學家，肯定明白我們看一塊morceaudesucre（糖塊）時，每個人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物件。我們的morceaudesucre現在差別太大了，我們的見面似乎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真是一幅令人難過的場景：桌子上的甜蜜糖果；哲學家們從不同的立場窺視它們。糖以不同的方式向他們每個人展現著自身。它從一側捕捉光芒，但不能從另一側捕捉。對這個人來說，它看起來明亮而耀眼；對那個人來說，則灰暗且無光。對這個人來說，它意味著咖啡的一種美味新增品。對那個人來說，它意味著蔗糖貿易中的奴隸制的歷史罪惡。結論？根本沒有什麼討論的必要了。這是現象學主題的一種奇怪扭曲。政見分歧中的這個x，也在梅洛-龐蒂那個能協調一切的「交叉」形象上擰了一個難分難解的結。整個盤根錯節的混亂局面只能以沉默告終——這讓人想起了大約在同一時間，沉默也降臨到了馬爾庫塞和海德格爾身上，當時馬爾庫塞決定，鑑於二人之間的分歧巨大，對話已再無可能。
這場關於友誼的爭論，實質上還是在爭論為了蘇聯及其意識形態，值得做出什麼樣的犧牲。但無論爭的是哪個，你都必須把抽象的價值與那些私人、個體和迫切的情況放在一起權衡。你必須得決定什麼才最重要：就在你面前的這個人，還是你的選擇可能對未來某群人產生的影響。我們的每位思想家在解決這個難題時，角度都大不相同——有時候，同一個人會在不同時期內得出不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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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是其中最前後不一的一位，無論在蘇聯還是在友誼問題上，都是如此，有時候，他會期待別人能拋開政治分歧而忠誠於他，比如1947年10月時，他就期望老同學雷蒙·阿隆能對他忠誠，但沒有得到，於是他憤怒地與之徹底斷絕了來往。
對法國來說，那一年是困難的一年——這或許就是為什麼庫斯勒的爭吵會如此激烈。法國當時由走中間路線的聯合政府統治，但遭到了左翼的法國共產黨和右翼的法蘭西人民聯盟的攻擊。法蘭西人民聯盟的領導人是戰時法國流亡力量的領導人夏爾·戴高樂將軍。薩特認為，戴高樂的黨派幾乎有一種法西斯主義作風，熱衷於群眾集會和圍繞其領導人搞個人崇拜。但阿隆在倫敦時曾參加過自由法國，和戴高樂很熟悉，對他的做法也更同情，而且已經挪到了薩特右邊的立場上。
那年秋天，危機不斷加劇，戴高樂主義者的遊行和法國共產黨的罷工及示威（得到了蘇聯的支援），都威脅到了中間派政府的穩定。人們開始擔心會爆發內戰，甚至革命。有些人覺得，這種可能性很令人興奮。在給梅洛-龐蒂的一封信裡，索尼婭·布朗奈爾寫道，她剛剛在倫敦和一些法國作家吃了午飯，他們沒完沒了地討論著那些他們打算在巴黎街道上發起的戰鬥和製造汽油彈的最佳辦法。
在這場危機的高潮時期，阿隆主持了一場廣播辯論，參加者是代表左派的薩特和一幫戴高樂主義者。在直播中，他們對薩特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但阿隆並沒有干涉，因此薩特對阿隆很失望，認為阿隆竟然都不支援一下老朋友，任由他們那樣攻擊自己。後來回顧起此事時，阿隆說，他覺得自己是辯論的主持人，不該站隊。但薩特懷疑，真正的原因其實是阿隆自己支援戴高樂主義。那之後的好多年裡，這兩個人都沒有再說話。
阿隆可能沒有意識到的是，在那段時間裡，薩特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他收到了很多恐嚇信，其中有一封信裡夾著一張他自己的照片，照片上還塗滿了糞便。一天晚上，他聽說一群軍官正在左岸四處找他後，便跑到了朋友家避風頭，好幾天都沒返回他那間廣為人知，就位於拿破崙酒吧樓上的住所。不過，這並不是他那些坦率的政治觀點最後一次給他帶來危險。
實際上，這個階段的薩特，既反對戴高樂主義者，也仍然對蘇聯持批評態度，因此雙方都讓他感到憤怒。由於存在主義對自由的堅持，法國共產黨一直以來都不認同這是一種哲學。1946年，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列斐伏爾編寫了一本小冊子，將存在主義歸結為「一種沉悶、無力的混合物」，會導致過於危險的「開放心態」。人們是自由的，薩特說——但是列斐伏爾要求知道，「一個每天早上在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之間選擇的人代表了什麼？」這樣一個人，怎麼能被認為比那些「一勞永逸地選擇了反對法西斯主義，或甚至不用選擇就反法西斯的人」要好呢？列斐伏爾的觀點聽起來很合理，但再想一下它暗示了什麼，似乎就不是那麼回事了。他這種說法要求的是一種永遠不必再去思考的承諾，薩特肯定無法支援——至少目前不能。他一方面支援革命派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堅持與其背道而馳的存在主義基本原則，後來，他曾試著化解這二者之間的衝突，但把自己搞得更困惑了。
1948年2月，為解決這個難題，他加入了「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démocratiquerevolutionnaire），這是一個獨立黨派，目標是建立不結盟的社會主義制度，但除了把事情搞得更復雜外，該黨並沒有太大的作為，結果，一年半之後，薩特便退黨了。
與此同時，1948年4月，他又因為一個新劇本陷入了更大的麻煩中。這個劇的名字，理所必然地，叫《髒手》（dirtyhands），講的是伊利里亞（illyria）——一個虛構的現代小國，有點兒像戰後的匈牙利——的黨員們，在理想上做出了道德妥協，一邊等著政權被蘇聯接管，一邊努力讓自己接受這種可能性。這下，薩特惹惱了蘇聯，文化委員亞歷山大·法達耶夫（alexanderfadayev）將薩特斥為「一隻握著鋼筆的鬣狗」，薩特一下子便在蘇聯失了寵。當時正在讀大學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ivanklíma），就曾聆聽過老師們抨擊薩特「腐朽不堪、道德墮落」，不過，這反而讓他更迫不及待地想讀讀薩特了。
現在，薩特不但四面受敵，在政治上困惑不已，還為了將這一切都捋順搞通，把自己弄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勞累。他的大部分壓力是自己給自己加的，但他可不準備僅僅為了圖生活容易，就時不時地保持安靜。波伏娃也受到了來自工作、緊張的政治局勢和個人危機的壓力——她正試著決定如何處理與納爾遜·阿爾格倫的異地戀關係，因為阿爾格倫不願意屈居薩特之後，而且想讓她搬到美國去。為了消除疲憊，她和薩特不約而同地吃起了藥。薩特越來越依賴他最喜歡的科利德藍（corydrane），一種苯丙胺和止痛藥的組合藥物。而波伏娃則服用苯丙胺對抗焦慮，但卻把症狀搞得更嚴重了，到1948年夏天，在她和薩特動身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度假時，波伏娃已經開始產生幻覺，老覺得不是群鳥向她猛撲下來，就是許多手在拽著她的頭髮往上拉。北方森林的靜謐，比藥丸對她的幫助更大。她和薩特在那裡見識了許多美好的事物：「矮樹森林，紫水晶色的地上種著矮小的樹木，紅的像珊瑚，黃的像金子。」波伏娃漸漸找回了往日的生活樂趣。但薩特的靈魂還會被折磨好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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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9日，經過多年的偵查和研發，蘇聯爆炸了一顆原子彈。自此之後，徹底毀滅成了一種相互間的威脅。幾個月後的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現在，西方要面對的共產主義大國成了兩個。恐懼與日俱增。美國的中小學生接受了演習訓練，聽到轟炸警報後，全都要雙手抱頭，鑽到桌子底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進行下一步的研究，並在1950年1月宣佈，他們正在研製一種更強大的武器：氫彈。
那一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和蘇聯在北部支援朝鮮，美國則在南邊協助韓國作戰。這場戰爭的後果似乎無人可以預料：會爆炸原子彈嗎？戰爭會擴散到歐洲嗎？蘇聯會像德國那樣去佔領法國嗎？後面這個想法，以極快的速度佔據了法國人的頭腦。這聽起來好像有些奇怪，畢竟戰爭是在世界另一端打，但這種想法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對上一次被佔領的記憶猶新，以及新衝突的令人驚慌和不可預測的性質。
加繆問薩特，他有沒有考慮過如果蘇聯入侵，他個人會有什麼遭遇。也許「一支握著鋼筆的鬣狗」不會被准許笑到最後。薩特反問道：那加繆會做什麼？加繆說，噢，德國佔領期間怎麼做的，就還怎麼做——意思是他會加入抵抗運動。薩特道貌岸然地回道，他永遠不會與無產階級做鬥爭。加繆又強調了一遍他的觀點：「那你必須離開。如果你留下來，被剝奪的不僅是你的生命，還有你的尊嚴。他們會把你送到勞改營，你會死在那兒。然後他們會說你還活著，用你的名字宣揚順從、屈服和叛國；而人們會相信他們。」
與雅克-洛朗·博斯特、奧爾加·科薩凱維奇和理查德·賴特（現已定居巴黎）共進晚餐時，波伏娃和薩特在席間再次討論了這個主題：「怎麼離開，去哪裡，何時走？」納爾遜·阿爾格倫寫信說可以協助他們去美國，但他們不想這麼做。如果他們不得不離開法國的話，也應該去一箇中立國。波伏娃寫道，也許他們可以去巴西，上一次戰爭期間，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zweig）就曾去那裡避難。但茨威格因為忍受不了流亡，在那裡自殺了，而且這一次逃離的還是社會主義運動！怎麼會這樣？
梅洛-龐蒂同樣擔心要是真打起來，法國會吃敗仗，但他也不想逃。薩特注意到，他現在看起來格外輕鬆——「那種小男孩般的神氣，這我太熟悉了，以前每次事態有可能變嚴重時，他就會裝出這種神態。」梅洛-龐蒂開玩笑說，如果法國真被佔領的話，那他就去紐約，當個開電梯的小哥。
但其實，梅洛-龐蒂的內心被這些事件攪得要比他表現出來的更不安，而且並不僅僅是出於個人恐懼。朝鮮半島的衝突逐步升級時，他在蔚藍海岸的聖拉斐爾小鎮碰到了也在那裡度假的薩特。兩人見到彼此都很高興，但又爭論了一整天：先是一邊沿著海岸線散步一邊爭，接著到了咖啡館的露臺上爭，隨後在薩特等火車時，又在火車站爭。他們必須要在朝鮮問題上為《摩登時代》商討出一個連貫的社論立場。但是，梅洛-龐蒂逐漸感覺到，他們不應該立即對他們自己尚不理解的局勢發表意見。薩特不同意。如果戰爭迫在眉睫，你怎麼能保持沉默？梅洛-龐蒂的看法很悲觀：「既然野蠻的力量將會決定結果，為什麼還要對牛彈琴？」
但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不僅僅是編輯方針，更是關於一個人應該把自己的信仰堅持到什麼程度。梅洛-龐蒂對朝鮮進攻韓國非常震驚，此外，越來越多有關勞改營的報道，也讓他十分不安。這表明，雖然直到不久之前，他還是他們所有人裡最支援蘇聯的一個，但現在，梅洛-龐蒂的個人視角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而相反的是，曾經警惕的薩特則越來越傾向於選擇支援蘇聯。
朝鮮半島的衝突並沒有引來蘇聯入侵法國，但這場到1953年才結束的戰爭，的確改變了全球的政治格局，並且隨著冷戰局勢的漸漸明瞭，加重了猜疑和焦慮情緒的蔓延。那幾年間，梅洛-龐蒂的懷疑有增無減，薩特卻從騎著的牆上爬了下來，而讓他徹底改變想法的，是法國發生的一場詭異事件。
1952年5月28日晚，一隊巡邏警察攔下了法國共產黨當時的領導人雅克·杜克洛，並搜查了他的車。他們在一個筐子裡找到一把左輪手槍、一部收音機和一對鴿子後，逮捕了他，聲稱這兩隻鴿子是給蘇聯通風報信用的信鴿。杜克洛回答說，鴿子已經死了，因此沒法當信鴿來用，他是要把它們帶回家，讓他的妻子做晚餐。警察說，鴿子餘溫尚存，身體未僵，因此很可能是杜克洛匆忙把它們掐死的。然後，他們把杜克洛關進了拘留所。
第二天，警方對鴿子進行了屍檢，以便搜尋藏在其體內的微型膠捲。隨後，他們又舉行聽證會，請來三名鴿子專家鑑定兩隻鴿子的年齡。據他們估計，鴿齡分別約為二十六和三十五天，但它們到底是什麼品種，專家直言不諱地說，他們無法識別：「因為已知鴿種數量龐大、品種繁多，而且業餘飼養者一直在培育許多新的雜交品種，鑑定起來很困難。」不過，專家們得出結論，鴿子可能是隨處可見的家鴿，而且沒有跡象表明，它們被繁殖出來是為了傳遞資訊。然而，杜克洛還是被關了一個月之後才獲釋。人們發起一場大規模的運動，表達對他的支援，共產黨員、詩人路易·阿拉貢（louisaragon）還寫了一首關於「鴿子陰謀」的詩。
在薩特看來，這件荒謬的事情，似乎是共產黨員多年以來在法國受到騷擾和挑釁的高潮。他後來寫道：「經過十年的反覆思量，我已經來到了臨界點。」鴿子陰謀迫使他下定了決心。他寫道：「用教會的語言來說，這是我的改宗。」
也許，用海德格爾主義的語言來說，這是薩特的kehre（轉向），而這就需要薩特根據新的當務之急，重新去考量他思想的每一個點。海德格爾的轉向導致他遠離了堅定，轉而「泰然任之」，而薩特的轉向，現在則讓他變得更堅決，更多地參與到政治中，更頻繁地公開露面，更不願意妥協。他當時的感受是「要麼寫作，要麼憋死」，於是他以最快的速度寫出了長文《共產主義者與和平》（thecommunistsandpeace）的第一部分。他後來說，這篇文章是用他內心的憤怒寫成的——當然，還有血液中的科利德藍。他幾乎覺都沒怎麼睡，一頁又一頁地寫下了支援蘇聯的理由和論點，並將結果發表在了1952年7月的《摩登時代》上。幾個月後，他又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文章，而這一次，他的朋友阿爾貝·加繆成了被攻擊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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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與加繆的對峙蓄勢已久，而考慮到他們的觀點如今之迥異，這幾乎無法避免。1951年，加繆發表了長文《反抗者》（therebel），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反抗與政治行動主義理論。
加繆不太認同薩特的地方主要有兩點：一是歷史會朝著一個必然的目的地發展，二是人類社會會達到完美狀態。他認為，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就會有反抗。每次革命顛覆了一個社會的弊病後，就會製造出一個新現狀，並慢慢形成自己的過分行為和不公正。每一代人都有一種全新的責任來反抗這些，永遠都會如此。
更重要的是，在加繆看來，真正的反叛並不意味著去追求「山巔上的光輝城市」這種狂熱願景，而是意味著對那些已經變得不可接受的現實狀況加以限制。比如，一個一輩子都受人役使的奴隸，突然決定不能再這樣了，然後畫下界線，說「到此為止，但不會再進一步」。反抗是對暴政的一種遏制。隨著反抗者持續對抗新的暴政，一種平衡便被創造了出來，而這種適度狀態，必須要不懈地更新與維持。
加繆這種自我調節式的無限反抗是個動人的願景，但也當然會被視為對蘇聯及其支援者的攻擊。薩特很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加繆是在針對他，而且讓他感到無法原諒的是，加繆竟然會在如此危急的歷史關頭做出這種正中右翼下懷的事。《摩登時代》不評一評這本書，顯然是不行的。但是，薩特不太願意抨擊老朋友，所以他把這項任務交給了他的年輕同事弗朗西斯·瓊松。瓊松把加繆批判得體無完膚，指責《反抗者》是在為資本主義辯護。加繆寫了一封長達十七頁的「致編輯的信」——編輯當然是指薩特，不過沒有指名道姓——為自己進行了辯護。他譴責說，瓊松嚴重歪曲了他的論點，並補充道：「我都開始有點兒厭煩看到自己……被一些只會對著歷史空想的評論家沒完沒了地教訓了。」
被這麼一挖苦之後，薩特憤而寫了一份他自己的回應，對加繆進行了長篇大論的人身攻擊，而且情緒異常激動，即便以他近來的標準，也顯得有些過分。那就這樣吧，薩特說；他們就此絕交。當然，他會想念加繆，尤其是記憶中那個戰時抵抗運動時期的加繆。但現在，他的朋友已經成了反革命分子，重歸於好已無可能。政治又一次壓倒了一切。
對於薩特的回應，加繆沒有發表回應，雖然他確實起草過一份。這之後，沉默再次降臨。好吧，不完全是，因為自從這次著名的反目發生後，專門研究此事的書籍和文章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把這次衝突分析到了最後一個標點符號。這場被視為定義了整整一個時代和思想環境的爭論，經常被誇張成一齣扣人心絃的戲劇：「做夢的男孩」薩特追逐著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在遇到加繆這位不但目光敏銳，還碰巧更酷、更聰明、更帥氣的道德英雄後，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這麼當故事講是很精彩，但我認為，還可以從一些更加細緻的角度來思考這場爭論，而且努力瞭解一下薩特的動機，問一問他的反應為什麼如此過激，不無裨益。多年以來，薩特一直因政治觀點而飽受壓力，被嘲諷為腐朽的資產階級，但後來，他的思想發生了轉變，開始以一種全新的眼光看待整個世界。因此他認為，拋棄對加繆的個人感情，是他的責任。個人感情是一種自我放縱，必須被超越。就像海德格爾在他的《存在與時間》階段那樣，薩特也認為，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價地堅決起來：搞清楚必須要做什麼，然後去做。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加繆會選母親而舍正義，但薩特認定，既然他的朋友背叛了工人階級，那麼選擇他的朋友就不對了。過去曾經很喜歡加繆的波伏娃，也採取了相同的態度：《反抗者》是在歷史關鍵時刻故意送給他們的敵人的一件禮物，決不能漠然置之。
這場爭吵，讓加繆心煩意亂，而且還正趕上他人生的一段艱難時期。他的個人生活很快急轉直下，婚姻出現了矛盾，寫作出現了瓶頸，而他的家鄉阿爾及利亞則陷入了戰爭的恐怖之中。1956年，他借一部中篇小說《墮落》（thefall），表現了自己所經歷的危機。這部小說的主角「法官／懺悔者」，以前是一位初審法官，但決定坐下來，審判一下他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裡，法官連續幾個晚上向一位未具名的敘述者講述了他的人生，並在一個令人震驚的故事中將他的講述推向了高潮。某天晚上，他在巴黎看到一個女人從橋上跳了下去，未能出手相救。他無法原諒自己。法官承認他有罪，但另一方面，他似乎覺得這賦予了他指出別人之罪的道德權威。他告訴對話者——毫無疑問就是我們，他的讀者——「我越是指責自己，就越有權來審判你。」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說的就是加繆自己。
薩特和波伏娃不是《墮落》中的主角那樣的懺悔者，但他們意識到了未來會向他們投來嚴厲的目光。「我們覺得自己會被蒙著面的後人評判，」薩特在1952年寫道，並補充說，「後人會長期審視我們，我們的時代會成為他們眼中的一個物件。」波伏娃在她的最後一卷回憶錄中也寫道，她曾經覺得自己比以前的作家高一等，因為很明顯，她知道的歷史要比他們多。但接著，她登時醒悟到了那個再顯見不過的事實：有一天，她這一代人也會接受未來標準的評判。她明白，她的同時代人必將面臨歷史學家湯普森（e.p.thompson）後來所謂的那種「子孫後代的巨大優越感」。
不過，薩特仍然堅信，人必須要當機立斷。如果因為害怕犯錯就騎牆的話，那麼你絕對會犯錯。正如克爾凱郭爾所言：
正如哲學家所言，生活只能倒著被理解，這完全正確。但他們忘記了另一個命題，那就是生活必須正著被經歷。如果好好思考一下這個命題，你就會意識到一個越來越明顯的事實：我們永遠都不可能真正地及時理解生活，因為在任何一個特定時刻，我們根本無法找到必要的參考系來理解它。
這種靜止和沉思的點，永遠不可能存在。在薩特看來，和一切事物一樣，在政治中，正確的方向從來都是往前——即使往前的路帶著你拐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兒，即使你走得太快，根本無法完全掌控，也只能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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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時，薩特在《摩登時代》的行為，還惹惱了另一位老朋友：在刊印《共產主義者與和平》的第一篇文章時，他沒有拿給聯合編輯梅洛-龐蒂看。薩特很清楚這種失禮的行為可能會得罪梅洛-龐蒂，但是他也明白，對方很有可能會反對這篇文章或者建議緩和一下語氣，可他薩特正在興頭上，哪能忍受這樣的拖延。
到這個時候，梅洛-龐蒂的立場已經更接近加繆，但有一個主要的不同點，那就是他曾經所信仰的是一個烏托邦，而加繆從未有過這種「夢想」。梅洛-龐蒂十分清楚他為什麼會成為信仰者，因此在放棄信仰之後，他反過來再去批判它時，見解也更深刻，但是無法讓他有更多的能力來挽救與薩特的關係。